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白 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徐长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马玉荣 实习记者张梓玥
2020年6月23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15个成员国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一致决定努力推动年内签署协定。《中国发展观察》邀请三位专家对此进行深入解读。专家认为，RCEP的影响和意义超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如果RCEP顺利签署并正式生效，将对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在恢复受到疫情影响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RCEP的前世今生
中国发展观察：赵晋平老师参与了RCEP谈判的可行性研究。请介绍一下RCEP从提出到如今的发展脉络。
赵晋平：RCEP是从2012年开始，由参与谈判的各国首脑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由16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10国，以及后来邀请的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10 6”）——来共同推动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是为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展的自贸协定谈判。
实际上，这个涉及16个国家的东亚区域性合作安排，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自2012年起，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会议、19次部长级会议，经过了28轮正式谈判，16国中的15国终于在2019年11月就其中的20个文本达成一致，发表了联合声明（印度暂时还不能和其他各方达成一致意见）。按计划，15个国家先行在2020年年内完成后续工作，争取签署一个由15个国家参与的RCEP协定；并希望印度能够抓紧时间，进一步推进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谈判，争取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从RCEP本身来说，它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因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是一个双边的自贸协定。如果把东盟作为一个经济体，他们彼此之间经济联系比较紧密。虽然说双边11个国家，从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外汇总量来说，都在全球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相对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东盟10国的经济影响更为直接，而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相对有限。
尤其是提出RCEP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美国主导的TPP，东亚各国感觉到，如果TPP真正生效的话，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将是一种挑战，而且东亚地区有可能被边缘化。当时的背景，迫使东亚各国选择推进RCEP。
徐长春：根据当前的谈判结果，RCEP成员方包括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国。印度暂时不参加，但RCEP部长级会议声明RCEP将对印度保持开放。RCEP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这将是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RCEP主要是东亚区域国家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是立足亚洲实际、由东盟发起的包容性自由贸易协定，照顾各成员方对外开放的承受力，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在全球高质量开放的引领下，RCEP的开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货物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了90%以上，属于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
白明：考虑到目前有中韩自贸协定、升级版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中国与新西兰的自贸协定也进入了升级版，（所以）中国、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的进展比较快。不同国家的进展其实也存在着不平衡，比如中日之间没有签订自贸协定，那么推进起来就会比较困难。而且，日本对不同协定的热衷度和优先级也不一样，优先级比较高的是它自己主导的CPTPP（即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日本对CPTPP比较上心，对于RCEP则有点患得患失。虽然每年都说加快RCEP谈判，但是要取得实际性突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国发展观察：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协议书》对所有成员全面生效。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进出口1370.5亿元，同比增长13.2%，拉动与东盟贸易增长0.8个百分点。回顾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如果签署RCEP，将会对中国和东盟产生什么影响？
赵晋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和东盟之间就签署自贸协定进行可行性研究，到2004年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国和东盟之间第一轮谈判所形成的自贸协定于2010年生效，并且全面实行。这种制度性合作的结果是，双边绝大多数商品相互进口都是零关税。不论是从当时的背景，还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双边自贸关系对于稳定中国和东盟之间经济贸易和投资往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制度性合作给中国和东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生效之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和东盟对自贸协定进行了“升级版”谈判。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将自由化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过去的自贸协定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随着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包括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在内的多元化合作，成为双方合作非常关注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升级版的谈判涉及到相互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二是自由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比如进一步扩大零关税的范围，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比如减少一些敏感性产品领域。针对“升级版”的谈判在2019年正式结束，双方签署了“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国与东盟之间制度性合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说，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础支撑，这个制度基础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这也将为双方未来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
同时，制度性合作反过来为双边经贸合作保驾护航。目前，在严峻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不但能够稳定，而且实现一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推进的中国与东盟紧密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另外，东亚地区除了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之外，由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甚至跨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也在明显加快。中、日、韩三国就如何签署一个三国之间的自贸协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特别是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初具雏形。
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国际经济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打压可能是长期战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中国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方式，建立一个以地区生产网络为依托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有助于实现中国企业继续保持较高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总之，在RCEP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中国和东盟之间在投资和贸易方面会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由于周边国家之间文化相近、地缘相近，再加上RCEP自贸协定所形成的制度性合作的推动作用，这些都会使得中国和东盟之间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白明：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建立以后，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东盟的很多农作物进入中国市场，如泰国大米、越南火龙果、菲律宾香蕉等。第二，中国给东盟国家带来机会的同时，从东盟国家进口消费品也是我们消费升级、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选项。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物理连接也越来越紧密。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老挝和中国合作建设高铁——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又比如，早在1995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提出泛亚铁路的构想，修建由中国昆明经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等国家的国际铁路，这条铁路正在加快兴建。还有印尼的雅万（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疫情期间还在积极地推进，没有停工。
毋庸置疑，基础设施联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畅通。例如，一些东盟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便利程度将会提高。随着中老铁路建成投入运营，原来需要海运绕10天左右，今后有可能缩短到几天，中国与老挝甚至可以做到朝发夕至，对方的新鲜水果当天就能摆上本国市场。这将会给东盟国家带来很多机会。
RCEP谈判分歧焦点
中国发展观察：RCEP谈判的具体细节如何，存在什么分歧？
白明：RCEP发起至今，已经过去了近10年，协议还未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退群”之后，剩下的11个国家经过多轮协商，2018年3月在智利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CPTPP）。CPTPP覆盖4.98亿人口，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全球贸易总量的15%，经济规模仅次于欧盟和美墨加贸易协定，是跨太平洋地区的第一个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所以，我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地方，其灵活性是有差别的。CPTPP确实有很多高水平的开放，越南显然很难做到，如果没有适当的灵活很难谈成。对不同的国家来说，贸易协定的开放性水平很难做到百分之百“一刀切”。对不同的贸易协定有差别化，就是优先度不同。理论上来说他们（对这些协定）都是重视的，但能看出来重视程度上的差异性。如果暂时不想急于推进，在一些议题上就不松口；而如果需要加快推进，还是有机会求同存异的。
现在印度是否参加RCEP还是未知数。实际上印度接受不了RCEP的这种开放度，因为印度的关税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应该尽早建立RCEP。虽然要追求适当的含金量，但是如果要追求欧美国家的水平也不现实。能够达成什么水平的协议，就达成什么水平的协议，相关各国只要做到比以前明显地更开放就很不错了，重要的是把这个摊子先铺起来。
尤其是降税方面。中方赞同大幅度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而印度有很多商品关税比较高，印度国内的压力就很大。有观点认为，印度既想参与这个国际经济合作，获得市场准入的机会，同时又对自己的市场非常保护。但贸易协议应该是互谅互让的，没有只想获利而不想付出的道理。
徐长春：当前，RCEP协议谈判已经完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规定参与国之间90%的货物贸易将实现零关税；二是实施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允许在整个RCEP范围内计算产品增加值；三是拓宽了对服务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准入；四是增加了电子商务便利化的新规则。
赵晋平：RCEP谈判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由于涉及16个国家，且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方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态度和热度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个谈判一直是比较艰难的。本来希望能够尽早结束谈判，使得东亚各国能够享受这种制度性合作、区域自贸协定的成果，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实现。我们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15个国家能够继续推进RCEP的后续的工作，并且争取印度能够同意和接受。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文本。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在2020年或者2021年能够签署一个包括16国在内的RCEP协定。但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是在2021年年底之前签署一个15国的RCEP协定。这对于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RCEP能真正签署并且正式生效，这对整个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将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这15个国家之间对绝大多数商品可以实行零关税，并且大幅度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
制度合作支撑中国－东盟关系走实走深
中国发展观察：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东盟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其中出口1.15万亿元，增长3.4%；进口9385.7亿元，增长8.5%。上半年东盟取代了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何看待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制度化合作包括RCEP对构建本区域内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
白明：今年1-5月的数据显示，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下半年还要举行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来说，这些因素还没有直接反映在贸易上。反映出来的更多是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或者投资方面的机会。东盟是我们的近邻，合作已经延续了很多年。
此外，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其中既有替代也有合作。“替代”就是一部分原本从中国买的东西转到去东南亚买了，特别是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但是，一些产业可以转移，整体产业链是转不走的，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还得从中国买。东盟相应的产业配套能力没有那么强，很难切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赵晋平：中国和东盟之间坚持加强合作，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合作日益加深，而且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协商推进双边的制度性合作，比如就签署自贸协定展开研究和谈判。
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一些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其用意主要是打乱全球已经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特别是阻挠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相对分工合理的架构，核心的零部件和重要的装备设备主要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生产。中国通过进口这些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把跨国公司的零部件经过加工组装以后形成最终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由此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的一种产业分工结果。但是目前美国要打破这样一个进程，特别是遏制中国输美产品的持续增长，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
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对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个严峻挑战。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模式，比如从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按照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口设备和零部件，经过加工组装以后出口到日本、美国，由于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使得最终市场的去向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必须进行调整。
一方面，在中国制造形成产品之后直接进入美国市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如何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许多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及周边一些国家投资，把中下游的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这些国家，一些核心环节还留在中国国内，再通过把核心零部件设备出口到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然后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加工组装成成品之后，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可以避免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201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占整个出口的比重下降。在疫情发生之后，由于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再加上疫情冲击，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特别是出口份额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大。今年1~5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个出口份额又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美国的统计数据来看也一样，在美国的进口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整个进口的比重，今年一季度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
同时，中国对东盟出口明显上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出口1.15万亿元，增长3.4%。东盟对美国出口也明显上升。换句话说，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所谓市场转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从产业链调整的角度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尤其像2019年以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明显上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适应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需要，这次疫情冲击使得这种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进一步加剧。
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还在继续下降，但美国来自东盟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进口在增加。虽然这些产品是在越南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组装，但很多是由中国企业投资所加工组装的产品。从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推手来说，实际上中国企业还是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走出去”在海外进行投资布局，特别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投资布局，把中下游的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这些国家，在当地加工组装产品，最终进入发达国家，回避美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另外，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压力，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意义上竞争优势已经在逐步降低，我们劳动力资源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劳动力资源供给本身也面临一些困难。通过这种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充分整合和利用周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降低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有助于提升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包括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国企业本身，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和疫情冲击的一种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选择。客观上看，对于我们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角度来说，由于大量中国企业到这些地方投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资企业做支撑的，有利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RCEP与WTO：跷跷板？
中国发展观察：区域经济一体化会不会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绊脚石”？RCEP与WTO是否呈现出“跷跷板效应”？
徐长春：如同国际贸易史上的其他时段一样，当前全球各地区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和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层面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发挥情况，呈现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即WTO功能发挥较差的时候，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接替关贸总协定发挥全球国际贸易组织者的作用，致力于实施已经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组织新的贸易协议谈判，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处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但是，WTO在2001年就组织实施的多哈回合谈判，在经历了19年的谈判后依然没有达成协议，目前处于停滞阶段，看不到前景。这导致全球国际贸易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国际贸易红利难以进入生产阶段。
WTO在推动贸易谈判上的低效，导致各成员方难以通过WTO解决国际贸易扩张的需求，因此转而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获取国际贸易红利，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快速扩张状态。如，美国立足北美推动达成了“美墨加协定”；欧盟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南方共同市场、越南等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定。RCEP主要是东亚区域国家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在全球高质量开放的引领下，RCEP也达到了很高的开放水平，其货物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了90%以上，属于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与WTO谈判的进展迟缓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使得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更加明显的“跷跷板效应”。
白明：我觉得两者之间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在推进WTO改革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RCEP谈判，两者之间没有推进一个就妨碍了另一个的关系。对于RCEP这个平台能否建立起来，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去年说争取年底结束，但年底落空，目前只能说大家的共识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疫情面前，在世界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大家更知道抱团取暖，这有利于推进RCEP的早日形成。
我认为，既要有集全球各国为一体的整体推进，也要有由具备条件的国家先推进起来的部分。整体的推进与合作我们不放弃，因为WTO是适合全球化的开放，不同国家开放有快有慢，不能够要求所有国家都齐步走。这个大圈子不能齐步走，但是可以先走小圈子，让一部分国家先相互开放起来，步子可以迈得更大。RCEP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体现，部分国家在一起抱团发展。甚至可以这么说，一部分国家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全球化的区域性小圈子，而全球化是个大圈子。换言之，WTO是世界贸易的大家庭，RCEP是其中的一个朋友圈。朋友圈欢迎想要加入的朋友，但如果一些国家没做好准备你就急于让他进圈子，最后不但他进不来，反而还把整个建圈的进程拖慢了。
实际上，我们希望区域经济合作能够补充WTO顾及不到的缺陷或者短板，而并不是替代它。在WTO向前推不动的时候，区域合作谈判的作用就相对地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它既要发挥WTO的作用，又要发挥区域经贸协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相互替代。现在还没有到二选一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朝着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WTO一直向前推不动，发挥不了它的作用，那么，就不仅是补充了。所以，现在更应当在WTO改革上投入更多精力。
中国发展观察：WTO在消除数字贸易壁垒方面一直裹足不前，也未将数字贸易等形态纳入监管框架。WTO改革遇到林林总总的困难，进展缓慢，加上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WTO这一全球市场下的多边经贸合作体制还稳固吗？WTO的作用和地位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长春：截至2020年3月，WTO成员方共有164个，囊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涵盖的地域范围，除RCEP的区域外，还包括北美、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南美、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所以，WTO涵盖的空间以及GDP总量，都要比RCEP多得多。但是，由于WTO开放程度要比RCEP低，而且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对象有就近的特点，经济体一般会选择就近的互补性经济体作为贸易对象。所以，许多国家采取双轮驱动战略，WTO和RCEP都加入，两边的好处都享受。
RCEP与WTO两者的文本谈判都是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也就是制度建设。RCEP的成果是达成自贸区的协议文本，并付诸实施。WTO的成果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改进原来的有关协议文本，即改进WTO的游戏规则，并补充空白领域的规则（主要指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
WTO改革也是通过成员方之间的谈判进行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方面：“透明度问题”、“上诉机构危机”以及“规则制定”，基本涵盖了WTO的三大基本职能，即“监督执行”（通过通报等透明度机制和各相关机构的日常工作来监督相关协定的实施和成员义务的履行）、“争端解决”（通过包括上诉机构在内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成员之间的纠纷）以及“规则谈判”（通过谈判来制定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
白明：任何区域经贸合作与WTO的开放相比，都是有差距的，因为WTO要照顾到所有成员方。这里面有开放度低的，也有开放度高的，整体开放水平不可能那么高。而在区域中，少数国家相互之间的协调难度比WTO小多了。WTO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口难调，区域经贸合作十几个国家，相对来说“众口”少一些，更好“调”一些，互相让一步就有机会达成一致。
WTO谈判进展缓慢，主要是谈判包括很多新一代的内容，没办法往前推动。目前能够推动的是两项，一个是《贸易便利化协定》，本来早就签了，因为印度临时退出，最后又拖了一年半才签。另一个是《信息技术协定》扩容，这个也签了。争端解决机制现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大法官只剩一个了，而每个案件工作组至少要求三名大法官参加。
要实现WTO向前推动确实很难，特别是一些新的议题。但是如果没有WTO，不仅无法推动这个新的“增量”话题，就连原来的“存量”话题也难以为继。以前的许多成果，比如关贸总协定谈的很多成果，在WTO运行期间，不断和WTO本身变得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了WTO，那么以前的成果就会很容易丧失；而一旦丧失了这些成果，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共同遵守的很多原则就会受到破坏，造成无法可依、无规可依。虽然WTO在确立新的规则上可能存在困难，但是目前大家基本上还尊重并且遵守着WTO的很多原则，比如公平贸易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的初衷其实是希望WTO能够继续往下谈。虽然困难很大，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说《贸易便利化协定》。但是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太大的进展。而且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环境保护等这些新议题，都超出了WTO原来的框架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的经济合作相对来说反而更能发挥作用。
中国在RCEP、WTO中的角色
中国发展观察：在RCEP、WTO当中，中国的角色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
白明：对于WTO的改革，中国提出了三项原则和五项主张，但是美国更多地强调WTO按美国的意思办。其实，当年WTO的很多规则是在美国的主要参与下制定的，现在美国带头破坏协定、主张，比如贸易自由化，美国现在搞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存量很大，合作包括电子商务、能源合作、环境合作等领域。只要RCEP这个平台先建起来，未必要求这个平台在初期就搭得很高，只要存在这个平台，我觉得未来的合作空间就大多了。
说到挑战，其实还涉及到我们的体制机制，并不是说我们就能一“开”了之。实现高水平的开放，要先从我们内部入手。现在“边境上”的开放已经做得越来越全面了，包括降低关税、减少关税壁垒等，但更多需要的是“边境后”的开放，比如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政策、投资政策等。
还有自身开放以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开放了，但是别人对你是非对称性开放，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但也不能急于求成。现在我们推出任何一项开放措施，世界各国都可以同样享受到其中的红利。我认为，对一些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开放时要强调一下对称性。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以往的“点对面”开放逐步发展为“点对面”开放与“点对点”开放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疫情发生以后，有一些国家把重点转向了东南亚。比如日本部分企业，既想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又想占据中国的市场，然后调整产业布局，美其名曰“中国 1”，这种想法就不利于区域内的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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