“司马光砸缸”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故事，从清末、民国一直到如今，语文教科书几经更迭，但大多版本都收录了这个故事。
无数人物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籍籍无名，但司马光却凭借砸缸救人一事，“爆火”了上千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司马光后来做了哪些事，但对他的名字绝对不陌生。
相较之下，“司马光砸缸”里的另一位主角，那位被司马光救出来的小孩，则显得默默无闻，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起《司马光砸缸》这篇课文时，也从不提起此人。
但据传，司马光救下的那个小孩并不简单，他日后成了宋朝宰相，一度和司马光平起平坐。
既是如此，司马光那一砸，救下的便是一位宰相，此番佳话理应大书特书。
那为何仅有司马光流芳千古，被他救下的小孩却名不见经传呢？
一、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虚构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此事，这个被司马光从缸里救出来的小孩，压根就不存在，自然谈不上出名。
实际上，从语文教科书和历史故事书籍收录《司马光砸缸》一文以来，针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质疑，便从来没有停歇过。
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就质疑“司马光砸缸”故事的真实性，他认为宋代没有烧制大型水缸的技术，既然那个时候不可能有大水缸，司马光砸缸便无从谈起，只能是后世杜撰虚构的。
但其实这番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司马光砸的，本来就不是缸，而是“瓮”。
关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权威的出处是《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从这段记载可知，司马光是“击瓮”，而非“砸缸”。“瓮”和“缸”大多都是陶器，整体呈现出腹大口小的特点，但在器口上存在细微的差别。“瓮”的口子是束口罐状，“缸”的口子更长更大，呈长颈敞口状。
“瓮”和“缸”并不是同一种东西，由于它们太过类似，区别不明显，很容易搞混，清末民初很多文章干脆以更多人熟知的“缸”代替“瓮”，因此渐渐变成了“司马光砸缸”，但其实应是“司马光击瓮”。
而“瓮”这种陶器，古已有之，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足以装人的大瓮，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请君入瓮”，更是出自宋代之前的唐代。
所以到宋代时，有足以盛纳孩童的大瓮，并不稀奇，以宋代没有烧制大水缸的技术为由，质疑“司马光砸缸”的真实性，其实是混淆了缸和瓮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记载“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史料颇为丰富，其中的《宋史》还是官修正史，权威性较高。
此外，还有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的记载：“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
邵伯温是司马光的晚辈，和司马光处于同一时代，邵家和司马家是世交，邵伯温对司马光的事迹非常了解，因此他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除了这些史料记载，但凡是司马光的传记，基本上都记载了司马光于年幼时击瓮救人的事迹，只是在细节上有略微的差别。
可见司马光击瓮救人确有其事，而通过“京、洛间画以为图”，他的这一事迹很快就广泛传播开来，家喻户晓。
不过故事里的另一位主人公，那个被司马光救出来的孩子，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了。
二、
在绝大多数史料里，都只记载了司马光救人一事，却没提到被救人的姓名，而统一用“小儿”或“一儿”来代替。
不过此人姓名家世并非毫无踪迹，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光山县，当地的县志和上官氏族谱中，记载着司马光所救之人的身份信息。
这个人叫上官尚光，他出身于当地的豪门富家，从小就和司马光是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玩耍。
司马光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他六七岁时就“凛然如成人”，而且天资聪颖，只听了一遍《左氏春秋》，就掌握其中主旨大意，可以讲给自己的长辈听，连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都惊叹于他的天赋。
此后，司马光便进入“神童”模式，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还有刻苦读书的态度，每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小小年纪就读了很多书，见识不凡。
有一天，大人们不在，七岁的司马光和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个大瓮，里面装满了水，上官尚光年纪尚小，性格顽皮，非要爬到瓮口要看个究竟。
结果上官尚光一个没注意，失足掉进大瓮里。瓮里器壁长有青苔，十分光滑，难以抓住，上官尚光又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突然掉进装满水的大瓮里，一下子吓懵了，只知道挣扎，却没办法从里面出来。
周围的小孩子们都吓傻了，见状有的跑走，有的赶忙去喊家长，但司马光临危不乱，他觉得现在喊人肯定来不及，上官尚光在水里挺不了多久。
可是大家都是矮小的孩童，够不到里面的上官尚光，大瓮又很重，从侧面推倒是不可能的，这可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司马光急中生智，他搬起一块石头，砸破了大瓮，里面的水顿时流了出来，上官尚光就此得救。
其实上官尚光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但他十分感激司马光的救命之恩，于是改名“尚光”，以表尊敬和感谢之意。
这件事对上官尚光的影响很大，他自此改掉了顽劣的性格，认真读书，再加上他不凡的出身，他竟在朝廷里平步青云，官至宰相，权力很大。
不久后，上官尚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辞官回乡。但上官尚光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回到家乡后，仍对司马光小时候救自己性命一事非常感激，不仅把此事传颂乡里，还专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光县城西龙堤南坡盖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感恩亭”，又作“尚光亭”，以永世纪念司马光。直到如今，这个亭子还在。
如此看来，上官尚光的成就并不算小，曾官拜宰相，他还专门给司马光修建感恩亭，以纪念他的救命之恩，这些在古代可称之为佳话，值得大书特书，广为传颂。
那为何上官尚光最后籍籍无名，以至于在史书上只落得“小儿”二字，连姓名都没有呢？
这恐怕与上官尚光身份的真实性有关。关于上官尚光就是司马光所救之人的记载，只见于光山县志和上官氏族谱，除此以外，再没有相关的史料佐证。
而且它们记载上官尚光曾官至宰相，但在宋代正史中，既没有上官尚光这位宰相，也没有此人的姓名，就连只鳞片甲都没有留下。
这便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上官尚光确是司马光所救之人，但他并未官至宰相，而只是凭借家族财富，小有家资，得以给恩人司马光修亭，而所谓宰相，可能是后人自吹自擂，给先祖贴金；
二是上官尚光此人是虚构的，或者他至少不是司马光所救之人，毕竟单凭地方县志和族谱的记载，并不能确定他就是司马光砸缸救出的那个孩子。
不论是正史还是司马光的自述，都没有提到上官尚光，他的真实性存在质疑，自然没有名气。
换言之，即使上官尚光真的是司马光所救之人，他也确实是宰相，他亦不可能后世留名，因为“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主角，只能是司马光。
三、
这不仅仅是因为司马光在故事里是机智的救人者，理应璀璨夺目，更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司马光砸缸救人”故事真正的“爆火”，是在他去世之后。根据《宋史·司马光传》中的记载：“光持石击瓮破之……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这里的“其后”，不是司马光救人之后，而是他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史料记载这件事。
那么这件陈年老事，为何在起初没有广泛流传，却在司马光离世前后传遍了京洛，震动了天下呢？
这是因为司马光砸缸救人故事里体现出的善良与仁厚，和当时百姓迫切希望司马光“活百姓”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宋神宗时期，朝堂上有两股政治力量，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王安石认为北宋积弊渐深，必须要下猛药，在政治、军事、经济多个领域实施新法，改革弊病。
而司马光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擅变，实施新法不仅对国家无益，反而还有损于百姓，破坏社稷根基。
变法派和保守派泾渭分明，他们在朝堂上展开激烈的党争，无数人卷入其中。
但变法前中期，宋神宗革除弊病的决心很坚定，他支持王安石，全面实施新法。司马光愤而辞官，离开京城，退居洛阳，自此不再讨论政事。
那时正是司马光一生中的低谷时期，此时是王安石的变法派当权，司马光被边缘化，自然也听不到关于他砸缸救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王安石新政的推进，新法的弊病愈发显露出来，许多贪官酷吏趁机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结果是地主的利益受到新法的影响，百姓也遭到了重大损失，变法失去了民心基础。
宋神宗在一片落寞中死去，王安石最后的靠山倒塌，年幼的哲宗即位，朝政由神宗母亲宣仁太后把持。宣仁太后反对变法，神宗一死，她便立即召回六十七岁的司马光，让他主持朝政，废除新法。
在当时，王安石的新法搞得民怨沸腾，百姓们生活在苦海之中，一听说司马相公要回来了，纷纷夹道欢迎，并高呼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这里的“活百姓”，是老百姓们对司马相公的寄托，他们迫切的希望司马光赶走王安石，主持朝政，废除那些折腾人的新法，还他们一个太平。
客观地讲，司马光并没有做到“活百姓”，他主持朝政后，不分青红皂白，把新政一律推倒，哪怕是有利于百姓的也全部废除，并任用了蔡京这等奸佞之臣，污蔑打击变法官员，致使朝局更加混乱。
但是在百姓朴素的价值观里，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位仁慈善良，心怀百姓疾苦的栋梁之臣，司马光就是他们希望的载体。而司马光过去“击瓮救人”的故事，体现的正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善良品格，这和百姓的期许是一致的。
于是借着这股“东风”，“司马光击瓮救人”的故事，不胫而走，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司马相公仁慈爱民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自己亦将废除新法，形容为“拯溺救焚”，这四个字蕴含的意味，和“司马光砸缸”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其次，在王安石下台后，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党政，而司马光是保守派的领袖，是“抗击”王安石，“挽救天下于危亡”的旗帜。
所以，不论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还是其他人想借用他这面旗帜，都会推动“司马光击瓮救人”继续流传，直至深入人心。简而言之，传播“司马光击瓮”，其实是一种政治宣传，它有利于树立司马光正面的形象。
这和后世借此事教育学生善用智慧，在目标上是不一样的。教科书上的“司马光砸缸”，主要是描述救人的过程，启迪人的智慧，但在宋代，人们在意的不是救人的过程，而是通过救人，体现的司马光之“仁心”。
所以史书对此事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多为“小儿掉瓮，司马光击瓮，小儿得活”这样的模式，而被救之人的身份信息并非重点，自然就不必花费笔墨。
因此别说上官尚光身份存疑，即便他真的就是司马光所救的那个孩子，他日后也确实官居宰相，他也只能成为故事里的绿叶，去衬托司马光的仁爱。
在正史里，这个被司马光从瓮里救出来的人并没有太多记载，仅有的身份信息都出自地方志和族谱，不够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课从来不提司马光砸缸救出的小孩是谁，便很好理解了，毕竟一位身份尚未确定的人，如何讲给学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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