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所谓的‘逆行出征’，这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当全部都是英雄时，就没有英雄可言。”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坚信只有在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实情况，他曾10个小时穿着防护服泡在ICU，和其他专家一起，将总结的经验和建议写入国家版诊疗指南；也在此后辗转多地参与疫情救治，曾连续超过半年时间未曾回家。
杜斌。受访者供图
泡在ICU里的重症专家
2020年1月18日，从福州到安徽的高铁上，杜斌收到了前往武汉参与疫情研判的电话。因为正值春运，买不到车票的他从合肥下车，由铁路系统的同志领着他乘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彼时，他尚未预想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1月19日，他便接到通知加入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的6人高级别专家组，成为了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这个组里，还包括李兰娟院士、袁国勇院士、高福院士、曾光教授。高级别专家组当天的任务，是听取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的汇报，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交流，再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考察，也去了最初暴发疫情的海鲜市场外围了解情况。
1月19日当晚，杜斌连夜赶回了北京，埋头写报告直到深夜；1月20日又与高级别专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国务院汇报情况。也就在这一日，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现象正式发布，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实行“乙类甲管”等措施。
1月21日，接到“与世卫组织的视频沟通会将改期”的消息后，杜斌坐不住了，坚信“只有到床旁才能了解患者真实情况”的他，当天中午就坐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下午便进入了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2020年的除夕，他是在这里度过的。
“当时ICU（重症监护室）有三层，全是满的，但实际上重型、危重型患者不止这些，后来在普通病区又开了两层收治。”杜斌最初的主要工作是了解病情的特点，尽快摸索出有效的救治办法。为此，他扎进了ICU，没日没夜地“泡”在里面，坐在病床旁了解病情变化，为病人调整用药、输液、呼吸机参数等，有时穿着防护服不吃不喝近10个小时，最多时一天要巡查5家医院的ICU。
当他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巡查时，有人抓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那是杜斌与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教授并肩行走的背影，两人拿着面包，似乎行色匆匆。杜斌说，那日结束巡查，他们还着急赶回去开会，从江苏医疗队负责的病区走过时，有医生塞给了他们几片面包。因为院区有几名配餐员感染新冠肺炎，不光是他们，包括病人在内，那天整个院区到中午12点都没吃上饭。
在杜斌看来，与支援武汉的医疗救援队相比，更难的是湖北的医疗同道。“我算待得长的，但也就100多天，我们再难再苦也难不过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可是从2019年12月底开始到我们走了以后，仍然在接着干。在收治的病人里，也许还有他们的家人。”杜斌说。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受访者供图
“无所谓‘逆行’，但求尽心尽力”
当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时，有些医护人员会迟疑，到底是去病床旁还是不去，到底要不要实施气管插管这种高危操作？在杜斌看来，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很正常，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就上。自己也和任何一个医务人员一样，当面对致死性的传染性疾病时，同样经历了从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只是每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反应。他坦言，作为上百人的医疗队领队，他也有担心，一旦队里有人倒下出现减员，将影响到整支队伍抗疫的自信心。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看好病人，没有强行要求必须治好每一个人，但求尽心尽力。既然我学的是这行就应该干这个，就如同战士奔赴战场、警察追捕逃犯一样。”再次回忆武汉抗疫，杜斌觉得，当初支援武汉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当全是英雄时就没有英雄可言，所谓的“逆行出征”，其实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他不要求别人，但至少能要求自己在病房里多观察一会儿，越有风险时越要带头做，只有这样才能对别人提出要求。床旁观察、气管插管、制订治疗方案……他教医务人员，当面对患者时，“永远问自己一句话：我们在治什么病，为什么治的是这个病？”
在疫情初期，杜斌除了完成上述工作外，也会在当地医生的陪同下，前往非定点医院摸清集中收治的病人情况，还要投入精力与同行讨论诊疗方案等。这也是为了给卫健委的决策提供合理建议，包括救治体系有什么问题、各医疗机构需要什么资源、治疗情况有何困难、需要什么设备及人员等。“初期做这些工作，远比我看好一个病人更为重要。”杜斌深知，自己的决定，将影响到一群人。
随着几百支医疗队陆续支援武汉，救助体系已经建立，杜斌等高级别专家的任务也发生了转变。“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治疗的均质化，保证大家对疾病治疗的原则保持一致。”杜斌说，包括之后去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他都是带着“保证治疗均质化”的任务而去。对于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严格意义上说没有特效药，不管任何一种疾病，到了重症期，靠的也不再只是一个药，更多的是靠团队。
此后，杜斌又转战黑龙江、哈尔滨、北京、乌鲁木齐等多地。从出征武汉到2020年8月30日结束任务返京，杜斌没有一天回过医院和家。
2020年9月9日，杜斌又出发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昆明，为了一名病情快速进展的新冠肺炎患者。这名40多岁的男子在印尼打工，当时乘坐航班在昆明落地，第二天被确诊新冠肺炎，病情进展非常迅速，很快便上了呼吸机。他的夫人从都江堰赶回来，每天在ICU门外守候。在杜斌及当地医疗团队的救治下，患者最终康复出院。杜斌坦言，如果没有国家的全力保障，这个家庭也许就毁了，因为他们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负担医疗费用。
“在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中，ICU医生总是走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英雄，但我并不这么看，在选择这一个行业的同时，就承担了这个行业带来的荣光，同时也要承担它对自身提出的要求。”对于社会给予的高度评价，杜斌觉得不用过度渲染，自己和其他任何一个职业的人一样，能对自身从事的领域发展有一点贡献就好，在保证自己不掉队的同时打造一支好的团队，尽力而为。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杜斌：这只是一个代号，大家关注了医务人员的付出，关注到不同人在其中的贡献。我希望大家认可医务人员的付出，但不能说我们这八个人起到了多大作用，因为疫情的防控是多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医疗，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不应该把几个人的作用夸大。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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