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准确地说是住东大地，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青年东街小学我们的七夕?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青年东街小学我们的七夕
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准确地说是住东大地。
7岁的时候,按照住址划片儿,我在法华寺街小学上一年级。
法华寺始建于明弘治十七年,清康熙及同治年间重修，是北京外城的大寺之一。清朝的时候这块地属于大兴县管辖,所以寺庙的全称叫大兴法华寺。
现法华寺大门
法华寺街小学在葱店西街上,离法华寺很近。以前这里是一片义园（公益墓地）,后来就成了乱坟岗子, 1954年建成小学(当地人管这儿叫“一小”)。那时学校是两套院子带一个操场,冬天取暖靠煤球炉子,上音乐课都要把风琴现搬到教室。因为以前是坟地,所以后来学校只要动土施工,挖出个骷髅头、臂骨腿骨什么的,同学们都见怪不怪了。
小时候我们这片儿流传一句话：“一小”是坟头儿（墓地）,“二小”是破庙(法华寺) ,“三小”是个好学校。其实这“三小”根本就不存在,也有人说指的是不远处的营房小学。
上学的时候，葱店西街上有两个地方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北京围巾厂,在葱店西街靠北路西,后来围巾厂这地儿开了飞天宾馆，为啥叫这名字呢？因为以前围巾厂生产的围巾就是飞天牌。
以至于后来有一次温家宝总理冬季出访,一位围巾厂的退休工人一眼就看出温总理戴的围巾就是他们厂生产的,老工人连这围巾的货号还能说出来。
第二个地方是在街北头儿路东,其实是家“和得社”（合作社），住在附近的人管这儿叫“双星”,这里卖油盐酱醋,也卖作业本,最吸引人的是各种好吃的。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谢俊梅老师,谢老师皮肤白皙,面庞清秀,眼睛小。开学第一天是我妈送我，就送过这一回,后来都是自己走或跟同学结伴。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来自葱店、西唐街、沙土山、东大地。
二年级班主任是李秀荣老师,李老师比谢老师高,圆脸儿,眼睛大。那时因为班级多,我们是上半天课。李老师就到校外找地方给我们上课,我记得曾经去过东唐街街道的一间大屋里做练习。
进入二年级后,教算术的是一位女老师,姓侯,一看就身子骨儿挺弱,老佝偻着腰,说话也有气无力的。记得教室黑板下有一个水泥台儿,她每次得抠着板槽才能迈上台阶。
但她的教学水平很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而且她脾气特好,有耐心。印象最深的是她教我们审应用题,每道题必须读三遍,读完后用笔在题后画三个小竖道儿做为记号,这个方法的要领是每一遍都要和新读题一样,不能马马虎虎,自以为是。
当时我最怵头做应用题,结症就是审题不认真。最开始觉得侯老师教的这个方法特麻烦,但后来慢慢地尝到了甜头,算术的成绩有大幅提高。
侯老师的家就在学校里,在锅炉房旁边，她有两个儿子,学习都很好。
就在前些年我在街上还碰见了侯老师,年轻时就病病歪歪的她,现在依旧还那样,人真的没怎么显老,我不禁感叹起岁月的神奇。侯老师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让我惊喜不已。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王芙蓉老师,王老师的年纪比谢老师和李老师年纪都大,人很温和,王老师就住在49中后身儿的教工宿舍。
四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的班主任是蔡淑琴老师,蔡老师个子不高,微胖,戴眼镜,小薄嘴唇。蔡老师的爱人姓肖,在赞东小学教美术,那会儿净是老师找老师的。
蔡淑琴老师和我（2018年）
我小学的班主任都是女老师，小学里男老师就是少。
蔡老师的同事加闺蜜(那时可没这个词儿)是贾佩兰老师,贾老师是我姐的班主任,贾老师人特漂亮,当时梳着两条大辫子,一看就干练泼辣,听我姐说她有点
儿厉害。
贾佩兰老师和我（2018年）
另外我三舅也是法华寺街小学毕业的,他的老师是刘永胜,就是后来的光明小学校 长。
本来二舅也应该上法华寺街小学,他那届学生多，他被分配到体育馆路小学。
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即清晰又模糊的记着一件事,就是当时高年级的一位男同学在某次中央级重要的会议上给李先念同志戴过红领巾(邢万勇同学也记得此事)。这位同学就住在东大的街上,和我们班王卫权同学(后转走)住对门儿。
那时这位光荣的同学家里还摆着他为李先念同志戴红领巾时的照片。这位同学还在学校坐过汇报,我记得十分清晰,他形容自己那天的情景是这样写的-—我像一只幸福的小燕子飞上了主席台。
小学时唱的歌几乎都忘了,只记得有一首叫《小松树》——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红五月歌咏比赛,班主任蔡老师虽然是教语文的,但她对唱歌比较在行,由她选定了一首歌,现在我只记得这首歌的第一句—-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像那雄鹰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一座又一座大雪山呐……
到了歌曲的副歌部分还设计了二声部轮唱,轮唱在当时觉得很奇妙——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但是练习之初,两个声部配合不好,不是第一声部跟第二声部跑了,就是第二声部跟第一声部跑了,那会儿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都要练歌,经过反复磨合,两个声部终于相得益彰。歌咏比賽我们班发挥得非常好,拿没拿名次我忘了,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当年有一部万人空巷的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 ,故事讲的是美国的失足青年被政府收编,让他们深入敌后戴罪立功。印象最深的是剧中人酋长,他擅长玩飞刀,他飞刀玩得出神入化,煞是好看,旋即社会上刮起了一阵“飞刀风”。
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班里的男生几乎每人一把飞刀,当然大家玩得不外乎是削铅笔用的竖刀,横刀还有苹果刀,一到下课的时候班里的门框、窗框、讲台就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玩飞刀,我们班还出过一次事故。男同学刀不离身,中午回家吃饭都带着刀子,下午上学时校门还没有开,同学们就在校门口玩耍。
男生玩起了“骑驴”,这个游戏需要一人双手扶墙,弓身猫腰儿趴在墙边,另一位同学助跑跳上。当“驴”的同学裤兜里装着一把竖刀,并且刀尖儿朝上,当一名同学稳稳地坐在“驴”身上的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叫,他的小腿正划在同学裤兜里的刀尖儿上.没过多久,学校开会叫停了这股“飞刀风”。
后来《加里森敢死队》也停播了,据说是逮着一帮去百货大楼偷东西的小偷,警察一审,小偷就全撂了——偷东西的手法是和《加里森敢死队》里学的。
电视的传播速度惊人,老百姓的谈资多一半儿来自电视,电视上的服装以及语言很快也会被大家效仿与传送。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就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这也和看电视有关
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剧名我忘了,是反映矿工生活的。剧情中有一个桥段:在矿工食堂,一名女工新烫的头,男矿工们看着新鲜,就起哄架秧子地喊起了“大花卷”。
话说一天下午放学,班主任蔡老师让我一个人留下,然后去送其他同学出校门。一个人留在教室里的我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脑子飞快检索着最近犯了什么错误.
就在这时校门口响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大花卷儿……大花卷儿……”。因为我们班教室就在前院儿,所以声音听得特别清楚。蔡老师都要走到教室了,听到外面的声浪后又把所有同学都提搂回来了。
等全班同学都回来后老师让我一个人放了学,蔡老师脸色特别难看。我从刚才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变成幸运儿。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老师留下我干嘛,第二天听同学说蔡老师怒了。
原来是蔡老师那天也是新烫的头,在同学们高呼“大花卷儿”的时候,蔡老师以为在说她,同学给老师起哄,老师能不急嘛!老师急到什么程度呢?每个人都请家长,带头呼喊的邢万勇同学最惨,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把他的“两道杠”用剪刀剪得细碎。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致电邢同学,再一次证实这件事的缘由。邢同学跟我说:放学后大家无聊,也不知怎么就喊起了“大花卷儿”,那天蔡老师刚烫的头,她多心了……
我们小学的时候还在中南海里看过电影,那年过“六一”，老师把同学分成了两组，平时表现好的同学跟教算术的郑金老师去中南海里的小剧场看《泉水叮咚》,一起去的还有一位长着满脸青春痘的年轻男体育老师，平时表现一般的同学由班主任蔡淑琴老师带着去地下电影院看一部外国电影。
上小学的时候最爱上美术课,那可不是因为我喜欢画画,而是因为美术老师爱扯闲篇儿。美术老师叫彭玉林,男性、个不矮、戴眼镜,冬天爱穿中式棉袄,现在说起来彭老师说话有点儿黑色幽默,好多同学都在背地里叫他大彭。
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是每周播出一集,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也是万人空巷。
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同时段的电影和演出都会受到影响,这事儿就让大彭老师给赶上了。
话说那天播出的是《姿三四郎》的大结局,北京体育馆有演出,因为和电视剧播出的时间冲突,所以演出的上座率极低。演出的大轴儿节目是侯耀文和石富宽的相声,这二位上得台来发现观众不多就把节目给改了,来了个"现挂",当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的:
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来的观众不多吗?
石:这个我不大清楚。
侯:今天晚上播《姿三四郎》大家都在家看电视呢，
石:这电视剧是挺好看的。
侯:咱们今天也别让观众白来,咱俩在这给各位观众讲讲今天的剧情吧。
俩人接着就白活起电视剧的情节了,最后侯耀文给石富宽来了一个大背挎,把石富宽摔倒后,侯耀文还唱起了《姿三四郎》的主题歌。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一位男生,叫招辉。他家是体委的,就住在天坛东门对过儿的13号高层楼。这楼明显超高,建造的年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据说是当时的一位中央首长特批的。
这哥们儿挺高,白白净净的戴副眼镜,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经多见广,体委的孩子就是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不一样。
这哥们儿很好客,也可能是想显摆一下他们家,提前好几天就约同学去他家玩,我也是被邀请之列,可是就是这次去他家玩,又出事儿了。
我那天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班里去了十几位男生。同学到人家坐电梯看彩电(坐电梯,看彩电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 ,玩得不亦乐乎,这哥们儿还给每位同学都准备了小礼物。大家高兴过了头儿,在人家屋里和楼道里又吵又闹,弄得鸡飞狗跳,后果是邻居告诉了家长,家长告诉了老师,结果在班里造成了一次“地震”。
事后的第一次班会,班主任蔡老师让那天去人家串门的同学都站起来,结果大部分男生都站立起来。蔡老师和郑老师来了个男女混合双打,把站着的同学好一顿剋。
我还清楚地记得,郑老师说:你们这帮孩子真没出息,这是来个体委的孩子,要是来个高干子弟你们不得疯了啊!蔡老师火冒三丈,那是连挖苦带损,最后一句话最给力——你们这帮崇文区的土包子。
看到小学毕业照的日期大家会发现我们小学读了六年。
我们是第一拨小学读六年的,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建国以后学校都是秋季招生,从1971年改为春季招生,到1977年我上一年级时又改回了秋季招生。
问题来了,我们同一年级却存在两届,因为上届是春季招生的,所以比我们秋季招生的大半年。
到了五年级,我们就被分成了两拨—“大五班”和“小五班”。“大五班”小学五年级毕业,我们“小五班”小学上了六年。蔡老师的儿子肖克欣就是“大五班”的。
我在这里把照片里老师和同学的名字赘述一下,主要怕以后忘记。
第一排左起:王占仑、李卫东、谢俊梅老师、蔡淑琴老师、刘殿清老师、赵竹萍校长、韩仲和主任(已故) 、王恩萱副校长、于靖老师(校医,已故)、李秀荣老师、郑金老师、闫跃峰、何海滨。
第二排左起:刘艳洁、马娜、王春晓、赵雪芳、张建红、秦瑞田、苗辉、某某某、某某某、张艳军、王晓茹、刘玮、张艳玲、王丽华。
第三排左起:李德召、某某某、杨岩、李德(文)胜、李海涛、何永林、张志刚、招辉、邢万勇、李滨、杨树权、刘永卫(作者)、刘钟昆、杨玉和。
各位同学们看到文章后请和我联系
下面就说说我的几位同学吧!第一排左二是李卫东,李卫东小时候在农村跟着姥姥长大,快上学才回北京。他和我都住在东大地三巷,他住简易楼。
上小学没几年他家就搬到了营房宽街17号(如果我没记错门牌的话) 。他妈妈是工人（好像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很和蔼,像知识分子。他爸爸是老师,也很随和,他有个妹妹叫李珍,后来他家搬到马家堡去了。
李卫东左腮有一块不规则长方形胎记,胎记上长毛儿,所以小时候他落了一个“一撮毛儿”的外号,随着同学们知识面的增宽,他的外号又换成了“台湾岛”。
李卫东从小就是好孩子,各门功课都优秀,那真是品学兼优。他初中上26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他小升初考试失常,和我、邢万勇考入了十一中。我是学习一般,毕业考试发挥出色。班里的杨玉和(三排右一)学习也不错,但比李卫东还差一点儿,杨玉和考入了26中,杨玉和有个哥哥,他家住天坛东路64号楼，那会儿同学住楼房的不多。
全班最高的邢万勇同学（三排右七）,他小学毕业时身高达到一米六九,我妈当年第一次看到毕业合影时说，真是羊群里出了骆驼。
邢万勇住沙土山三巷,我住东大地三巷。他只有一个姐姐叫邢万红，他们姐弟的小名叫大红、大勇。
我姐叫刘永红,我们姐弟俩的小名叫小红、小永。
邢万勇姐弟俩都在体校练过,他练标枪,他姐练体操。我却从小四肢不协调,特别怕上体育课,尤其是我不会爬杆儿。
邢万秀和我都是学校鼓号队的,他是指挥,我司职小镲。
我和邢万勇夫妇（2018年）
邢万勇从小就是"带头大哥",我们几个同学在东四块玉浴池洗澡,在洗澡的水池子里扎猛子就是他的主意。
第三排右五是李滨,高年级转学到我们班。他是知识分子家庭,住49中后身儿的教工宿舍。
那时也没少去他家,去他家规矩多,比如敲门要轻,不能大声说话。去他家主要是看邮票,我集邮就是受他的影响。
第二排左四是赵雪芳,她有个姐姐叫赵芳雪,他们家长给孩子起名字真能偷懒儿。
第二排右四是王晓茹,当时觉得她是全班最漂亮的女生,按现在的说法是班花,她也是我们班合唱的指挥。说到班花,那我们班的班草应该是邢万勇。
最后想说说第三排左一的李德召,李同学住东大地四巷,我住东大地三巷,四巷可不和三巷挨着,而且是大吊脚儿,四巷在红桥商场南边儿。
李德召是个小胖子,话多,挺逗的,学习不大好,但作文还行。在爷爷奶奶家生活,家境好像不错。
一次春游北海,几年级我忘了,肯定是高年级。李德召去北海餐厅喝啤酒去了。
结果被别的班老师看见了,回来后就受到老师一顿恶批。老师问他春游带来多少钱,李德召说她奶奶给他两块钱呢,挨批评都带着一种骄傲。
老师说你带两块钱就去喝啤酒啊!班里带两块钱以上的都站起来,这时班里又站起来了几名同学,老师指着这几个同学对李德召说,你看人家也带两块钱怎么不去喝啤酒啊!
我有时候和李德召就伴儿回家,李跟我谈过他长大了找媳妇的标准,大概的意思是一定得瘦,穿裙子好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李德召找到他理想的媳妇了吗。
（本文作者：刘永卫 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