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年票房超过600亿元，几乎每代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代表作和关于观影的记忆，电影和文学，以及胶片和记忆刻录的城市与空间，几乎可以说是每个人生活的切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和同济大学教授邵甬做客思南露天博物馆三周年特别活动，展开对电影文学和城市空间的对谈。
“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些制片厂的名字曾经以片头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毛尖由几张老电影的片头图片开始，展开了对中国114年电影史的评述。
1959年的电影《青春之歌》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电影主要讲述了女主角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爱情经历。在毛尖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国家文本与个人文本是深深重叠在一起的。从表面上看，《青春之歌》叙说了林道静的三段感情选择，事实上则反映了国家的道路抉择。“最终，我们国家选择了‘江华’这一条道路。”毛尖说。
80年代的电影《庐山恋》中有一句台词：“I love my motherland.”毛尖对这句台词有着独到的见解：“虽然这句的中文意思是‘我爱我的祖国’，但不管是电影院的观众，或是电影场景的模仿者，真正关注的是‘love’这个词的意思。纵使‘爱’仍然与‘祖国’这个概念强势地连接在一起，但中国电影的银幕终于能把‘爱’说出口了。”毛尖认为，《庐山恋》可以被视为中国电影的风水岭。她同时联想起电影《致青春》的一句台词：“爱一个人，要像爱自己的祖国、山川、河流。”“当时听到这句话，很多人都觉得好笑。但我觉得挺心酸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电影史的进程同时也伴随着电影与文学的博弈。毛尖认为，无论是第三代导演的作品《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或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霸王别姬》《红高粱》都是基于优秀的小说基础，并且对原著小说抱有恭敬的态度。
随着80年代的落潮，电影逐渐甩开了文学。她举例详述当时的文学改编：“当年《红楼梦》拍摄之前，导演还请了红学家给演员上了半年的课。演员入戏之深，以至于把自己演成了一个林黛玉。对比现在的电影拍摄，甚至都看不到演员。”在她看来，过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已经一劳永逸地被改变了。当然，电影与文学的脱钩也并不全然是坏事。“《大话西游》的成功就是电影松弛与文学的关系，在自身场域作战的成果。”毛尖补充道。
新千年以后，电影彻底取代了文学的时代主场地位，饭桌上的话题已经不再是王安忆的某部长篇小说，取而代之的是某部影视剧，网剧的崛起似乎又是一种新的趋势。如今，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转变了，“当年看电影有一种仪式感，而且有受教育的意味，仿佛看了电影之后，我们就变成了更好的人。”毛尖这样回忆和感叹。
1999年，思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工程正式开始。当时，邵甬刚刚从法国留学归国，准备一展身手。此次工程不仅是邵甬个人的一次尝试，也是上海历史街区保护的一次尝试。
思南路的保护也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十年磨一剑”。“我们最开始只知道这里有周公馆。”邵甬说，“随着我们对这些建筑历史的挖掘，发现每一幢建筑都有独特的人文以为。”逐渐地，邵甬的保护理念慢慢地从单纯地保护建筑演变为保护当地的整个人文环境，从建筑的历史留存变为了人文价值的重现。邵甬同时提到，思南路的保护离不开当时卢湾区领导支持：“如果不是他当时说‘要不我们再研究研究？’也就没有现在的思南路了。”
邵甬总结道，她在法国学到了两点经验，对于她的实践尝试很有帮助。第一，保护不是死的。第二，法国的经验不可简单复制到中国。相对于思南路的成功经验，邵甬对中国其它城市的发展充满了忧虑。她向观众展示了长沙、兰州等城市的全景，千篇一律的高楼、广场、住宅区正在抹杀了各地城市的独特个性。
在她看来，模仿西方的欧陆风建筑不仅没有任何特色，反倒显得粗俗。在“打造城市、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日新月异”诸如此类城市建设的口号之下，城市的建设往往成为了千城一面的标准化建设。
不过，邵甬并不悲观，她说，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保护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程。“我在法国的时候，导师曾经给我看过二战时那些历史建筑的残破状况，对我十分震撼。”这也让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充满了信心。
作者：周卓成
编辑：邢晓芳 王磊
图片：电影/电视剧剧照、思南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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