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悲壮的一幕在长江江阴水面上展开，8艘军舰、20艘商船，在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将军指挥下横列一队，然后徐徐下沉。沉船封江，意在阻挡日军沿长江进入我国腹地，为我军在地面抗击日寇消解后顾之忧。然而，在江阴构筑的“水下封锁线”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37年8月12日，中日在上海的战事，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双方部队都已经进入阵地，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近郊。
在距上海100多公里的江阴江面上，聚集着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由海军部长陈绍宽上将指挥，海军官兵们正在执行最高军事当局的一项绝密军事任务。
11日下午，蒋介石根据上海局势的发展情况，断定战事已经不可避免，一面命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师、88师，准备对驻沪日军围攻；一方面令海军部长陈绍宽按预定计划，立即前往江阴江面沉船封江。
陈绍宽接到命令后，令“甘露”、“青天”2艘测量船和“绥宁”、“威宁”2艘炮艇立即升火，连夜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江阴下游所有灯塔、灯标、灯桩、灯船及测量杆等航路标志，一律破除；他自己则登上“宁海”号巡洋舰，率领第一舰队主力“平海”、“海容”、“海筹”、“应瑞”、“逸仙”等舰艇，从南京草鞋峡等处起航东驶。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海军摇篮的古老练习舰“通济”号和“德胜”、“威胜”、“武胜”、“大同”、“自强”等6艘军舰，“辰”、“宿”2艘鱼雷艇，以及从国营招商局与各轮船公司征用的“嘉禾”、“新铭”、“同华”等20艘商船，也于12日聚集江阴江面，按照事先划定的位置，一字排开。
当如血的夕阳映照在江面的时候，这批作为中国海军和近代水运最早历史见证的舰船，在同一时间打开了船底的阀门，缓缓沉入孕育了它们的扬子江底。水兵和船员们脱帽致敬。人们的脸上挂着依恋的泪珠。
为了阻止聚集在上海的日本海军从长江突袭首都，这批年逾“古稀”的舰船，作出了最后的奉献，用自己的躯体，筑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水下钢铁大坝。
可是，单靠这20多艘舰船来封锁浩渺的长江，还远远不够。接着，又先后调集了“公平”、“万宰”、“泳吉”3艘商船，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等地的8艘日本趸船，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大吨位军舰，沉江阻塞水道。为了填补江底封锁线的空隙，海军又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征用了185艘民船、盐船，填入石子3000余英方又65020担又2354英吨，连船带石沉入江底。
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为了建造这条水下封锁线，在约2个月的时间中，共有12艘舰艇、200余艘船只为国“捐躯”。它们为中国海军和海战的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为了保护这条封锁线的建造和安全，海军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亲率“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主力战舰驻防江阴江面。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硝烟吹到了江阴。八九月间，日军飞机连续轰炸中国军舰，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战斗在这里猛烈展开。发生在江阴江面上的海空战斗，是淞沪战事的一部分，又是保卫首都作战的序曲。
8月16日，日机开始分批空袭江阴江面的中国军舰。第1舰队的舰载高炮、高射机枪与江阴要塞的防空武器猛烈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使敌机始终不能接近封锁线。自此，日机不断袭扰，中国海军英勇还击。22日，“宁海”舰旗开得胜，击落日机一架。双方在江面较量了一个月，互相都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9月22日，随着一阵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数十架日机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地从东方飞来。这批日机分别从“加贺”号航空母舰和陆上基地起飞，组成大编队机群，猛袭“平海”、“应瑞”二舰。
江面上被雨点般的炸弹，激起高高的水柱；天空中由密集的高射炮弹，组成红红的火网。
激战中，“平海”舰舰长高申宪腰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强忍着伤痛，继续指挥。
“轰！”一枚炸弹在甲板上炸开。孟汉霖、高昌衢两名水兵应声倒下。
炮手周壮发正在瞄准敌机，准备发炮，一块弹片飞插进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军装，他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发炮。
日机一批批地轮番轰炸。惨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平海”、“应瑞”二舰共击落敌机5架，它们自己也被炸伤；海军官兵有11名阵亡，23名负伤。
23日，又有72架敌机蔽空而来，“宁海”舰和昨已受伤的“平海”舰与敌机接火。“宁海”舰舰长陈宏泰，身受重伤，仍坚持指挥。一颗炸弹炸断了机枪手刘馥的枪架纵轴。他不顾枪体已经炽热，用手抱住枪体继续射击，直至双手被烧灼得皮焦肉绽。官兵们轻伤不下火线，坚持裹伤再战。这一天，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多架。可是，“平海”、“宁海”二舰也因多处受伤而相继沉没；海军官兵又有15人阵亡，49人负伤。
25日，日机数十架三度来袭。陈季良司令已移驻“逸仙”舰继续指挥。敌机对“逸仙”舰实行低空疯狂轰炸。“逸仙”舰在击落敌机2架后，伤重沉没。
停驻江阴附近江面的“建康”舰，眼见自己的姐妹舰被炸沉，全舰官兵同仇敌忾，急忙赶来救援，在龙梢港附近与日机遭遇。日机分前后两队向该舰夹击，舰上的官兵以高射机枪和步枪等各种火器猛烈还击。舰长齐粹英、副舰长严又彬均在指挥作战中身负重伤，全舰阵亡9人，负伤28人。在经过激烈拼搏后，该舰舰体多处被炸坏，各舱同时进水，旋即沉没。
在第1舰队的4艘主力战舰先后被炸沉后，海军部长陈绍宽又令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楚有”舰前往江阴江面支援。该舰于28、29日连遭日机4次轰炸，要害部位被击中，支持到10月2日，终于下沉倾覆。嗣后，江阴江面的海空对战持续不断，中国海军官兵先后又击落击伤日机10余架，但“青天”、“湖鹏”、“湖鹗”、“江宁”、“绥宁”等舰和“应瑞”舰亦相继被炸沉。
在海军舰艇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国军事当局决定，将其余舰艇的火炮拆下，安装到长江两岸的要塞阵地上，用以攻击敌舰。
那么当时为什么决定沉船封江？江阴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腹地。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自西向东蜿蜒数千里，流至江阴八圩港，倏地豁然开朗。江面开阔，水天一色。至南通时江面宽度已达10公里，至海门则达15公里。而江阴，这个上海与南京之间长江最狭窄的地段，江面仅宽1500米。
历朝历代，江阴均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即有“江海门户”之称。这里不仅江面狭窄，而且流急浪高，两岸峻岩夹峙。只要在两岸上安放几门大口径火炮，庞大的舰队很难通过此处上溯。
早在春秋时代，吴国就在江阴的席帽峰修筑烽火台，自南北朝起历朝历代均于此地驻屯水师、设置关隘。清朝更重视这一战略要地。
自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起，即在黄山、巫山、申港、夏港、新港等地修筑炮台。乾隆年间，又在江阴两岸设汛，安排绿营水师驻防。道光二十年（1840年），江阴已建成石牌炮台、黄山炮台、黄田港炮台、闸西敌楼、夏港墩、申港墩、芦埠台、桃花墩、谷渎墩、谷渎炮房、范港墩、泗港墩、善港墩等14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江阴后，为防止清军由上海逆流而上攻打天京（南京），在两岸岩石中嵌入铁桩，拉起了横贯江心的铁索。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将这里视为拱卫京畿的水上“马其诺防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声揭开了中日8年全面战争序幕，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打响。国民政府迅即制定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对水上作战战略作出指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这一作战方案看似合理，但中日海军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海军难以担当制敌重任。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日本海军已拥有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4艘，旧式战舰与装甲巡洋舰10艘，重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105艘，潜水舰64艘，潜水母舰4艘，炮舰13艘等，总吨位约达110万吨。
中国海军舰只吨位仅6万8千吨，而且装备落后。
中国海军没有能力与日本海军在海洋上决战，因此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陆战”，以长江下游为布防重心，一旦海疆有危险，舰队封锁出海口，消灭长江内的日本军舰，而后相机往近海推进。
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战略构想并没有进行过像模像样地实兵操演，所以海军舰队在长江作战只是理论上的战略构想。如何封江？如何组织舰队迎战？均不得要领。
1937年7月下旬，海军将“楚泰”舰、“正宁”艇、“肃宁”艇与“抚宁”艇调驻闽口，“公胜”舰调往广州，“诚胜”舰调往青岛，“普安”舰与“永健”舰驻守上海，其余舰只均从上海附近各军港陆续调出，集中到江阴上游的长江江面。但这支舰队既不熟悉内河作战的特点，又缺乏有效的指挥机构与协同作战能力，虽陈列艨艟数十，仍无济于事。
无论如何，中国海军必须在江阴阻击日军，因为江阴一旦失守则门户洞开，南京无险可守。
在这紧要关头，当局作出最笨拙而且代价最昂贵的决策：沉船封江。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要制敌先机，封锁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船舰与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的归路，并且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海军部长陈绍宽提出立刻实施沉船封江行动，并获得批准。会议决议在8月12日执行封江。
8月11日晚，陈绍宽登上了“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平海”、“宁海”、“海容”、“海筹”、“应瑞”、“逸仙”等舰艇驰赴江阴。与此同时，江阴下游的江面上，炮声隆隆，火光翻腾，“绥宁”、“威宁” 冒号炮艇奉命在行进途中，将水道航标逐一轰毁。
8月12日，陈绍宽率部抵达江阴，开始了令海军痛心无比的沉船封江行动。20艘被征用的商船以及“通济”、“大同”等8艘老式军舰，在拆除舰炮后，随着陈绍宽一声令下，全部沉入江阴水道。
江阴封锁线初步形成。陈绍宽立刻移驻“平海”舰，指挥中央舰队警戒在封锁线上。此后，海军当局为了加固封锁线，责成沿江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征集民船180多艘，载运巨石3000多立方，碎石6500百多担，以充填沉船空隙。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及沿江民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然而，江阴封锁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本侵略军虽未能沿长江西进，但从陆路进军，还是攻陷了南京。“水上马其诺防线”形同虚设。
江阴沉船封江的计划又为何失败呢？江阴沉船封江失效有几种说法。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泄密。
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早已被化名廖雅权、潜伏在南京汤山温泉当服务员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引诱下水。7月28日晚，他利用在咖啡馆挂衣帽之机，与日本间谍交换相同式样的黑呢帽，将绝密情报传递出去。
日方获得情报后马上采取措施。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沿江而下，以避免被中国海军封锁。陆续通过江阴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当时中国海军第1舰队的“逸仙”、“建康”、“中山”、“永绩”各舰，以及第2舰队的部分舰艇正在向湖口集结，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但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致使日舰逃脱约20艘，到13日封江之后日舰已经走脱一空。
还有一种说法是海军内部派系倾轧严重，坐失战机。
就封江战术而言，水雷封锁成本低廉，效力较大，覆盖范围广。而沉船封江只能形成一道范围狭小而且不具攻击性的静态水中障碍，成本高昂，执行不易。
长江的江阴段水深达100英尺，沉船未必能发挥堵塞效用。事实也如此，到1938年6月日军已将堵塞线上的大型沉船打捞干净，航道清理完毕，13舰又可以溯江而上了。
抗战期间的《海军杂志》曾对沉船封江作了检讨：平均以半海里计，三海里纵深的封锁面积，如用水雷封锁，只需配备500具，便可构成一坚强之封锁线。每具平均以400元估计，所费不外20余万元。用轮船封锁，需要二三千吨的商轮20余艘，其总额约在1500万元至2000万元上下，超过水雷封锁价格达80倍以至100倍。再参照我国轮船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形，仅有的船只尚需留着作为后方运输之用，若一旦都征集到前方施行堵塞，那么影响军运的前途一定是很大的……
沉船封锁，防卫力较大，敌人从事破坏需费大力量。可是沉船不外是一种主干工作，沉船之外，还需加配各项辅助工事。譬如江阴封锁线沉船之后，还继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沉石等各项辅助工事，来加强封锁线的防御力。不过沉船封锁，无论怎样坚固，总属于一种单纯的堵塞性质。
既然海军部洞察沉船封江的弊端，为什么还要进行沉船封江呢？因为当时中央海军制造水雷能力不足，购置、布放水雷的任务主要由江阴的电雷学校担任。电雷学校是蒋介石为逐步取代闽系建立起来的“嫡系”海军学校，直属于军政部，独立于闽系的中央海军之外。
闽系平素极端排斥电雷系，即使在战时也不愿摒弃前嫌与之通力合作，结果双方各自为战：中央海军的大舰在进行防空作战，电雷系的鱼雷艇只好逮到机会骚扰一下日方。而且，海军所属的水雷工厂不能为电雷系所用，只能向德国购入昂贵的进口水雷。其恶果就是，水雷数量极少，影响了整体作战效果。这样的互相倾轧直到封江之际还未停止。
闽系的中央海军与电雷系统互相排斥。沉船封江时，中枢系统中的反闽系人士就提出将闽系的“海容”、“海筹”两艘旧舰沉没，有借封江削弱闽系实力之嫌。陈绍宽则反问：非闽系的老舰当如何处置？最后为了平衡关系，只能将广东的“海圻”、“海琛”舰也一起下沉。陈绍宽对欧阳格的电雷学校平素多有不满，即使在作战时也处处冷淡。欧阳格则对闽系海军的折损窃喜不已，并有不少讥讽之词。旧中国海军派系倾轧，即使在抗战进行中也从未中断过，致使封江战术成本高，效果差。
江阴沉船封江，中国海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扬子江水。长眠在江底的中国战舰，记载着中华民族一段血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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