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资本主义”，从那段岁月里走出来的人们，还百感交集，但在本质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
“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西方这些自治城市茁壮成长之后，可以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此外，城市商人们还可以凭借手中的巨额资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让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国王需要向他们借钱购买武器，打服不听话的政敌，而且在借钱的时候，需要担保和抵押。
这显然在秦汉之后的中华文明中是很难想象的。不要说自然经济很难产生商业活动，对那些难得有点影响力的商人，专制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也会有意打压。在中华文明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喻示着商人在中国的卑微地位。中国古代很多商人，大多是依附权力生存，像胡雪岩那样，成为“红顶商人”。
【图说：胡雪岩红时风光一时，但死时也格外落魄】
一我在写作《宁波帮》时，也曾关注到上海的一帮商人，在20世纪之初多次提议，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把上海那些还属于政府管辖的地方管理起来。该工程局肯定不是官办，而是集中商人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来办事，“以此立自治之基。”甚至，著名的江浙商人李平书还以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正是得益于此，“上海城厢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修建了道路桥梁，接通了电灯自来水……用‘新闻联播’体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对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提高综合管理的文明程度，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敢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民初，政权松弛。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商人崛起，成了各大政治团体都得仰仗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上海本身，因为是租界之地，所以地位特殊，及思想相对开放。但不得不说，和西方持续的城市自治相比，中国商人好不容易有所表现，但很快就成了昙花一现。
所以，尽管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按照“平等”和“自由”的条件，这些经济表现显然够不上“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也与西方绝然不同。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统一的共同体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明显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参与选择行政官员的意义上，个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之外没有城市。
二只有理解了欧洲的“封建”，以及自治，你才能理解当年只有靠填海才能获得可怜面积，人口只有150万左右的低地国家荷兰，为什么会被马克思赞誉为“海上第一强国”。原因就在于，荷兰的地理条件除了非常适合航海之外，它还是当时欧洲自治城市最发达的国家。自治城市可以自己立法，可以组织军队，可以发行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着契约和法治来维系。
【图说：“海上马车夫”荷兰】
[图说：荷兰当年的殖民扩张]
因为信任高，这也让荷兰有机会发展出“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不论你是船夫还是小贩，只要你有一点钱，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享它的收益。”这样一来，有限公司用于海外开拓的资金，很快就能筹集，甚至还远远地超过其他由国王和贵族出资的远洋公司。
“英国崛起的逻辑与荷兰一样，都是依靠公司的力量。”“与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不同，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对印度的占领。”“18世纪中英贸易的主导力量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
就连和中国同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占到了某种“自治”的红利。由于从大和民族形成到近世的武士时代，日本都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在相对松散的中央集权下，地方在人事和财税方面都有着较高程度的自主权。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像“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由于政治权力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 日后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相似，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然而，成也自治，败也自治，“荷兰的成功，在于它专注商业。荷兰的失败，也在于它过度专注于商业，而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不够。在历史上，荷兰人并不在乎政权的归属，并不太关心谁来统治他们，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否保障他们自由发展经济。”这也让荷兰这片土地上轮转过很多统治者。即使在1581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但结构依旧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而且没有常备军，“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统一的力量，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相反，自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度的英国，因为既有中央集权（君主），又有强有力的制衡（议会），所以做得就比荷兰成功，甚至成为了工业革命最早也最成功的发生地。
当工业化大生产急切需求世界性市场时，以前没有太大瓜葛的中西文明，终于要门碰门面对面。
（本文根据梁衡的《数理化通俗演义》、J.H.布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鲍鹏山的《风流去》，还有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等书所作笔记，并结合个人理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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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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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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