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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遇害父亲踏上寻仇之路(儿子27年前遇害他曾反复上访)

儿子遇害父亲踏上寻仇之路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谁也没想到,听证会现场会发生如此一幕。

中途休息时,犯罪嫌疑人杨忠(化名)低着头走到吕成(化名)跟前,没有任何语言铺垫,扑通一声突然跪下。

杨忠是为自己的过错忏悔,他无法用言语表达歉意。因为自己的鲁莽,27年来,吕成一家一直笼罩在丧子的剧痛中。连线看守所,曾经的行凶者——王超(化名)也在镜头面前失声痛哭,发自内心的愧疚自责。

听证会现场异常安静,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都过去了,我原谅你们了,我祝你能早日和家人团聚。”安静的氛围被一句话打破。谁也不曾料想,这位年近80岁的耄耋老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场景也让在场的听证员们对罪与罚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其中一些从事法律工作的听证员表示,自己对“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追诉政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促成了他们的听证意见——不追诉。

一桩27年的旧案,

要不要追诉?

2019年11月27日,潜逃26年的犯罪嫌疑人王超,在吉林省长春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王超的归案,让一桩旧案再度浮出水面。时间回到1993年10月31日的吉林省珲春市,当天晚上8点左右,因供货问题,喝了点酒的王超带着杨忠等4人,想找黄龙水泥制板厂老板吕成说道说道。吕成和他的儿子吕江(化名)等几个工人也正巧要出去,双方在路上不期而遇。

一番争吵,借着酒劲,两伙人厮打在一起。混乱中,王超摸到了一把刀子挥刺,导致吕成重伤、吕江死亡。案发后,王超便开始了漫长的潜逃生涯。

27年来,他没敢回过家。同案犯杨忠也因主犯王超潜逃,导致犯罪事实无法查清,侦查工作就此陷入僵局。王超归案后,杨忠同日再次被珲春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案发是在1993年,案件适用1979年刑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王超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最高为无期徒刑,应适用二十年的追诉时效。在其归案之日,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期限。

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超过追诉时效,如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是否要追诉?经过珲春市、延边州两级检察院的审查、调查,案件层报至吉林省检察院。

“起初,我们认同《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中的建议,应该对王超进行追诉。”该案承办人、吉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池莲花告诉记者。

谈及原因,池莲花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被害人吕江的父亲吕成对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态度很坚决,在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前还反复上访;其二,王超落网后并没有争取当事人谅解的考虑或要求,据珲春市检察院的调查,他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都不高。

一方是吕成表达的强烈追诉要求,另一方是犯罪嫌疑人缺少争取谅解的意愿和举动,这样一来,显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吉林省检察院按照报请核准追诉的程序,将该案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追诉,

在办案中再现立法本意

“阅完案卷,我就感觉这个案件有做一下双方工作的可能性,争取达成谅解协议。”周惠永是最高检第一检察厅主办检察官,接到吉林省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报请后,他认为该案不能简单地一“核”了之。

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并不是要放纵犯罪,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有利于集中精力追诉现行犯罪,促进社会稳定。“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要严格把握核准追诉的必要性条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要考虑被害人或者家属的想法和意愿,也要考虑犯罪本身的性质和影响,努力去化解社会矛盾。”周惠永解释说。

“被害人及其家属与犯罪嫌疑人之前是老乡,关系还不错,之所以发生该案也是事出有因——生意上的纠纷。总的来说,其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不是很高,特别是过去的27年未再犯新罪,刑事上的可罚性已经大大降低。”周惠永向记者介绍,就案件本身而言,犯罪行为在当地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是很大,再者,经过27年,双方都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秩序,一纸核准追诉的决定,或许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既要依法办案,也要做好矛盾化解和释法说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不能因为就案办案、机械办案制造社会戾气、激化矛盾。”他向记者说。

考虑到疫情防控给检察办案带来的不便,周惠永专门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建议前期通过电话沟通,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再上门调查走访,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建议要留出时间给办案机关,争取把纠纷化解工作做到位。“院领导很认同这个建议。”周惠永说。

为了更好地指导当地检察机关办案,周惠永列出了工作重点:一是做好核准追诉必要性审查工作;二是用好用足法律政策,争取做好群众工作;三是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解释清楚检察机关的核准追诉权。

“如果能够做通工作,获得当事人谅解,达成协议,这样办案的社会效果最好。”一连接到周惠永的几通电话后,池莲花重新开始思考。

就这样,池莲花向珲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剑波做了一番“交代”:沟通中,要注意当事人的情绪,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要把核准追诉权的理念讲清楚,释法说理要到位;要积极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检察机关的办案政策,促成和解。

“儿子都没了,我不可能原谅他”

“矛盾化解工作的困难,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李剑波向记者回忆起办案过程。

“就是因为王超他们,我的小儿子没了,还让我原谅他们,不可能!”第一次与吕成电话沟通,还没等李剑波打开话头,吕成就来了情绪,还提出了200万元的赔偿要求。

在犯罪嫌疑人这一方,情况也不乐观。王超和杨忠的赔偿能力极其有限,也就能赔个几万元。

今年三四月份,正是各地疫情防控最为吃紧的关键时期,办案也怕拖沓。“拖得时间长了,人家会认为我们是应付事。”隔三差五电话沟通,拉拉家常,换位思考,事情有了微妙的进展。

谈话中李剑波发现,吕成是一位开明的老人。“将近80岁了,但是老爷子说话办事都挺开通的。我觉得,这200万元并不是老爷子的真实想法。中年丧子,谁都不容易接受这个现实。”李剑波说。

几通电话后,李剑波发现,吕成逐渐理解检察工作。“你们检察官是为了我好。”吕成的这句话,让李剑波他们感到“有门儿”了。“起初我们还担心,万一被吕成看成‘拉偏架’,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另一边,杨忠这方也有了进展。“不管别人怎样,我愿意赔偿损失15万元,6月30日之前,就算倾家荡产,我也会把赔偿金到交到检察院。”杨忠表示。

工作还在继续,转眼就到了6月。当月第二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各地检察机关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老爷子交底了——80万元。”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一番寒暄交流后,吕成向李剑波道出了“底线”。李剑波也明白,这80万元并不是随口一说,更不是漫天要价,而是参照了交通肇事赔偿的标准。

——“老爷子,您的要求不高。”

——“27年了,我愿意作出让步,也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和同志。大家认真负责地为我办事,我愿意配合工作。”

——“下一次,我们去农安县当面拜访您,您来回一趟,不容易。”

送走吕成一家人,李剑波又接待了王超的家属。

王超这边,确实很困难。潜逃期间,王超妻离子散:妻子早已改嫁,两个孩子也都排斥这个父亲。对于赔偿,他们都明确拒绝代替王超进行赔偿。“只有王超的弟弟有赔偿意愿,但赔偿能力不足。王超现在的女友虽然愿意赔偿,但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与前几次沟通一样,这次依然没有谈妥赔偿数额,但检察官的积极沟通确实让王超有所触动。几天后,王超的弟弟带着一份承诺书来到了检察院,亲自交到李剑波的手中。

“7月20日之前,我们会再赔偿30万元。”王超的弟弟说,“哥哥很内疚,希望这个赔偿能够弥补吕成一家。”事后李剑波才了解到,为了这笔赔偿款,王超现在的女友卖掉了唯一的房子。

王超女友已年近60岁,卖掉唯一的房子,诚意满满。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虽然45万元与80万元仍有不少差距,但吕成表示认可。

“感受到了检察官的用心,也看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努力。”最终,吕成表示50万元也可以接受。整个纠纷化解工作,表面看起来是讨价还价——钱多钱少、最终达成赔偿数额,但在李剑波看来,钱不是目的,而是方式。

“老爷子就是想找个公理,讨个说法。他想通过这个赔偿,看到犯罪嫌疑人的‘罪有应得’。而犯罪嫌疑人倾其所有进行赔偿,也是过去所作所为的报应。这个朴素观念,可以理解。”李剑波说。

“让你早日回家,是我的心愿”

这个案件能不能组织一场听证会?李剑波给珲春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安春谊布置了一道“作业”。

“有担心,主要是双方的赔偿数额还是有差距。怕听证会上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况,反而会激化矛盾。但综合考虑后,我们认为,不妨让吕成听听其他人的建议,这或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安春谊回答记者疑问时说,这也能让社会了解检察工作,避免出现“拿钱消事”的误解。

7月23日,围绕着王超、杨忠的刑事责任追诉问题,一场公开听证会在珲春市检察院举行。会前随机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民警、律师等7人担任听证员。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王超以远程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听证。

时隔27年后,案发那天晚上的相关人员又坐在了一起。时光荏苒,岁月给他们都留下了沧桑:吕成79岁,王超也六十有余。

“吕哥,我真的错了。这么些年,我也想过去你家里道歉,但我没有挣到钱,不好意思去。我东躲西藏,妻离子散,过得非常不好。我现在落网,突然感觉心里好受一些了,吕哥,这些年,对我确实是一种煎熬。”王超在视频中说。

杨忠则失声大哭,泣不成言。

“都过去27年了,再追究责任也于事无补。王超,让你早日能回家也是我的心愿。这事情,我放下了。”

……

“听证会上,吕成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把王超放出来?建议我们让他早点出来。”听证会现场并没有出现因赔偿数额谈不拢而发生争议,这也彻底打消了李剑波的顾虑。

听证会结束后闭门讨论时,听证员一致认为,因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谅解,要求不再追究责任,本案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化解,社会影响已经消除。

第二天,一封来自珲春市检察院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送往公安机关,当日,王超从看守所走出。7月29日,最高检对王超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作出不予核准追诉决定。

以后,王超不用再东躲西藏;吕成一家,以德报怨,也放下了心理重负。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来源:检察日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

作者:于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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