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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重走长征路(东莞建置沿革漫谈)(1)

许多人都知道东莞是千年古县,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一颗耀眼明珠。然而,为何称为东莞,其建置如何演变,却很少人关注。可能在口耳相传中,大家都习惯了。

东莞的得名和演变过程相当复杂,要厘清不容易,这里只是梳理一些学者观点,简单略述而已。

东莞的得名与莞草有关。现存最早的《东莞县志》作者卢祥,是明代正统七年(1442)的进士,他的《莞草》诗为后人熟知:

菀彼莞草,其色芃芃;厥土之宜,南海之东;

菀彼莞草,芃芃其色;不蔓不枝,宜簟宜席;

宜簟宜席,资民之食;邑之攸名,实维伊昔。

诗中道出了“东莞”得名之来源,这是知名人士谈及东莞得名与莞草有关的文献。

宣统年间,东莞籍探花陈伯陶编纂的《东莞县志·舆地略·物产》中提到:“莞音完,亦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可见,陈伯陶认同卢祥的观点。“莞草说”是东莞得名几百年来相沿的说法。

东莞的得名与盐有关。汉武帝平定岭南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在广东地区设立番禺、高要两个盐官。番禺盐官驻地位于今深圳南头古城一带。明代张二果编的《东莞县志》称:吴甘露间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并注“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由于番禺在高要之东,为有别于高要盐官,就称番禺盐官为“东官”了。盐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机构和盐场影响到当地地名的命名,也是有可能的。

东莞的得名与侨置郡有关。深圳张一兵先生在其《深圳通史》中有详细叙述:永嘉之乱后,北方一些世族和民众纷纷迁居江南,成为侨人,他们多邻里相随,聚族而居。东晋政权建立后,对北方大族实行优惠政策,满足其以旧壤之名建立原籍政府的要求,设立侨州郡。这些原籍政府设在南方原有的州郡中,没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有自己的行政机构,故称“侨置”。张先生认为:孙吴在南海郡番禺东面增设“东莞郡”之前,北方已有“东莞郡”的建置。吴黄武年间分南海郡东部地区增设的“东莞郡”,应该是南下土族在新开发地区所设“北方东莞郡”的一个侨郡。

“东莞”与“东官”是弄清东莞得名来源的关键。各种史志中常有:“莞”字本作“官”的记载,也有“官”“莞”同音运用之说,而史籍对郡县记载是非常严格的,无论“东莞”还是“东官”,应该各有所自。在东莞地区与“官”“莞”相关的行政设置主要有:吴黄武年间分南海郡立东莞郡;西晋初年东莞郡并入南海郡;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设东官郡;南朝齐时将东官郡郡治迁至怀安县;南朝梁时改东官郡为东莞郡,郡治迁增城县;南朝陈时将东莞郡治迁至政宾县(今清远);隋废东莞郡立南海郡;唐至德二年(757)改南海郡下宝安县为东莞县。“东官”“东莞”几经变迁,最后以东莞县稳定下来,这大概是有些人说东莞古名“东官”的缘故吧。

把番禺盐官(东官)和侨州郡县作为“东官”“东莞”的源,历史文献资料是缺失的,只能是推测而已,有待进一步探究。

东莞古为百越之地。秦国消灭楚国后,开始了征讨岭南的进程。郡尉屠睢、监御史禄率50万大军分五路攻打岭南,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今萌诸岭),一军处番禺之郡(今骑田岭),一军守南野之界(今大庾山),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乐平县一带)。苦战三年,屠睢为西瓯人所杀,任嚣代之,此时赵佗亦在军中。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战争结束。秦于南越建桂林、象、南海三郡,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并派官吏前来管理,留下部分军队镇戍,同时签发内地人口到岭南定居。秦朝灭亡后,赵佗称王,逐渐统一百越诸部,采取以越俗笼络越人之策。经过南海郡与南越国近百年的经营,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融合。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派20万“楼船卒”分五路向南越国都城番禺(广州)挺进,打响统一岭南之战。在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国后,西汉政府设置17个初郡,“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来管理边疆地区,就是指在初郡内部保留原有统治机构,封其郡长为王、为侯,且免除其“初郡”赋税。在岭南地区完全纳入中央版图后,作为南海郡属下的东莞开始了一个较长的开发过程,直至唐朝至德二年(757),宝安县治从南头迁到涌(今莞城),东莞县名才一直延续至今,蔚为千年古县。

秦朝以前东莞处于国家边缘地区,尚未真正开发。根据曾昭璇先生研究,珠江三角洲在秦汉时期范围较小,新会仍为浅海,西、北江只到顺德县西境,中山市为浅海,番禺市桥镇、石碁镇以南仍为浅海,东江三角洲亦为浅海。因此,要了解汉朝以后的行政建置变化,尤需了解地域变化和弄清“东官郡”“东莞县”与“宝安县”三者之间在历史上的错综关系。

谭其骧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一文中说:“一个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区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县一级行政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那么以东莞县为名,其行政建置变迁大体可以以唐至德二年为标志,此前东莞沿革如下: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属南海郡。西属番禺县地,东北属博罗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

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8),分增城另立东官郡,吴甘露元年(265)在东莞地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

晋初,废东官郡,其地分属番禺、增城。

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立东莞郡,置宝安县。东官郡领宝安(男相)、安怀(令)、兴宁(令)、海丰(男相)、海安(男相)、欣乐(男相)六个县,郡治在芜城(今深圳南头)。

东晋义熙九年(413),析东官郡东部地区设义安郡(今潮州、梅州一带)。

南朝齐时(479—502),东官郡迁郡治于安怀(东莞故城,在大蓢村东);辖宝安、安怀、兴宁、海安、欣乐、海丰、齐昌、陆安八县。

南朝梁天监三年(504)设梁化郡,兴宁、海丰等县析出。

南朝梁天监六年(507),改东官郡为东莞郡。

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复改东莞郡为东官郡。

隋朝统一后,废东官郡,地属南海郡。

隋朝开皇十年(590),废郡置以宝安县属广州。

唐武德四年(621),置广州总管府,宝安属之。

唐至德二年(757),将宝安改名东莞,县治从南头移至到涌(今莞城)。

在近千年建置变化中,令人感到十分频繁和杂乱,事实上在谈及古代行政建置时,必须有一个空间概念。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认为:各种行政建置都是在一个物理空间范围里叠加上去的,尤其是地名的变化,是人的行为叠加在这些地理空间上面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一旦地名、行政建置格局叠加在这空间上,历史就浮现出来了。人的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展开,也在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建制和符号上面体现出来。在古代,未开发地区与已开发成熟地区的概念是不同的,它不是成片辖区的概念。对于刚刚纳入国家版图的未开发地区,它被设立郡县的依据是基于线和点的概念。线主要是交通线,点主要是交通线上的一些关节点,或者是军事上的重镇,又或者是比较关键的地方。

秦朝设立的南海郡到西汉时主要相当于现在东莞以东的地区,其范围广阔,但大部分地区并不清晰,仅在东江沿线设龙川县、博罗县而已,好像只有两个点。其实南海郡最重要的点是番禺(广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说,东晋在(东莞)南头设立的司盐都尉,到晋成帝时立为郡,这只是个点和线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以番禺(广州)为中心,有一个负责供应岭南地区的盐场,盐场设了一个管盐的官,到了晋朝时,政府将管盐官变成了郡太守,这就是所谓的设郡了。“东官郡”就是一个点的概念。如果把东官郡理解为有辖区的话,那么这个辖区就是一直延伸到漳州地区,潮州、梅州、惠州、河源都属东官郡的范围。然而,这不是一个辖区的概念,只是在番禺(广州)东面有个管盐的官而已,不过它升格了,在朝廷(国家)概念上归它管,事实上也管不了,所以到晋安帝时,在潮州地区设立了义安郡。若又用版图概念来形容的话,这个时候的东莞郡就收缩到东江地区了,沿博罗、龙川到兴宁一线,再到下游的惠州。如此看来,其行政建置还是一个一个的据点。在设立义安郡后,又有了潮阳、海阳的设置,其基本逻辑仍是从广州向两翼延伸的交通线,这些郡县都是从路线延伸出来的点。由此可以看到第一个“东官”“东莞”或者原来叫“东官”后来叫“东莞”,这样的一个地理范畴,是随着岭南东部的开发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基本上还是汉朝原来的格局,与地理形成设置的概念没有大的变化。

秦汉时期,岭南作为边缘地区,其行政建置是线和点的概念,但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岭南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郡县数量增加。南朝梁时,在惠州东部设立了梁化郡。隋朝时,东莞地区的东莞郡被废掉了,于是有了作为县的东莞,不过当时称宝安和增城,归属广州。唐至德二年,将宝安更名东莞,县治从南头移至到涌,这是东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在唐朝以前,珠江三角洲冲积带基本上呈长方形。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珠江西岸即是现在顺德、中山、新会一带大部分区域都是浅滩,在海洋航行上没有太大意义,反而促成了珠江东岸成为重要的海洋航行通道。宝安或者说唐代后来用回郡名的东莞,就恰好位于珠江东岸的位置上,因此东莞成了广州通往海洋的门户。这个行政建置的变化,从空间角度来看,已经完成了从点线到面的转变,宝安成了广州的一部分,它的整个地理位置以广州为中心。这个时候,迁移县治成了执政者考虑的问题,于是有唐至德二年宝安县治就从南头迁来到涌之举。东莞城位于东江三角洲与东莞丘陵之间,正当丘陵边缘平地,背水面山,地势略高,城南有著名的黄旗峰。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县治迁移为东莞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东莞成为广州通海夷道的门户,县内屯门成了天然避风良港,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必集屯门,再往南头、虎门取道珠江进入广州。广州出海则由屯门入南海,再驶往东南亚、波斯等地区。一方面东莞继续开发渔盐之利,保持产盐特色,全盛时期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东莞成为岭南乃至全国知名的产盐地区。

自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后,入粤人仕南下多走梅岭道,宋朝以后,南迁人仕渐多,以南雄珠玑巷氏族的南迁为代表,自北宋末年至元朝初的二百年间,大规模的氏族南迁有三次,其中以绍兴元年(1131)罗贵为首的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大规南迁为最著名。东莞大量的村庄都在这时期集中建立在东江下游三角洲的平原上(东莞县城以东)。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府州县的建制也越设越多。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将行政区域越设越小。宋代元丰五年(1082),广东运判徐九思采用香山进士、前鄂州军通判梁杞的建议,请求朝廷改香山为县未被获准,但许其置香山寨,专管巡捕盗贼,安靖地方。此时,香山拥有较大的香山崖银场、桂角银场和香山盐场,乡绅势力影响较大,故绍兴二十二年(1152)东莞县令姚孝资接受香山进士、前朝大夫陈天觉改香山镇为县的建议,请册上奏朝廷,终获诏准,将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县岛归香山,建立香山县(现在中山、珠海、澳门)。从此香山从东莞析出,“东莞”的区域只剩珠江东岸即现在的东莞、深圳和香港了。

现在的深圳、香港地区自从在唐朝被取消县级行政建置后,南头(原宝安县治)一带作为广东海防中路要塞失去了必要的设县管理,因而经常遭到海盗、番夷的侵扰。加之离县城(东莞)较远,乡民往来不便。正德年间有乡民请求恢复县级建制,没有被获准。隆庆六年(1572)乡绅吴祚向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请求,建议在东莞守御千户所的南头城恢复县治。刘稳赞同请求,呈文广东总督府,后殷正茂总督批转奏请朝廷,谕准设县,赐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从此东莞的行政区域范围基本定型,一直延续至今。

清朝初年,由于“迁海令”的影响,新安人丁骤降至2172口。康熙五年至八年(1666—1669),新安被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又重置。展界后,清政府实行开垦荒地政策,颁布措施,奖励迁民复耕。这时大批氏族从嘉应(梅州)、潮州、江西、福建等地拥入,他们成了东莞、宝安两地的客家移民先祖。在东莞尤以临深镇区客家人为多。

新安县是明朝广东为加强中路海防而进行的行政区域调整,把海防要塞和海上交通前沿地区屯门等地从东莞析出,改变了东莞千百年来作为海防最前沿的地位,于是东莞在广东海防体系与海上交通中的地位有所减弱。

由于珠江口海岸的变迁,清初东莞的区域优势变得更加突出。康熙年间,虎门成为海防重地,被称为“吾粤中路咽喉”。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广州粤海关成为全国最重要口岸,所有进入黄埔商船,必须停靠在虎门等候查验,于是东莞的虎门、镇口、石龙成为粤海关重要的税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断加强虎门的海防力量,后在1937年9月的虎门海战中,虎门要塞守军英勇抗战,取得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双方交战的第一次胜利,粉碎了日军从虎门登陆企图夺取广州的野心。

香港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东方转口贸易基地,堪与广州比肩。这个时期东莞的石龙镇凭借扼东江下游南北支流交汇处的优势,成为东江流域地区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1906年广九铁路开通后,石龙的经济地位又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广州、佛山、陈村齐名。东莞扮演了东江地区桥头堡角色,发挥了东江地区连接广州、香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东莞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成为“鱼米之乡”,自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逐渐走出了一条金色的“东莞之路”。

东莞市重走长征路(东莞建置沿革漫谈)(2)

以上简单略述了东莞的行政区域变迁,如果把东莞看成是个地理空间概念的话,东莞曾管辖过许多地方,如漳州、汕头、潮州、惠州、深圳、中山、香港、澳门等,后来这些地区都被划出去了。其实从汉朝一直到唐宋元时期的“东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范畴,可以称之为“东官”。“东官”的区位意义,不管是最早设立的盐场,还是后来变成一个郡,设立一个管理番禺(广州)以东地区,在地理上始终是以广州为中心,是广州控驭岭南东部的一个咽喉要地,这个区位意义一直到唐朝没有变过,只是到了宋朝后这个变化已从点和线的概念向面的概念转变。

东莞行政区域不断收缩的过程,是东莞周边地区不断发展的结果。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说,一直到清朝后期,新安地区(现在深圳、香港)不仅盐业经济发达,而且屯门还是广州对外贸易门户。明中叶以后,广东对外贸易转型,东莞成为西方商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之一,屯门也因此被称为“贸易岛”。南头则在澳门开埠前,起着广州外港作用,其贸易管理模式,在后来被上升为国家贸易管理体制的“广中模式”。可以说在新安析出东莞前,其区域内最受关注的还是后来的新安县。东莞县更多的是发挥其充当东宝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作用,它是广州东部的门户。

在新安县成立前,东莞县承托了历史以来的行政区域变化,新安县分离出来后,东莞、新安两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后来有“东宝一家”之说。民国三年(1914)新安县改名宝安县后,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这个“宝安”就是古时的宝安,其实古代宝安是指东莞县,宝安县不过是从东莞县分出来设立的新安县。

(作者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主要参考文献

1.[民国]《东莞县志》

2.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

3.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

4.刘志伟《从建置沿革看“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

5.张一兵《深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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