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春节逛（城隍）庙会已经成为一项传统民俗活动。
顾名思义，城隍庙乃是供奉“城隍”的地方。放眼全国，城隍庙往往有之，这位城隍老爷究竟是何方神圣得以拥有如此之多的信众呢？被收编的神祇实际上，“城隍老爷”是中国传统信仰与道教中的一位神仙。虽然往往“神”、“仙”合称，但两者仍有微妙的区别。
汉代许慎的《说文》记载，“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可见，“神”是存在于天上具有超越人类力量的群体。而“仙”实际上是经过修炼而成的具有优异功行的杰出人物。
《释名》释“仙”曰：“老而不死日仙。仙，迁也，迁入山也”。仙人长生不死，成仙之后就“迁入山也”，远离尘世，传说的“八仙”既是如此。因此，成“仙”也成为道教追求的最终目标。简而言之，凡人修炼可以成“仙”，若要成“神”就只有死后因其有功于国于民于族，而奉祀为神一途了。“神”与“仙”的这一差异，大概在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就有所表现，负责封神的姜子牙自己是“仙”，而位列“封神榜”中的诸位都是死后才成的“神”。
八仙图城隍庙里当然不会供奉活人，所以“城隍”自然是一位“神”。“城隍”一词，最早可见于《周易》一书，泰卦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说文》里对“城隍”的解释是：“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易曰：城复于隍。从阜皇声。”可见“城隍”一词本意即城壕，后泛指城墙和城壕。起初，城隍是位土地神，根据《礼记》的记载，岁末天子在岁末丰收之后对保佑农业的八位神灵进行祭拜，也称作“八腊祭”。所谓“八腊”指的是先啬（神农氏）、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沟渠）及百种。其中的“水庸”就是“城隍”，《五礼通考》载：“水，隍也，墉，城也”。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城隍”的原型就已经作为保护城市的土地神接受国人的祭祀了。
相传三国时代已有供奉城隍的庙观，“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239）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隍庙。南北朝时候的《北齐书慕容俨传》已经明确记载：“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称城隍神，公私每祈祷。”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开始模仿佛教的神佛观念，将仍然在民间活跃的社祭活动，纳入道教信仰体系，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神仙体系，并最终将“城隍”也收编入内。根据老子的观点，“道”无处不在，道教崇奉的所有神灵都是“道”的化身，他们以其自身的不同特点、职能而被人们所供奉。因此，道教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神仙体系，各位神仙的起源、形成、性质、特点及其所具有的神通、功能各不相同。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倡导“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并以此给神仙世界划分等级差别，在《真灵位业图》第一次将纷乱的道教神灵整理为谱系，后来的道教又在其基础上进行完善，最终形成了以“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一说为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为首的神仙谱系。道教中的三清这其实是个类似人间的仙官官僚体制。按照《道教三洞宗元》的说法，玉清、上清、太清三境，每境各有左、右、中三宫，宫中有仙王、仙公、仙卿、仙伯、仙大夫，可谓等级森严。至于从民间俗神收编的“城隍”，其上有主宰三界十方的“玉皇大帝”，下有判官等小吏，地位自然算不得尊贵。钦定的暴发户虽然是个神界小官，但毕竟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职权倒是变得越来越大。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保护城市的城隍神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高了，百姓赋予城隍神的职能，逐渐扩大到主管生人、亡灵、水旱、疾疫、赏善罚恶等，几乎对城市所有的一切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俨然成为该城市的行政长官。唐代诗人张九龄在《祭洪州城隍文》中写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意思是城和城中的百姓，都要依赖城隍神的保护。到了唐代，城隍的业务更繁忙了，除了保护城池外，还兼管当地的冥籍和水旱吉凶，成了一地阴间的最高神。《太平广记》就描述过一个唐洪州司马王简易的魂魄被城隍拘去的故事。换言之，唐代之后的“城隍”在“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是阎罗王的下属，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现世尤其是来世）的司法神，他负责所辖地的人死后灵魂最初的审判，然后再送至十殿阎罗处处置。《太平广记》进入明代之后，城隍的地位陡然上升。这是因为朱元璋的关系。这位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身份最卑微的开国皇帝，起自贫寒而深谙百姓对神鬼之敬畏。他看中道教“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功能，也想利用城隍 “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故而对其极为尊崇。大明开国伊始的洪武元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就诏告天下，府、州、县重建城隍庙，城隍庙也就成为中国惟一由皇帝颁布命令每一座县级以上的城市必须建造的庙宇。据统计，朱元璋统治时期，全国有城隍庙多达1472座，每一座城市中至少有一座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不仅如此，城隍的品级还要高于人间官吏。大致是京都城隍官级皆正一品；府城隍官级为正二品，州城隍官级为正三品；县城隍官级为正四品。换句话说，府城隍与朝廷中央六部尚书的官级相等，而县城隍则与地方知府官级相等。等于城隍的级别要比对应朝廷命官的地位高二三级。各地政府实际上有了“阴”、“阳”两个衙门。各级官吏在任与离任之时，都要先祭告于城隍，始终受到城隍老爷的“监察”，而城隍则像锦衣卫一样，随时监察官吏的一言一行，防止他们横行。这样一来，明清时代的城隍老爷顿时就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平日里的求雨、祈晴、禳灾、还愿等活动选定吉日在城隍庙举行自不待言。每逢春节和城隍老爷寿辰之日，这里更变得十分热闹，人们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善男信女都会到城隍庙里来进香礼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庙宇文化。
比如是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上海城隍庙，人称“城隆庙不但在闭关自守时代，是阖城士庶唯一追寻快乐的地方， 就是在现时，也还依然保持旧日的热闹”。顺便一提，现存的上海城隍庙是在1926年毁于大火后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出资重建的。重建的大殿贴有对联一副，上下联分别是“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仿佛是想告诫这三位黑社会头子什么一样。在供奉城隍的过程中，民众总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来“塑造”城隍老爷的生活。明代以后，几乎每位城隍神都有了一位漂亮的夫人，每座城隍庙都增设了一间城隍夫人的卧室，有些城隍庙中还出现了城隍少爷、城隍小姐的塑像，让城隍老爷神有了一个圆满的家庭。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爷作为神祇，城隍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自宋代开始，城隍开始人格化，多以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这样城隍老爷就变得有名有姓了。譬如北京以明嘉靖年间弹劾严嵩而被害的杨椒山为城隍神，苏州以战国时楚国公室大臣春申君黄歇为当地城隍神，郑州则以秦末汉初时刘邦的部将纪信为城隍神，莆田抗元英雄陈文龙被封为福州城隍神，抗元英雄陈瓒则被封为兴化府城隍神等。
宁波城隍庙不仅如此，作为神官体系中的一员，城隍神似乎是没有编制限制的。一个地方有超过一位城隍老爷并不稀奇。就拿上海城隍庙来说，一开始供奉的是西汉大司马霍光，用以镇伏海潮和海怪。明永乐年间之后，供奉的城隍神则是秦裕伯。此人原来是元末明初上海地区的名人，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洪武六年（1373）秦裕伯去世，与妻子合葬于上海。因为他本不愿为官，但是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朱元璋悼其“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敕封他为上海县城隍神。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为了鼓舞士气，民间又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驻守吴淞口的民族英雄陈化成神像移置入内，与原来的城隍秦裕伯背靠背坐着，享受市民的祭祀。这就形成了“一庙三城隍”的景象，以此观之，陈化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奉为城隍神的人。城隍老爷既然有名有姓，又与民众生活尤其相关，自然成为历代小说家创作的题材。蒲松龄《聊斋志异》第一篇就是《考城隍》，叙述了蒲松龄的姐丈之祖宋公，病死后入冥司考取河南城隍的故事。《聊斋》中的另一篇小说《胭脂》也描写了学使施愚山在城隍内审案，利用城隍的威神，赚使凶手毛大自我暴露的故事。“
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有大量关于城隍的故事。其中的《槐西杂志》（一）中提到，城隍神的控马卒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社公（城隍的下级）怕得罪城隍，敷衍塞责。显然城隍的控马卒就是封建官场奴仆的写照，而社公就是对封建官员圆滑世故的影射。《阅微草堂笔记》差不多与纪晓岚同一时期的袁枚在《子不语阴间中秋官不办事》里讲了一个更为有趣的城隍故事，湖北荆州府监利县举人罗之芳中进士后一病而殁，一年后的中秋节时，趁其家中请仙时附体而还，说自己在福建浦城县做城隍，“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办事”，所以趁机回家探望。观此城隍所为，其心情、其言行简直跟人世间仕官在外地的人没有区别。
《子不语》可以说，正是因为各地的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爷原本就是来自人间，令百姓感到熟悉亲切；在民间信仰中，它作为神的神圣性、神秘性逐渐被人间性、生活化所代替，使得这位城隍老爷逐渐成为民情百态的缩影。于是，今天的城隍庙虽然褪去了宗教色彩，但正如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所说的那样，“城隆庙成为一个中国本来面目的游览场所，说它是中国本色的博物馆，或者中国本色的美术馆，也未尝不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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