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生产和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诗歌究竟能做什么？诗人奥登早就说过“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鲁迅也曾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可以说，诗歌对于现实世界的能动性作用一直以来都备受质疑。然而，诗人批评家简·赫斯菲尔德却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幅可能性的图景。
在她眼中，诗歌就是“要改变在其存在范围内发生的生活。”“改变”不仅是诗歌更新自我与永葆活力的秘诀，更是重新检视待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特殊视镜。透过“诗”这扇窗去观看与想象世界，我们会发现新的风景，见到新的天地，与此同时，我们与世界万物发生联结的方式也相应地获得了刷新。因此，阅读《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犹如触碰到精神的闪电。我们会深深地感到，艰难的当代生活中虽暴雨不停，但我们仍有“诗的陋室”可避雨，甚至能够凭借诗的庇护，鼓足勇气穿过这暴雨，走到光亮处来。
《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作者：[美]简·赫斯菲尔德，译者：杨东伟/译 王家新/校，版本：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重新返回可知可感的肉身世界
那么，改变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实际上，赫斯菲尔德所谓的“改变”更多带有隐微的“变形”与“转化”之义。诗歌可以雨打芭蕉，润物无声，它“无须扭转悲伤，也无须推翻或重铸历史；诗歌只需去感动和改变”。改变并非一定要剑指生活，或者对于进入诗人视野的天地万物横眉冷对，用温润的目光注视一颗石头，石头也会开花：
冰冷的自由，在石头之上，
在石头之上，继而在这世界之上。
如果你将手伸入水中，
你的手腕会立即疼痛，
你的骨头会开始疼痛，而你的手会燃烧
仿佛水是火的一次变容，
以石为食，燃起深灰色火焰。
——伊丽莎白·毕肖普《在渔屋》
赫斯菲尔德似乎很在意诗歌中的石头意象，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说，石头提供了一条让其连接世界的路径。诗歌中的意象无不源自大千世界，一切诗语都是世界的回声，所以刘勰才会感慨：“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石头之上”继而就站在了“世界之上”，此刻诗语对世界的触摸变得真实，变得疼痛，而疼痛意味着我们还活着。赫斯菲尔德认为：“意象会以绘画、石头或词语的形式回到外部世界。”由此，一条语言架构起来的沟通回路让人与世界紧密依偎。
赫斯菲尔德的敏锐之处还在于，她看到了语言之外，诗歌成为了人与世界和解的证据。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世界的改变极为有限，因为在语言系统当中，实实在在的“物”从未现身。按照索绪尔的理解，语言符号由音响系统和相对应的概念组合而成，而概念是抽象的、是人为的、是非自然的，语言的纠缠只会在其系统内部消耗自身，难以和真实的世界发生直接关联。正是基于这种旧有的认识，赫斯菲尔德格外赞赏“将语言放置于石头之中”的诗人加里·斯奈德。她解释道：“只有曾和石头打过交道的诗人才能创造出‘银河的卵石’这样的结合词。”与石头打交道，是一个充满了生态主义意味的表述，它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将趋于单一与固化的“人物关系”打散，将人放置在生机勃勃的生态之网中，重新缔结“人与物”之间的“友谊”，如此才会让我们切实体会到“散在六合间，蒙蒙若沙尘”的融合之感，认识到理解“渺小”这个概念是多么难得的顿悟。当诗歌将人从一切伟大的命题中抽离出来，让我们直面具体的事物，重新触摸一颗石头，凝视石缝中的万象世界，诗歌方在语言之外为当代社会中疲乏羸弱的心灵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然家园的大路。
这样来看，诗人对语言的千锤百炼，其目的就并不止步于雕刻声律，而更是让人复归世间万象，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赫斯菲尔德在书中所说：“诗歌在其音乐、对象、言说、思想和情感的策略中，将经验自我与一切存在之物相互关联起来。在诗歌的语言中，生命召唤着生命，充满着必然与愉悦，正如鸟儿召唤着鸟儿、鲸呼唤着鲸、蛙呼唤着蛙。它们隔着夜空、隔着海洋、隔着池塘相互倾听，彼此认出对方，并被这种认识所温暖。”伟大的诗歌既产生于这种与他者、与世间万物之间的联系之中，又恢复和锻造这种富有生气的联系感。而在“联系”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渗透”更为紧要与关键。赫斯菲尔德认为，“诗的眼光对万物的渗透比存在和意志本身更重要”。然而渗透却又不止于单向度的动作，还意味着人与万物之间的边界的透明与模糊，是一种相互进入与相互作用。伟大的诗歌不仅能打通感官之间的区隔与界限，让我们获得一种复合性的意识感知，还能让“内部伸出手去改变外部，而外部伸回触手来改变观看之人。”所以，写出一首好诗，世界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被变形、被转化。阅读一首好诗也是如此，阅读也是一种接触与参与，因此“读完一首好诗之后，握着书本的人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赫斯菲尔德对诗歌语言的精确度有近乎“苛刻”的理解和要求，她借用松尾芭蕉的话说：“当诗人和客体之间的空间消失时，客体自身就能开始被充分感知。”诗歌技艺无疑是一种知识，而知识之所以存在，其前提条件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也即物与我的二分，但这种二分法却让人从“物我同一”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个流浪者。人观察、思考、认知，进而建构知识，但从此也不再触摸万象，听闻雷霆。赫斯菲尔德重视诗歌技艺，但她并未重拾形式主义的旧旗，而是充分认识到诗歌“知识”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唯有突破“知识”的藩篱才能让诗歌真切作用于世界。在她看来，诗歌并不是去言说已经存在的知识，而是向尚未存在的事物发出邀约。作为禅宗修行者的赫斯菲尔德，喜用“悟禅”的方式认知诗歌，透过类似“禅”的眼光重新打量和“渗透”世界，语言就褪去了其权威的光环，诗歌就不再是某种语言的中介物，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本身。那么，打破既有知识对我们的塑造和控制，重新返回可知可感的肉身世界，这是伟大的诗歌给当代读者的馈赠。诗歌语言只是化身为维吉尔的引路人，它用理性和知识带领你见证和感悟世间的痛感之后，语言则逐渐隐去自身，让位于信仰、情感与精神，赫斯菲尔德正是站在东西方文明的节点上让我们听到了雷霆的训诫。
简·赫斯菲尔德（Jane Hirshfield），美国当代女诗人、散文家、翻译家。1953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诗歌对“可能性自我”的发现与创造
然而，如果诗歌仅停留在恢复人与世界的感性联系层面，那么它们并不能成为持久影响我们的精神力量。实际上，赫斯菲尔德告诉我们，伟大的诗歌展现出的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动”，赋予我们的是“动”的能量，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既是赫斯菲尔德最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也是她最具洞见之处。
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果停止移动，就会成为他者的猎物；人类如果丧失了动的激情，就会不思进取，苟安求生；而艺术如果不追求自我改变和革新，就会沦为陈词滥调。所以赫斯菲尔德声称“如果给‘艺术’这个词加一个否定前缀，就能看出任何艺术形式中运动和变化的中心地位：艺术的反面是惰性。”她将“运动”提高到无比重要的位置，认为“运动”可以避免艺术的落伍、僵化和死亡，而且好诗能够带领我们从已知和显见之物向未知之物“移动”，从而发现更广阔的天地和世界。赫斯菲尔德念兹在兹的是诗歌对“未知”的勘探与发掘，对“可能性自我”的发现与创造，而“动”则能为这种持续性的探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因此也可以说，赫斯菲尔德的诗学是一种“动的诗学”，其中既渗透着诗人对于艺术生命的理解，也灌注着她对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领悟和洞察。
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歌从来都不只是想象层面的高蹈与务虚，而是“一种既能召唤行动又能构成行动的语言”，或者说诗歌本身就是现世的行动与实践。“写诗”是一种行动，而诗歌中的话语结构又能影响和促发人的现实行为。因此，斯奈德才会精心培养一种“劳作想象力”，松尾芭蕉才会四处游历，以“行脚”的方式修行，感知世界，并寻找诗歌与世界之间恰当的连接点。芭蕉在游历过程中见证过世态炎凉，也写下过具有批判锋芒的俳句：
猿声悲啼
难承受
秋风中的弃儿又如何？
然而，芭蕉以“天意”安抚内心，放弃救助路边的弃儿，并写下此俳句。在这场行动中，诗与现实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因而会受到现代读者的质疑。这显然不应该是松尾芭蕉的得意之作，因为“俳句的精髓在于在久已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一些尚未被说出的事物”，所以真正改变世界的诗不是空洞的呐喊，而是人的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审美与意识的改变，正如赫斯菲尔德改译的另一首俳句：
在这世界漫长的雨中,
我们走过
诗的临时避难所。
诗是石头，是道路，是修建在语言两旁的避难所，这是伟大的诗歌改变世界的根基所在。究其根本，诗是一种心灵体验，诗人创造语言以祈求诗歌超越语言，迎向“漫长的雨中”终将出现的闪电。如果说赫斯菲尔德也在寻求诗歌语言的技艺的话，那么这种技艺的获得并非得益于理论，而正是诗的行动。因为智慧的得来唯有直接触摸与参与世界才有效，诗歌也如此，技艺并非是要着力于编织语言的囚笼，而是说出只有诗歌才能说出的事物，赫斯菲尔德指出：“无论是在概念上、句法上还是音乐性上，‘形式’能将心灵的口吃变成可理解的语言，将可理解的语言变成诗歌。诗歌反过来又改变命运：它们让冥顽不灵的外部环境变得温顺，变得可供征用。”
诗歌就这样以错综而微妙的方式改变和转化着现实世界。但赫斯菲尔德从不孤立地看待世界，也从不孤立地看待诗歌的“变革之力”。她强调打开意识感知的大门，重新编织“联系”之网，推进“动”的哲学在诗歌与世界之中流转往返，这其实都内在于她的“改变”思想。换言之，无论是“联系”、“渗透”还是“运动”，都是“改变”之一种，既是对旧有的诗歌感知方式与人类沟通方式的扭转，也是对于世界运行法则的小小补充与修正。这种改变虽不如其他实用性改变来得猛烈与迅捷，却在更微观的情感和感受层面创造令人惊奇的震动，进而在量变与质变的辩证中重新塑造与校准人类的生活形态。正如作者在谈及“峡谷的变化”时所说：“大峡谷的变化之慢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但“峡谷的石壁重新校准了人类的时间感和尺度感”，这也与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法保持着高度一致：“路过的旅行者的‘渺小’却能唤醒并改变他们周围山脉的‘广大’”。
撰文/徐臻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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