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读了大约二十五年的书，二中的五年是最华彩的乐章。我最好的朋友是二中同学，我最棒的老师是二中老师，我受到的最好教育也是二中所赐。文革是一个动乱年代，母校却像绿荫一样荫蔽了我们。
一进二中，我分在了曾文兰老师任班主任的一连七排。曾老师教英文。她总是先在黑板上用大尺子画起三横格的标准英语书写格式，然后再工工整整地把英语单词和句子写上去。下厂劳动一月两月在那时是常事，学生们大都觉得好玩，至于学业荒疏一类的事却并不挂在心上。然而，曾老师却不让学生倦怠。在学工期间，她仍然支起大黑板，继续ABCD。她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初级的英语，而且还有受益终身的求知态度。曾老师治学甚为严谨，课上课下教训学生常常疾言厉色，激励学生也是拿手好戏。她关于刻苦学习，成名成家的教诲至今还言犹在耳。今天，这种鼓励已很平常，但在文革中听起来，却觉倍受鼓舞。
进入高中，教英语的是黄国华老师。与曾老师的严厉相映成趣，黄老师慈眉善目，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要好好学习。每次考完试后，我们总爱围着她让她当堂判卷，并不时讨价还价，但她微笑着并不妥协。高中时，在黄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曾参加过许许多多的英语书法比赛，今天我工整的英语书写得益于当年的用功。
初中，我们的首任语文教师是蹇永新。每次一上新课，她总是要我们用几句话说出某一段的大意。可怜我们小小年纪，怎能简明扼要地去叙说一个段落。但她总是期盼地看着你，直到你好歹说上几句。后来到川大学哲学，才知道当初蹇老师其实是在培育我们一种叫概括的哲学能力。
到了初三的时候，张子达老师教我们语文。《捕蛇者说》就是他讲授的。记得班上有个同学叫上官敏，被点名站起来朗诵，其普定口语把捕蛇者“戚然”而述的语气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张老师相当生动地讲解了该文，苛政猛于虎这个著名的道理就是那时候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的。
到了高中，先是胡安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配上天然卷曲的头发，跟旧时代从海外留洋归来的学者有些神似。他讲授课时从来都用普通话，而且还要经常妈麻马骂示范一下四声。一次，听到他与家里人说安顺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普通话不是他的母语。离开了安顺，我也开始操普通话了。儿子们进中文学校学习，回到家里自是要辅导一下，还要时时地矫正他们典型的鬼子发音，这时候当初胡安忠老师抑扬顿挫念四声的神态就浮现而出。在说方言的人群中说普通话，那时免不了被人嘲笑，而现在则已成为经济一体化大环流中的正常。胡老师真有些超前意识。
洪阜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古文功底深厚，一篇《石钟山记》上得绘声绘色。他在讲解苏东坡去考察石钟山的动因时，一边声情并茂地讲解苏东坡不轻信其他人对石钟山的定评，于星夜乘舟前往的情景；一边就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弯新月和万仞峡谷，和轻舟之上苏东坡的飘逸身影，让我们在堂下静静聆听的学生对远古的清幽和古人的洒脱心向往之。《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也都是洪老师讲授的。于今，洪老师模仿着祥林嫂反复念叨的“我真傻，我真傻”的神态和语气还依然生动。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多次使用的反语技巧自那以后便被我铭记在心。我在洪老师授课时所体味到的那种沉醉，在走出二中校门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总觉得以后所上的课大多不是沾染上了实用和商业味，就是显得沉闷枯索，哪里能够与洪老师的轻灵诗意和多彩画意相比。
那个年代是一个政治气氛极为浓烈的年代，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差不多都与政治相关，既然每天都在呼吸着政治的空气，所以学校里老师郑重其事讲授的政治课反倒有些印象模糊。初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先后有两个，一个是胡德伦老师，另一个是张忠琴老师。胡老师讲到路线斗争几年来一次时，模仿领袖大声说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腔调成为了同学忆旧的一个经典。张老师给我们讲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又在班上提问谁是尼克松的副总统，我正好知道是阿格纽，便迫不及待地举手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的得意心情似乎于今还盘桓心头。
到了高中的时候，胡达莘老师先当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师。后来准备高考，已是高中毕业六年以后。幸得胡老师指点迷津，我在高考中政治得了高分，不然是否能读上大学也是问题。胡老师最值得称道的是教学管理。每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他都严加督促，考试结果都要统计出来，算出每人的平均各科得分，然后张榜公布。现在据说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已被国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原因是没有排上前列甚至第一名的学生会受伤害。所幸那时候我们大家似乎既在意分数又不至于走上极端，即使名落榜尾的同学也一样乐得其所。
说到这里，我都在谈文科，好象我那时读的是文科，其实我们那时是不分文理科的，我们接受的是综合教育，而这种教育以后我就没有再享受过。
阳汝祥老师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教我们物理。杠杆原理、欧姆定律、反射原理、浮力定理等等至今都还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讲杠杆原理时，阳老师一笔勾画出的人体，不仅有物理意义，也有美学意义。初三时，学校里在一个仲夏夜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科技晚会，我上台跟另外一个同学表演麦克斯韦滚摆。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看得观众一片惊呼。
我今天的数学知识并没有超越我那时在中学所达到的水准。初中时，我们很系统地学了代数。记得那时候经常会有数学竞赛，封忠犹老师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解种种解法。一次因式分解竞赛一共十五题，我做对了十四道半，做错的那半题迄今还耿耿于怀。到了高中，曾朝月老师透彻地教了三角函数，对数以及解析几何。用胶泥制成的轴承以及为之所画的三视图至今我还珍藏着，因为我们花了足足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个课外项目完成。
直到今天，我还会得意地在化学博士的面前卖弄我的化学知识，比如横背竖背化学元素周期表，比如写出硫酸、氢氧化钠等等的分子式，又比如阐述分解反应、中和反应的过程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素朴的化学原理，在化学领域里何足道哉。然而，欣慰的是，我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汲取了这些化学ABC的，这就非同寻常了，犹如三年困难时期居然有一些吃肉的经验一样。
谈起化学，就不能不提起杨恩滇和尤连钧二位老师。在初中时，他们教的无机化学有趣已极，在配平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怡悦，而在一个个的化学实验的操作中，我看到了世界万物结构的绚丽和奇妙，以至于读大学时讨论是物理应该包容于化学之中，还是物理应该高于化学时，我感情上竟然倾向前者，拥护大化学主义。高中的化学老师兰以鑫和丁国栋也该提及，虽然他们教的有机化学已经有些复杂和艰涩，但碳链结构和醇的分类还是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兰老师的慷慨至今我还记得。每次考试完毕，我们到他家零乱得潇洒的家里看他判卷子，常常向他多争几分，他笑眯眯的也就给个一两分作奖励。而丁老师的严厉与他在足球场上的凶悍交相辉映。一次，与我同座的同学上课捣乱，他立刻把手中残遗的粉笔头猛地砸了过来，秩序顿时井然。那时其实是很师道尊严的，虽然那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年代。
后来读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哲学都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既然如此，学哲学必须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底才是。社会科学还好说，多看书，博闻强记则是。自然科学则谈何容易，但我凭借中学时学到的那些知识，却也游刃有余。
走出二中，我四处飘流，最后飘过太平洋，而二中却从来是我心里不移的伽南圣地；走出二中，我有个许多美丽的日子，但都比不上二中的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本名：黄文泉。笔名：木愉。安顺人，现居美国。《星岛日报》专栏作家。主要发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夜色袭来》和《我的美国上司》，随笔散文集《黑白美国》和《天堂里的‘尘世’》，人物传记《金赛是谁？》，经济论著《金钱永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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