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诸元墓志数十种，体态各异，极北碑之备观，此《元倪》志圆润遒美，其笔意有为褚薛所出者。超
△郑道昭，北朝书家之杜少陵也。云峰诸刻无一不妙，为其父文公羲所写两碑，尤属精心结撰之作。上碑稍矜持，下碑益潇洒出尘矣。超。
△近年出土魏墓志字数之多以《李璧》为最，其书风在《张猛龙》、《贾思伯》之间。
△《寇凭志》用笔极重，颇近《杨大眼》造像，有太和景明遗范。（《寇凭墓志》）
---梁启超的《魏碑四条屏》赏析
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的“精神之父”，不仅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建树，同样对书法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他对书法的评价有的以讲稿的形式存下来，有的见于碑帖题跋中，有的来往书信，有的隐含在他的学术论着中。梁启超1910年写有《双涛阁日记》，以非常具体的笔墨记录了他在海外时每天临习书法的过程。1916年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说：“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梁启超1926年为清华书法研究会作书法演讲，文字整理好以后，以《书法指导》为题目发表在于《清华周刊》，梁启超过世后，这篇文章还被收入《饮冰室合集》。
在学习书法之路上，在对碑帖的选择中，应该说梁启超对碑更为偏好。这其中的原因，既受到清中期以后金石学兴盛的影响，更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大力倡导碑学有关。梁启超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也特别多，特别是1918年，他从段祺瑞内阁辞职后，在著述与讲学之余，他总要抽出时间来练习书法。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终于形成了自家风貌，在民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件梁启超所临写四条屏分别为：《寇凭墓志》、《李璧墓志》、《郑道昭碑》、《元倪志》。其中每件都有一短评，因此可以看到梁启超对这四件碑志的评价。《寇凭墓志》为北魏神龟二年（519年）所刻，梁启超的评语是：“用笔极重，颇近《杨大眼》造像。”《梁启超的临写也非常劲道，有前人风范。《李璧墓志》书法雄强茂密，独树一帜。杨震方在1973年的《碑帖叙录》中评道：“书法峭劲，极似《张猛龙碑》，而兼有《司马景和》之纵逸，可为习北魏楷书者范本”。而其实早在这本书之前，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那么早在1909年的时候，梁启超就关注这块墓志了。所以梁启超在这里说“其书风在《张猛龙》、《贾思伯》之间”，他对书法风格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的临写风格也与《张猛龙碑》近似。
《郑文公碑》为郑道昭颂扬其父，分别刻于天柱、云峰二山的《郑文公上碑》和《郑文公下碑》，被誉为“隶楷之极”。南北朝时期，正是由隶书向隶书过渡的时期。郑道昭笔力圆劲苍健，结构严谨宽博，有汉隶遗意而能创一代新风。包世臣《艺舟双楫》赞为“文苑奇珍”，康有为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而梁启超的评价，却是以诗喻书：“郑道昭，北朝书家之杜少陵也”，他把郑道昭比作北朝书家中的杜甫。同时他说：“上碑稍矜持，下碑益潇洒出尘矣”，评价非常允当。《元倪志》梁启超评为“圆润遒美，其笔意有为褚、薛所出者”，而梁启超在临写时，而多灵动之笔。
早在1939年的时候，丁文隽写有《书法精论》，他就对称梁启超的书法评价非常高：“其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从这四条屏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书法工稳厚重，笔力遒劲，字如其人，一如他的端正与学养，称的是学人书法之代表，更是梁启超临习魏碑而重新创造的重要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