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山西省平鲁县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铤，全金铤共77件，25998.04克，成色95-96%。
唐代金铤
山西省平鲁县出土处
甲条金铤上正面写着“×朝议郎××××御×赐紫金鱼袋臣××进”，背后有三行字，首行为“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中行不清楚，第一个字可能是“铤”，第三行为“×××官朝议郎×××司马赐×鱼袋臣张昂”，简称“乾元元年铤”。 自记重二十两，重807.8克，每斤646.4克；
丙条是长14.7厘米、上宽1.5厘米、底宽2厘米、厚0.4厘米的梯形金铤，毛重283克，成色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錾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简称“员外同正铤”。自记二十两，重283克，每斤重224克，当为小斤。
两铤同为一斤量的比值为2.8544倍，正好与唐代大小称相比1：3接近。
因此，也正好证明唐代确有大小称两制并行的制度存在。
但按唐代法律的明文规定，小两“三两为大两”，小两是大两的三分之一，而大称每斤661克，一两应为41.3克；小称应为每斤220.33克，小称一两的“名义值”应为13.77克为妥。
从金铤上的文字可以看出，这批金铤是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时期产物，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平鲁地区又是安史之乱的地点之一。因此这批金鋌又与安史之乱有关。金铤均采用矿金模内浇铸，长方形，扁平状，正背面不够平整，有锤锻过的痕迹。唐《酉阳杂且》说，金铤体小可以藏在靴中。
这些金铤是什么？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李隆基颁布《禁金玉锦绣敕》说到：“所有服饰 金银器物 令付有司 令铸为铤 仍别贮掌 以供军国”。这就是说：法律规定，以后所有的黄金都必须上交，铸造成铤的形状，作为战略物资供应国家，私人不得擅自藏匿。这批金铤由于是矿金铸造，还没有精炼，所以提纯度没24K那么高。这也在侧面说明了唐代铸造金铤实际上还没有统一规格和要求 成色也没定论。唐朝时候的一两约合现在43克，这批金器按照开元九年后的度量衡折算大约是50斤。如果再折合当时一斤黄金兑换12万8千文计算，总价值是646万4千文。
为何金挺埋藏在这里？
平鲁县平鲁公社屯军沟位于唐代河东朔州（唐代时设河东道辖十七州）到今内蒙古清水河一带的交通要道上。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等书记载，安禄山部队和唐军郭子仪、李光弼军队之间，在河东道大同云中郡、关内道单于都护府振武军朔方郡等地不断发生战争。而平鲁县屯军沟就位于这次军事斗争区的中心地带。因此，金器曾流散在这个地方是可能的。金铤铭文大部分被錾去，表示都曾易了主人。最后的所有者在战乱时埋入地下，但自己却在战乱时死亡，于是这批窖藏就再无人知晓了。
什么样的黄金才能称为“金铤”？
把黄金铸造成“铤”型，在唐之前就有，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整个唐代也一直记载不断。唐朝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乱，很少有实物流传至今。
目前我们知道的出土实物金铤：一处在西安，另一处就是山西平鲁。
唐代黄金铸块，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金铤，具有规范的形制和法定重量单位。
附：
西安出土唐代金铤
1974年陕西西安东南郊太乙路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出土了二件唐代金铤。
金挺，甲挺长15,4、宽4,1厘米;甲金挺重1215,98克，
乙挺长16,1、宽3,4至4厘米，乙金挺重1191,44克，
两挺均厚约1.1厘米， 确比银挺短小。就形制来判定，这金挺也应属于唐代遗物。
平均重1203,71克，含金率93%。从同地出土银挺推算出唐代1两=41,2克，这两个金挺各约重唐两三十两，这或许就是唐代金挺的法定重量。西安出土。
长安城东市遗址出土唐代金铤
金挺是在模内浇铸的，呈扁平的长方体，表面不甚平整，棱角不够整齐，底面不平整处曾略加锤锻使平。挺体中部较两端向上拱起约3毫米。挺面上没有铭文。
1999年西安新城区西七路西安中学废弃古井内出土的唐代金铤。
扁长笏型，长14.2厘米、宽2.4厘米、高0.7厘米、重412克，表面阳文铭“姚州贡金拾两”，与其同出于古井内的还有一块“饶州”银铤。姚州故城在今云南的姚安县，据《唐六典》与《新唐书》记载此地土贡黄金，而此铤出土地的西安中学则地处唐太极宫东部的武德殿、两仪殿旧址附近，或曾为唐宫中宝库所储，在战火仓促中被弃藏于古井之中。折合41.2克/两。659.2克/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