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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东莞是千年古县，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一颗耀眼明珠。然而，为何称为东莞，其建置如何演变，却很少人关注。可能在口耳相传中，大家都习惯了。
壹
东莞的得名和演变过程相当复杂，要厘清不容易，这里只是梳理一些学者观点，简单略述而已。
东莞的得名与莞草有关。现存最早的《东莞县志》作者卢祥，是明代正统七年（1442）的进士，他的《莞草》诗为后人熟知：
菀彼莞草，其色芃芃；厥土之宜，南海之东；
菀彼莞草，芃芃其色；不蔓不枝，宜簟宜席；
宜簟宜席，资民之食；邑之攸名，实维伊昔。
诗中道出了“东莞”得名之来源，这是知名人士谈及东莞得名与莞草有关的文献。
宣统年间，东莞籍探花陈伯陶编纂的《东莞县志·舆地略·物产》中提到：“莞音完，亦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可见，陈伯陶认同卢祥的观点。“莞草说”是东莞得名几百年来相沿的说法。
东莞的得名与盐有关。汉武帝平定岭南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在广东地区设立番禺、高要两个盐官。番禺盐官驻地位于今深圳南头古城一带。明代张二果编的《东莞县志》称：吴甘露间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并注“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由于番禺在高要之东，为有别于高要盐官，就称番禺盐官为“东官”了。盐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机构和盐场影响到当地地名的命名，也是有可能的。
东莞的得名与侨置郡有关。深圳张一兵先生在其《深圳通史》中有详细叙述：永嘉之乱后，北方一些世族和民众纷纷迁居江南，成为侨人，他们多邻里相随，聚族而居。东晋政权建立后，对北方大族实行优惠政策，满足其以旧壤之名建立原籍政府的要求，设立侨州郡。这些原籍政府设在南方原有的州郡中，没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有自己的行政机构，故称“侨置”。张先生认为：孙吴在南海郡番禺东面增设“东莞郡”之前，北方已有“东莞郡”的建置。吴黄武年间分南海郡东部地区增设的“东莞郡”，应该是南下土族在新开发地区所设“北方东莞郡”的一个侨郡。
“东莞”与“东官”是弄清东莞得名来源的关键。各种史志中常有：“莞”字本作“官”的记载，也有“官”“莞”同音运用之说，而史籍对郡县记载是非常严格的，无论“东莞”还是“东官”，应该各有所自。在东莞地区与“官”“莞”相关的行政设置主要有：吴黄武年间分南海郡立东莞郡；西晋初年东莞郡并入南海郡；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设东官郡；南朝齐时将东官郡郡治迁至怀安县；南朝梁时改东官郡为东莞郡，郡治迁增城县；南朝陈时将东莞郡治迁至政宾县（今清远）；隋废东莞郡立南海郡；唐至德二年（757）改南海郡下宝安县为东莞县。“东官”“东莞”几经变迁，最后以东莞县稳定下来，这大概是有些人说东莞古名“东官”的缘故吧。
把番禺盐官（东官）和侨州郡县作为“东官”“东莞”的源，历史文献资料是缺失的，只能是推测而已，有待进一步探究。
贰
东莞古为百越之地。秦国消灭楚国后，开始了征讨岭南的进程。郡尉屠睢、监御史禄率50万大军分五路攻打岭南，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今萌诸岭），一军处番禺之郡（今骑田岭），一军守南野之界（今大庾山），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乐平县一带）。苦战三年，屠睢为西瓯人所杀，任嚣代之，此时赵佗亦在军中。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战争结束。秦于南越建桂林、象、南海三郡，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并派官吏前来管理，留下部分军队镇戍，同时签发内地人口到岭南定居。秦朝灭亡后，赵佗称王，逐渐统一百越诸部，采取以越俗笼络越人之策。经过南海郡与南越国近百年的经营，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融合。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派20万“楼船卒”分五路向南越国都城番禺（广州）挺进，打响统一岭南之战。在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国后，西汉政府设置17个初郡，“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来管理边疆地区，就是指在初郡内部保留原有统治机构，封其郡长为王、为侯，且免除其“初郡”赋税。在岭南地区完全纳入中央版图后，作为南海郡属下的东莞开始了一个较长的开发过程，直至唐朝至德二年（757），宝安县治从南头迁到涌（今莞城），东莞县名才一直延续至今，蔚为千年古县。
叁
秦朝以前东莞处于国家边缘地区，尚未真正开发。根据曾昭璇先生研究，珠江三角洲在秦汉时期范围较小，新会仍为浅海，西、北江只到顺德县西境，中山市为浅海，番禺市桥镇、石碁镇以南仍为浅海，东江三角洲亦为浅海。因此，要了解汉朝以后的行政建置变化，尤需了解地域变化和弄清“东官郡”“东莞县”与“宝安县”三者之间在历史上的错综关系。
谭其骧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一文中说：“一个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区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县一级行政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那么以东莞县为名，其行政建置变迁大体可以以唐至德二年为标志，此前东莞沿革如下：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属南海郡。西属番禺县地，东北属博罗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
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8），分增城另立东官郡，吴甘露元年（265）在东莞地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
晋初，废东官郡，其地分属番禺、增城。
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立东莞郡，置宝安县。东官郡领宝安（男相）、安怀（令）、兴宁（令）、海丰（男相）、海安（男相）、欣乐（男相）六个县，郡治在芜城（今深圳南头）。
东晋义熙九年（413），析东官郡东部地区设义安郡（今潮州、梅州一带）。
南朝齐时（479—502），东官郡迁郡治于安怀（东莞故城，在大蓢村东）；辖宝安、安怀、兴宁、海安、欣乐、海丰、齐昌、陆安八县。
南朝梁天监三年（504）设梁化郡，兴宁、海丰等县析出。
南朝梁天监六年（507），改东官郡为东莞郡。
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复改东莞郡为东官郡。
隋朝统一后，废东官郡，地属南海郡。
隋朝开皇十年（590），废郡置以宝安县属广州。
唐武德四年（621），置广州总管府，宝安属之。
唐至德二年（757），将宝安改名东莞，县治从南头移至到涌（今莞城）。
在近千年建置变化中，令人感到十分频繁和杂乱，事实上在谈及古代行政建置时，必须有一个空间概念。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认为：各种行政建置都是在一个物理空间范围里叠加上去的，尤其是地名的变化，是人的行为叠加在这些地理空间上面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一旦地名、行政建置格局叠加在这空间上，历史就浮现出来了。人的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展开，也在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建制和符号上面体现出来。在古代，未开发地区与已开发成熟地区的概念是不同的，它不是成片辖区的概念。对于刚刚纳入国家版图的未开发地区，它被设立郡县的依据是基于线和点的概念。线主要是交通线，点主要是交通线上的一些关节点，或者是军事上的重镇，又或者是比较关键的地方。
秦朝设立的南海郡到西汉时主要相当于现在东莞以东的地区，其范围广阔，但大部分地区并不清晰，仅在东江沿线设龙川县、博罗县而已，好像只有两个点。其实南海郡最重要的点是番禺（广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说，东晋在（东莞）南头设立的司盐都尉，到晋成帝时立为郡，这只是个点和线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以番禺（广州）为中心，有一个负责供应岭南地区的盐场，盐场设了一个管盐的官，到了晋朝时，政府将管盐官变成了郡太守，这就是所谓的设郡了。“东官郡”就是一个点的概念。如果把东官郡理解为有辖区的话，那么这个辖区就是一直延伸到漳州地区，潮州、梅州、惠州、河源都属东官郡的范围。然而，这不是一个辖区的概念，只是在番禺（广州）东面有个管盐的官而已，不过它升格了，在朝廷（国家）概念上归它管，事实上也管不了，所以到晋安帝时，在潮州地区设立了义安郡。若又用版图概念来形容的话，这个时候的东莞郡就收缩到东江地区了，沿博罗、龙川到兴宁一线，再到下游的惠州。如此看来，其行政建置还是一个一个的据点。在设立义安郡后，又有了潮阳、海阳的设置，其基本逻辑仍是从广州向两翼延伸的交通线，这些郡县都是从路线延伸出来的点。由此可以看到第一个“东官”“东莞”或者原来叫“东官”后来叫“东莞”，这样的一个地理范畴，是随着岭南东部的开发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基本上还是汉朝原来的格局，与地理形成设置的概念没有大的变化。
肆
秦汉时期，岭南作为边缘地区，其行政建置是线和点的概念，但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岭南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郡县数量增加。南朝梁时，在惠州东部设立了梁化郡。隋朝时，东莞地区的东莞郡被废掉了，于是有了作为县的东莞，不过当时称宝安和增城，归属广州。唐至德二年，将宝安更名东莞，县治从南头移至到涌，这是东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在唐朝以前，珠江三角洲冲积带基本上呈长方形。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珠江西岸即是现在顺德、中山、新会一带大部分区域都是浅滩，在海洋航行上没有太大意义，反而促成了珠江东岸成为重要的海洋航行通道。宝安或者说唐代后来用回郡名的东莞，就恰好位于珠江东岸的位置上，因此东莞成了广州通往海洋的门户。这个行政建置的变化，从空间角度来看，已经完成了从点线到面的转变，宝安成了广州的一部分，它的整个地理位置以广州为中心。这个时候，迁移县治成了执政者考虑的问题，于是有唐至德二年宝安县治就从南头迁来到涌之举。东莞城位于东江三角洲与东莞丘陵之间，正当丘陵边缘平地，背水面山，地势略高，城南有著名的黄旗峰。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县治迁移为东莞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东莞成为广州通海夷道的门户，县内屯门成了天然避风良港，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必集屯门，再往南头、虎门取道珠江进入广州。广州出海则由屯门入南海，再驶往东南亚、波斯等地区。一方面东莞继续开发渔盐之利，保持产盐特色，全盛时期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东莞成为岭南乃至全国知名的产盐地区。
自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后，入粤人仕南下多走梅岭道，宋朝以后，南迁人仕渐多，以南雄珠玑巷氏族的南迁为代表，自北宋末年至元朝初的二百年间，大规模的氏族南迁有三次，其中以绍兴元年（1131）罗贵为首的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大规南迁为最著名。东莞大量的村庄都在这时期集中建立在东江下游三角洲的平原上（东莞县城以东）。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府州县的建制也越设越多。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将行政区域越设越小。宋代元丰五年（1082），广东运判徐九思采用香山进士、前鄂州军通判梁杞的建议，请求朝廷改香山为县未被获准，但许其置香山寨，专管巡捕盗贼，安靖地方。此时，香山拥有较大的香山崖银场、桂角银场和香山盐场，乡绅势力影响较大，故绍兴二十二年（1152）东莞县令姚孝资接受香山进士、前朝大夫陈天觉改香山镇为县的建议，请册上奏朝廷，终获诏准，将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县岛归香山，建立香山县（现在中山、珠海、澳门）。从此香山从东莞析出，“东莞”的区域只剩珠江东岸即现在的东莞、深圳和香港了。
现在的深圳、香港地区自从在唐朝被取消县级行政建置后，南头（原宝安县治）一带作为广东海防中路要塞失去了必要的设县管理，因而经常遭到海盗、番夷的侵扰。加之离县城（东莞）较远，乡民往来不便。正德年间有乡民请求恢复县级建制，没有被获准。隆庆六年（1572）乡绅吴祚向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请求，建议在东莞守御千户所的南头城恢复县治。刘稳赞同请求，呈文广东总督府，后殷正茂总督批转奏请朝廷，谕准设县，赐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从此东莞的行政区域范围基本定型，一直延续至今。
清朝初年，由于“迁海令”的影响，新安人丁骤降至2172口。康熙五年至八年（1666—1669），新安被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又重置。展界后，清政府实行开垦荒地政策，颁布措施，奖励迁民复耕。这时大批氏族从嘉应（梅州）、潮州、江西、福建等地拥入，他们成了东莞、宝安两地的客家移民先祖。在东莞尤以临深镇区客家人为多。
新安县是明朝广东为加强中路海防而进行的行政区域调整，把海防要塞和海上交通前沿地区屯门等地从东莞析出，改变了东莞千百年来作为海防最前沿的地位，于是东莞在广东海防体系与海上交通中的地位有所减弱。
由于珠江口海岸的变迁，清初东莞的区域优势变得更加突出。康熙年间，虎门成为海防重地，被称为“吾粤中路咽喉”。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广州粤海关成为全国最重要口岸，所有进入黄埔商船，必须停靠在虎门等候查验，于是东莞的虎门、镇口、石龙成为粤海关重要的税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断加强虎门的海防力量，后在1937年9月的虎门海战中，虎门要塞守军英勇抗战，取得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双方交战的第一次胜利，粉碎了日军从虎门登陆企图夺取广州的野心。
香港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东方转口贸易基地，堪与广州比肩。这个时期东莞的石龙镇凭借扼东江下游南北支流交汇处的优势，成为东江流域地区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1906年广九铁路开通后，石龙的经济地位又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广州、佛山、陈村齐名。东莞扮演了东江地区桥头堡角色，发挥了东江地区连接广州、香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东莞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成为“鱼米之乡”，自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逐渐走出了一条金色的“东莞之路”。
伍
以上简单略述了东莞的行政区域变迁，如果把东莞看成是个地理空间概念的话，东莞曾管辖过许多地方，如漳州、汕头、潮州、惠州、深圳、中山、香港、澳门等，后来这些地区都被划出去了。其实从汉朝一直到唐宋元时期的“东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范畴，可以称之为“东官”。“东官”的区位意义，不管是最早设立的盐场，还是后来变成一个郡，设立一个管理番禺（广州）以东地区，在地理上始终是以广州为中心，是广州控驭岭南东部的一个咽喉要地，这个区位意义一直到唐朝没有变过，只是到了宋朝后这个变化已从点和线的概念向面的概念转变。
东莞行政区域不断收缩的过程，是东莞周边地区不断发展的结果。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说，一直到清朝后期，新安地区（现在深圳、香港）不仅盐业经济发达，而且屯门还是广州对外贸易门户。明中叶以后，广东对外贸易转型，东莞成为西方商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之一，屯门也因此被称为“贸易岛”。南头则在澳门开埠前，起着广州外港作用，其贸易管理模式，在后来被上升为国家贸易管理体制的“广中模式”。可以说在新安析出东莞前，其区域内最受关注的还是后来的新安县。东莞县更多的是发挥其充当东宝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作用，它是广州东部的门户。
在新安县成立前，东莞县承托了历史以来的行政区域变化，新安县分离出来后，东莞、新安两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后来有“东宝一家”之说。民国三年（1914）新安县改名宝安县后，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这个“宝安”就是古时的宝安，其实古代宝安是指东莞县，宝安县不过是从东莞县分出来设立的新安县。
（作者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主要参考文献
1.［民国］《东莞县志》
2.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
3.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
4.刘志伟《从建置沿革看“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
5.张一兵《深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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