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欧洲重商主义入手，把明朝与同时期的欧洲做横向的比较，力图凸显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特征。明末隆庆开关以后，明朝经济试图做出改变，外向型的商品经济也确曾有过出色表现；但其存在的致命缺陷，证明了农业社会的顽固性和旧有体制的不适应性。文章末尾，借由明代户籍制度和货币问题等，说明经济体制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
全文试图让读者体会到：一个步履蹒跚的古老农业国家，在迈向深蓝过程中的踌躇与悔恨。
目 录
一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重商主义
二 明朝前中期的“重本抑末”与欧洲的重农主义
三 明朝末期在经济上的改变
四 浮世繁华
五 明朝末期在商品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六 反思
一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重商主义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在交通便利但又缺少农业土地的城市，商业与工业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城市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
1732年的威尼斯港口 油画
15世纪，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欧洲被迫寻找新的通商航路，并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步转移到莱茵河入海口的低地地区，出现了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新兴商业城市。
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轮廓日渐清晰，欧洲最被奉行的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但亚当斯密本人却是自由经济主义者）。早期的重商主义代表性著作是完成于1565年、初版于1581年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作者通常被认为是约翰·黑尔斯。
亚当·斯密
重商主义通常给人以“民族主义”和为逐利不择手段的深刻印象：
1 在国内，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都必须实现最高效的用途；必须实现尽量多的经济活动（制造业、工业特别是军品占有优先地位）；要尽量多地实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的自主化，把对外依赖程度降到最低。总之，要最大限度地使国家富足与强盛。
2 对国外，要求国家全力支持对外贸易，并扮演积极的保护角色（特别是使用关税保护小企业）；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黄金、白银是财富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贵金属的大量供应，而贵金属积累可通过出超而实现；贸易必将达到全球性规模；竭力进行海外扩张，掠夺人口和财富——例如在英国，政府把自己所得税收的大部分用于建设皇家海军，海军不仅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还抢夺他国的殖民地，全英国是最终受益者。
二 明朝前中期的“重本抑末”与欧洲的重农主义明朝前中期，对待商人采取歧视政策，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这种“重本抑末”的政策，与欧洲的重农主义主张很相近。
重农主义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的《经济论》，但这一思想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流行。法国弗朗索瓦·魁奈和杜尔哥是其主要代表。此外，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人深受其影响。
色诺芬
1 对内，重视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自然秩序，认为国家财富的根源是土地生产及土地发展。其他经济活动（如制造业）的动力是来自农业生产的盈余，工资、消费、地租等并非源于工人的劳动，而是农业盈余的间接转化及衍生。国家税收应主要集中在土地拥有者而非农业劳动者身上。
2 对外，倾向于降低关税（特别是农产品）及农业经济贸易上的自由主义。
在欧洲，重农主义的流行晚于重商主义（但是在明朝，这一顺序恰恰相反）——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前者更像是对后者的一种反思和弥补。
不过，明帝国的统治者也许根本不会想太多。对农业的重视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所谓“重本抑末”其实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习惯做法。
三 明朝末期在经济上的改变明初开始推行的海禁政策，曾使海外贸易受到长达200年的强力压制。但在16世纪中叶，帝国的经济走向发生了重大调整，重商主义抬头，出现了被后世争论不休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明穆宗朱载坖
1 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史称“隆庆开关”。沉寂已久的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复兴，随之而来的是白银大量流入，并很快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全盛时的远洋船舶吨位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2 商人地位提高
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革除宿弊；接着，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说，进一步了肯定商人的作用。由此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
张居正
3 白银大量流入
16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使晚明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完成，银本位得以确立。当时明朝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的三成左右。
4 民营经济的壮大
这一时期，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增长，而官营手工业却不断萎缩。除了官府控制的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之外，很多手工业实现了由私人做主经营。
四 浮世繁华16、17世纪间的明朝，是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它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
明朝青花瓷
-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达：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期有织机13000张；南京众多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彩色瓷器的出现；冶铁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效率明显提高。
- 全国商品经济发达：各地大量生产特色商品，区域分工日益明显。万历年间，各地生产的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不计其数，大量行销海内外。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在中国城市都有售卖。
- 工业产能达到世界第一。冶铁、造船、建筑、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都超过2/3，比农业在全球的占比高很多。
- 长途运输业的兴起。湖广的米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同时，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的书籍开始出现，如《一统路程图记》。
- 高度的城市化。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嘉兴等，华中有汉口、南昌、淮安、芜湖、景德镇等，西南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临清等，华南有福州、广州等。东南地区成为全国商品的集散地。南京、临清等“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晚明的城市化率很高，伊懋可估计达到6%至7.5%；而曹树基估计，1630年时已达到8%，略高于清代的7.4%。
- 商业集团的出现。当时出现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即“商帮”。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南京仪凤门
晚明的生产总量在当时世界的占比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1500年明朝的生产总量为618亿美元；1600年则为960亿美元，占当时全世界总量的29.2%。
此外，麦迪森还认为晚明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如刘逖等，认为这个数据偏高并做出调整：若以1990年美元价值换算，1600~164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在340至390美元之间波动。
五 明朝末期在商品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1 “开关”不足
只开放了月港一处口岸，只允许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对外贸易（仍禁止对日贸易），对外贸易的通道十分有限。有学者认为，隆庆开关仅是有限的开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以及稳定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
大明律
2 “重商”不够
《大明律》并没有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适度修改，朝廷也没有出台类似现代民法中保护私有财产的诏令。在官本位的国度里，商人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批评道：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3 对白银的“消化不良”
学者王裕巽认为，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总量的1/3。过量流入致使物贵银贱（通货膨胀），白银流入的动力开始下降，从1630年以后又反过来出现流入不足问题，中国又跌入通货紧缩的深谷。
船型银锭
4 民营工商业持续遭受打击
万历中期以后，针对工商业的苛捐杂税大量增多，项目千奇百怪，几乎到了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的地步。为害最大的是“矿税”，而实际受害的又远远不止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搞得全国各地民不聊生。
据统计，矿监税使共向皇室内库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万两，平均每年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
万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六 反思明末商品经济的兴起很突然，但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明朝灭亡为止。上文“明朝末期在商品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中提到的四个问题，都严重影响了明朝的国运。
1 开关不足，没有积极性把国内生产力要素充分调动起来，生产力不能彻底解放
2 重商不足，私人财产没有保障，商人不敢放手投资，生产资料不能充分利用
3 民营工商业持续遭受打击，劳资双方（工商业雇主和手工业工人）均利益受损
明代沿袭元制，百姓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工人即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子孙世代承袭。至明朝后期，匠籍制依然存在。
明神宗朱翊钧
前面谈到的万历矿税恶政，一方面固然使工商业和手工业利益严重受损；但另一方面，人数占比最大“民户”其实是间接得到了好处的：朝廷借此降低农业税税率。
作为长期施行“重本抑末”的明朝统治者，其内心深处更多考虑的还是农民，即使是在隆庆开关之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不过，这只是万历当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4 对白银的“消化不良”，使货币无法起到“一般等价物”协调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
前面也谈到，白银先通胀、后通缩，当时就严重打击了海外贸易，挫伤了商人们的积极性。但其产生两个后果却更具有灾难性：一是崇祯时农民折成白银的纳税负担骤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万历征矿税，宁可严重打击工商业，也不肯伤害农民。可到此时，二者被全部得罪完），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
大西洋三角贸易
后人读史感慨：明末统治者当时正确的做法应是，在对外贸易鼎盛之时，借助白银充裕之机（1600年左右），一方面取消户籍限制放开人口流动，让手工业大量吸收富余农民劳动力（消除民变），增加门类、提高产量，实现体内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增开口岸，鼓励进出口贸易，形成类似于西方三角贸易的体系格局（进口粮食，解决小冰河时期饥荒），实现体外良性循环。尚有大把余力，足以解决后金问题并对抗鼠疫。
参考文献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
姜公韬：《中国通史》.
《白话明史清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复旦大学，1982.
《明实录》.
《明清史料》.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李燕：《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下澳门的兴起及其与广州的关系》，热带地理.
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
《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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