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是以自由为主要政治伦理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多数人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政务。
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宗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
“自由”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iber。早先，蒂托·李维在他的巨著《罗马史》里，就描述了罗马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
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沉思录》一书里对此写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的自由政治的政府。”然而，这种进展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都暂时停止了，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争取自由的斗争才再度开始，自由城市国家的支持者和宗教的支持者产生了冲突。
马基亚维利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则阐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则。约翰·洛克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他们的著作中亦叙述了这种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而《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
牛津英语词典指出“自由”（liberal）一词在英语中存在已久，意思是“得体、高尚而慷慨的自由人”，以及文科（Liberal arts）一词代表了“免于受压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
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发芽，到了当下，主导世界的是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模式：如个人主义、人权、民主及自由市场经济。
然而，21世纪新一轮的科学革命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科学不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无法论断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或“个人比集体更重要”这些抽象伦理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但自由主义同样有它深信不疑的事实声明。
自由主义者重视个人自由，是因为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自由主义者认为，选民和顾客的选择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任意随机的。虽然人都会受到外部环境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但最后，人们都是秉承着“自由意志”，为自己做决定。
正因如此，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至上，也总告诉我们要“随心而为，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让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充满意义，外人绝不可能知道你真实的感觉，也不可能预测你会做什么选择，所以你也不该让外人来决定你的兴趣和欲望。这样的价值观，在如今的中国也颇受欢迎。
“人类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仿佛不是伦理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客观事实描述。然而，这种说法在洛克、卢梭或杰斐逊的时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据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却已经不再成立。自由意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头“大猩猩”，许多学者假装专心看着显微镜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而不愿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在18世纪，人类的大脑就像个神秘的黑箱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内部如何运作。所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杀死，学者想问原因的时候，一个听起来最有说服力的答案会是：“因为杀人者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用自由意志选择了谋杀；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对自己犯下的罪负全责。”
到了20世纪，科学家打开了“智人”这个黑箱子，既没找到灵魂，也没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遵循着与世界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同的物理和化学法则。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杀死，学者想问原因，再说“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基因研究者和大脑科学家反而能提供更为详细的答案：“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
会导致谋杀的大脑电化学反应，可能来自生物预设（deterministic）、随机或两者的结合，而并非“自由”。例如，神经元之所以放电，原因可能是生物预设，只要遇到外部刺激便如此反应；也有可能是随机事件，比如因为某个放射性原子忽然自发分解。但不论哪一种，都没有“自由意志”插手的余地。
如果是遇到刺激、引发一连串生化事件形成的连锁反应，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个事件决定，最后形成的决定当然不算自由意志。如果是原子随机自发分解造成的决定，就只是单纯的随机而已，当然也不算自由意志。至于随机事件加上生物预设的情况，也就是后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同样不可能等同于自由意志。
所以，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来看，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洞的词语，只存在于人类发明的各类想象故事之中。
尤瓦尔·赫拉利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像是“为自由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永恒的灵魂”在进化论面前也说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人类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选择的余地？
根据进化论，动物做的所有选择（选择栖息地、食物或伴侣）都是基因密码的反映。如果有适当的基因，让一只动物选了有营养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侣，这些基因就能传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适当，让这只动物选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虚弱的伴侣，这些基因就会灭绝。然而，如果这只动物真能“自由”选择吃什么、与谁交配，自然选择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碰上这样的科学解释，人们常常装作没看见，说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是欲望行事。这么说确实也没错，欲望也确实是进化的一部分。如果所谓“自由意志”指的就是“依自己的欲望行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
如此说来，狗也一样有自由意志。比如，狗说“我想吃饼干”之后，就真能有饼干吃了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狗或人类能不能根据欲望采取行动，而是究竟能不能选择要产生什么样的欲望。
为什么狗想吃饼干而不是想吃黄瓜？为什么我想把讨厌的邻居一顿暴打，而不是再去拍一通马屁？为什么我想买红色的车，而不是黑色的车？诸如此类，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我之所以觉得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因为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反应。这些反应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恰恰不是自由意志。
就算是科学家，现在也经常使用自由意志这种过时的神学概念，民众也还是继续吵着“要民主、要自由”。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神学家一直对灵魂和意志的关系争论不休。
他们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本质，称为灵魂，也就是真实的自我，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个自我拥有各种欲望，就像拥有衣服、车子和房子一样。他们还说，每个人都能够像选衣服一样选择自己的欲望，而命运就是依据这些选择而决定的。
如果选了好的欲望，最后就会上天堂；如果选了坏的欲望，最后就得下地狱。但问题来了：欲望真的能“选”吗？比如说，夏娃想要吃蛇给她的那颗禁果，她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是有人强加于她？完全随机出现的？还是她的“自由”选择？如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她的自由选择，那么为什么她又要受罚呢？
质疑人类是否有自由意志，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探讨，而是确实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人类乃至动物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使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对大脑进行相关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和身体。
生命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个人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
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而且，每天身体和心灵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修炼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中国的禅宗可能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唯有在“禅定”之中，才能顿悟宇宙的意义。
对个人主义者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那么我在诸如投票站、超市和婚姻介绍所里该听谁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实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一样并不存在。如果，我们真的要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的那个“自我”，就会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
人类绝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许多可分割的部分组成，至少在大脑科学家眼里是这样的。也许，在普通人眼里，可能也是这样的，我们很难找到什么“真正的自我”。
行为经济学家近些年来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策。说得更准确些，是谁做出了这些决定。
比如，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宝马？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的期货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结果都指出，并没有什么“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们心中有许多不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内部元素，经过不断的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为三个环节的实验。
在“短”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这种水温会让人不舒服甚至痛苦。60秒后，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研究人员会偷偷将热水导入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或16℃。
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实验结束的十分钟后，开始第三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个环节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因为，它让人感觉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非常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深层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
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长”实验显然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且在“短”实验中受的苦，在“长”实验中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接下来你还得再忍受30秒15℃或16℃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也绝对不愉快。
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讲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说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内心之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
叙事自我的概念，很像加扎尼加（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个故事，并为未来制订看似完美的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家一样，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
一次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从上述实验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
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二选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几乎所有的日常决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大多数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会让人们大抵上认为，只要生过一次孩子，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是，在分娩后的几天，人体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欣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婴儿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家人、亲友甚至是宗教人士的多方赞誉，从而，成功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就反映在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
当然，她们并没有忘记实际的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这一点，无论东西方的文化皆如此，都将分娩描绘成美妙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创伤。
所以，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决策，比如谈恋爱、选择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
假设，现在有两个度假行程供你挑选：第一个行程是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参观历史悠久的故宫。第二个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比如，到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购物，享受美食，再豪赌一把。
但有一项限制条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在结束返程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关于这趟旅行的记忆。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好回忆，就真的只会留在那里了。你会选哪个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故宫，因为钱包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换句话说，赌城虽然很诱惑，可是我们宁可选择一场会留下“美好回忆”的旅程，并且我要知道钱都花哪了。
不过，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元素，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当下的种种感受。比如，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与单纯的没有钱吃不上饭，对于饥饿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比如，我可能在新的一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去跑步健身。这种决策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坚持了一个星期，该去跑步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突然叫了一份外卖，买了炸鸡腿，窝在沙发里“葛优躺”，压根不再想去健身了。并安慰自己说，“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去跑步”。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从而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
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打脸，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的、不变的身份特质。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令人质疑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一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人生甚至宇宙提供意义。
未完待续。
张锋编撰 庚子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注：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未来简史》第8章《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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