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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易之和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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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于寒微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祖父与杨贵妃祖父是兄弟。因此，他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亲属疏远，不是直系。杨钊的祖、父辈都定居于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亲杨珣，家境贫乏，一生没有当过什么大官。母亲张氏，是武则天时宠幸张易之的妹妹，换言之，张易之是杨钊的舅父。张易之在“五王政变”中被杀，名声狼藉，家族衰颓。《新唐书·杨国忠传》称“张易之之出也”，就带有轻蔑的意思。杨钊父辈“细寒”，跟杨贵妃父辈当官的境况，略有不同。
当然，杨钊的品行恶劣，并不是源于娘胎，而是他青少年生活所形成的。他从小不肯努力读书，行为放荡不检点，喜欢饮酒与赌博，为乡里宗族所鄙视。不过，这种生活也造就了他那精明机灵的特性。三十“而立”之年，竟在家乡立不住脚，就发愤从军，跑到四川当兵了。
“益州长史张宽恶其为人，因事答之，竟以屯优授新都尉。”在新都任期满后，穷困而不能自归，幸好得到了富豪鲜于仲通的资助。堂叔父杨玄琰死于蜀州，杨钊曾经“护视其家，因与妹通，所谓虢国夫人者。"杨钊跟这个妹妹私通，关系密切，这是他后来发迹的跳板。因为当时小妹妹杨玉环已经到河南去了，跟堂兄杨钊并不相识。
据说，杨钊在成都赌博，输个精光，便逃亡他乡。后来，到了关中，当上了扶风尉。但是，又不得志，再回到四川，依附于豪富鲜于仲通的门下。总之，杨钊在蜀十多年，颇为潦倒，娶蜀倡裴柔为妻，养了几个儿子，生活困苦。
杨钊的走运，是在天宝四载(公元745年)。这年八月，册杨太真为贵妃，“推恩之时，何以及(杨)铦、(杨)锜而不及国忠?”因为杨钊是贵妃三代之外亲属，作为从祖兄，关系疏远推恩之时也就轮不到他。
但是，杨钊终于凭借这点宗族关系往上爬了。原来，贵妃得幸的消息传到四川，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知道杨贵妃出生于蜀，就想派人到长安与她家结交。鲜于仲通向节度使推荐了杨钊，他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章仇兼琼引见杨钊，十分高兴，立刻委任杨钊为“推官”，并以贡献“春绨”为名，派往长安。
大约十月初冬，杨钊抵达长安。他首先找到了杨氏诸妹，分送了大量精美的蜀货。经由虢国夫人的介绍，入宫见了杨贵妃。
因为他是贵妃的远亲，唐玄宗仅给他当金吾兵曹参军。这官虽小，但可以出入禁宫。有一次，杨钊参加内宫宴会，做“樗蒲”游戏时，负责计数，“钩校精密”，颇得唐玄宗的赏识。不久，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王鉷手下的判官。这样，杨钊在仕途上另辟蹊径，走着一条跟杨氏其他兄妹不同的道路。
二、赐名“国忠”杨钊踏上仕途，无疑是“因缘椒房之亲”。没有杨贵妃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出入禁宫，无缘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但是，杨钊步步高升，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却是天宝时期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基本上跟杨贵妃无关。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由于唐玄宗在位岁久，用度日侈，需要一批聚敛之臣搜括钱财。户部郎中王鉷担任户口色役使时，干得颇为出色。玄宗“以鉷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十月丙子，以王鉷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恰好这时，玄宗见杨钊“强明”，就让他当王鉷手下的判官。显然，玄宗起用杨钊，主要是考虑到他某方面的才能。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以后，杨钊被授予监察御史，又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他还以推事院御史的身份，与酷吏罗希爽、吉温为伍，参与制造冤案，如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审理杨慎矜案件。
由于杨钊善于迎合唐玄宗的爱恶，以聚敛有功，骤迁度支郎中，一年之内就兼领十五余使。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六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自宇文融“括户"以来，出任御史中丞的无不是聚敛之臣，如杨慎矜、王鉷等。如今，杨钊兼任此职，说明他已成为很有影响的重臣。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二月，为了显示天下殷富的景象，唐玄宗引百官参观左藏，特地赐给杨钊紫衣金鱼袋，以表彰他的聚敛之功。次年，杨钊兼任兵部侍郎。同年十月，玄宗在华清宫，根据杨钊的请求，下旨为张易之兄弟昭雪。同时，杨钊胡诌图谶上有“金刀”两个字，自己名“钊”不适宜，请求改一改。唐玄宗便亲自赐名曰“国忠”，意味着给杨国忠以最大的荣宠。
由上可见，短短五年，从小小的“判官”，爬到仅次于宰相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铁的重臣地位，真是官运亨通。其中，固然由于杨国忠有掖庭之亲，但主要是他有聚敛之功，适应了唐玄宗的需要。论亲疏关系，杨国忠比不上杨铦、杨锜；但是，杨铦、杨锜没有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原因就在于他们政治上才能远不及杨国忠。客观地说，杨国忠是颇有才智的。
当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初次见到他，深为他的“言辞敏给”所倾倒。唐玄宗跟他接触不久，就赞赏他的“强明”特点，夸他是个“好度支郎”。如果杨国忠仅仅是个无赖之徒，毫无才能与本领，那就不可能委以高官，在天宝时期政治舞台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唐玄宗的心目中杨钊是“忠”于“国”的，和王鉷一样“能富国”，为封建王朝提供丰厚的财物。这也是唐玄宗宠信杨国忠的根本原因。
三、取代李林甫自然，杨国忠又是野心勃勃的，善于耍弄权术与诡计。最早他是依附于李林甫与王鉷一派势力的，参与制造冤案，把杨慎矜打了下去。随着杨钊地位的提高，酷吏吉温曾“为钊画代林甫执政之策”。实际上，杨钊本人已经有取代李林甫之心，目标是谋取宰相之职。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四月，李林甫的心腹、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于潮阳郡。原来，这是杨国忠向玄宗报告的，并建议加以流放，以便翦除李林甫的心腹。对此，“林甫不能救”，无可奈何。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四月，杨国忠又向王鉷开刀。当时，王鉷任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兼领二十余使。权宠日盛，仅亚于宰相李林甫。但是，其弟王焊(户部郎中)与邢縡勾结，阴谋叛乱。事发后，杨国忠断定王鉷参与谋划。玄宗以为自己如此重用王鉷，他是不会同为逆恶的。右相李林甫也为王鉷辩护，而左相陈希烈则极言王鉷大逆当诛。
于是，玄宗下令由陈希烈与杨国忠一道审理，并以杨国忠兼京兆尹。审查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即使王鉷确实没有一点儿预谋，也是必然地死于杨国忠的手下。
唐玄宗在《赐王鉷自尽诏》中宣称；王鉷“外饰公忠，干冒非据；内怀奸诈，包藏不测。”王鉷其人固然不足以称道，但说他“包藏不测”，预谋作乱，那不是事实。王鉷之死，是杨国忠制造的冤案。
同年五月，京兆尹杨国忠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是王鉷所有的使务，全部归于他。这样，“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
然而，对付李林甫，是不那么容易的。大约在这年深秋九月，南诏数寇边，蜀人表请身兼剑南节度使得杨国忠赴镇。李林甫顺水推舟，建议玄宗批准杨国忠镇蜀，实际上是要把他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杨国忠深知这是诡计，但又无法推辞赴蜀。临行前，杨国忠向玄宗告别，哭着说李林甫陷害他，杨贵妃也在旁求情。玄宗说：“卿止到蜀郡处置军事，屈指待卿。”
也就是说，屈指计日，很快就会被召还。玄宗赋诗送行，“句末言入相之意。”冬十月戊寅，唐玄宗幸华清宫，已经患病的李林甫随从。过了几天，李林甫病情急剧地恶化，玄宗立刻派中使召还杨国忠，杨国忠正在赴蜀途上(估计尚未到达蜀郡)，碰见中使，自然喜出望外，回转头来，直奔长安。
就在杨国忠到达前一天，李林甫卧疾昭应私第(在华清宫附近)，已经病得不能起床，玄宗特地登上华清宫中的降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表示慰问(因为左右固言不可前往探病)。李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第二天，杨国忠赶到昭应私第，谒林甫，拜于床下。李林甫垂涕托以后事，杨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不久，李林甫就死了。
杨国忠取代李林甫，这是天宝后期政局的重大变化。其间，杨贵妃在玄宗面前求过一次情，但她基本上没有干预这类争斗，她跟李林甫之间有无矛盾，也没有史料可以说明个究竟。至于唐玄宗之所以扶植杨国忠，也不存在牵制李林甫专权的问题。玄宗对李林甫是信任的，否则，委政于他达十多年，就不可以理解了。
但是，作为封建专制帝王，越到晚年，越是疑心重重，害怕臣僚们的不忠或者谋图不轨，即使是最亲近的大臣，也决不会容忍。
在王鉷兄弟案件之后，由于李林甫为之辩解，也就引起了唐玄宗的疑心，开始疏远李林甫，并准备以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正是摸透了唐玄宗晚年这种心态，不仅为自己谋得最高的官位，而且把已经死了的李林甫搞得名声败裂。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正月，杨国忠派人诬告李林甫生前曾与阿布思(蕃将)约为父子，企图谋反。玄宗相信了，立案侦查。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牵连，附会杨国忠的意图，出来作假证。于是，玄宗于二月下制削李林甫官爵，指责李林甫“外表廉慎，内怀凶险，筹谋不轨，觊觎非望。昵比庸细，语害忠良，悖德反经，师心蕴慝。”当时李林甫棺材尚未下葬，玄宗派人去剖棺，拿走嘴里含著的宝珠，剥去身上的紫衣金鱼袋，更换小棺，如庶人礼之。
此外，赐左相陈希烈爵许国公，右相杨国忠爵魏国公，以表彰他们断狱之功。
诚然，李林甫劣迹斑斑，但硬说他“筹谋不轨”，也是诬构不实之辞。史称：“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天下士人原本对好相李林甫没有好感，但看到剖棺改葬的过分做法，反而觉得冤枉了李林甫。
四、杨国忠终成其乱天宝时期，前十一年是李林甫专权，而杨国忠以右相执掌朝政仅只三年。显然，把天宝乱政统统归罪于杨国忠，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说，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从开元二十二年始相算起)，养成天下之乱”，那么，正如唐朝苏冕指出，，“杨国忠终成其乱”。从“养成其乱”到“终成其乱”，恰恰概括了天宝弊政的全过程。不管杨国忠与李林甫之间如何争斗，都改变不了他们在政策措施上的连续性。
李林甫专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擅权独斯，以势压人，自皇太子以下，无不畏之侧足。杨国忠当了右相也同样如此。
杨国忠的擅权，引起了宦官高力士的忧虑。就在天宝十三载秋天，雨水成灾，而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对玄宗说：“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指杨国忠)，法令术行，灾告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玄宗听了，“久而不答”。奸相专权原是玄宗本人荒于理政的结果，自然无言对答。
妒贤嫉能，用人唯亲，这是李林甫专权的又一个特点。杨国忠执政期间，沿用不变。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二月，杨国忠当右相不久，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循资格选官，开元宰相裴光庭曾经倡导过，一直沿袭着。但是，像杨国忠那样公开扬言“无问贤不肖”，却是罕见的。这样做，是为了收买人心。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杨国忠随从玄宗在华清宫避寒。当时，他的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害怕奸相的权势，叫自己的儿子达奚抚先去打招呼。达奚抚官昭应尉，昭应县即会昌县，就在华清宫附近。有一天，达奚抚等候杨国忠入朝(指入华清宫)上马时，趋至马下。
杨国忠以为儿子必定中选，面呈喜色。谁知达奚抚说杨暄不及格，但也不敢让他落榜。杨国忠立刻变脸，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竟策马不顾而去。达奚抚惶惶不安，写信给在长安的父亲，说：“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达奚珣屈于权贵，只好把杨暄置于上等。可见，举人唯亲，徇私舞弊，实在没有是非曲直可论!
盘剥百姓，聚敛天下，这是贯穿天宝时期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李林甫专权时代，杨慎矜、王鉷和杨国忠等都是著名的聚敛之臣。杨国忠当了宰相后，更是“厚敛以怒天下”，激起了四海之怨愤。正如宋代苏辙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温、杨慎矜、王鉷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这就清楚地道出了割剥聚敛与天宝乱政的关系。
杨国忠先前是以聚敛称职，而得到玄宗的提拔。他曾建议，把征丁租地税变为布帛，输于京师。结果，左藏库丰实，堆积如山。“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身为宰相时，仍兼领四十余使，如判度支、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
据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有唐一代，户口极盛于此。这种极盛的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意味着聚敛政策执行得既深且广。因为要割剥民膏民脂，就必须对户口作出仔细的统计与严密的管理。
精通“钩校”筹算的杨国忠，似也有他特异的贡献。可以说，户口之极盛，无疑是“厚敛”带来的成果。
总之，从以上史实比较中，可以看到，“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两个奸相之间虽然有争权夺利的冲突，但他们本质上毫无二致，政策措施上连续性尤其明显，因此没有必要分成什么旧贵族与新贵族。重要的问题在于：天宝时期，李林甫专权十余年，已经“养成”天下之乱，种下了祸根；而杨国忠用事三年里，不仅没有将各种社会矛盾缓和下来，反而把一切弊端集中起来，结果“终成其乱”。后世评论历史功罪，，杨国忠实在要比李林甫倒霉得多。
天宝末年弊政，使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天下将乱”。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杨国忠刚当上右相，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投靠右相，说什么见之可以立刻得到富贵。
张彖回答道：“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这位进士并不是不求高官，而是预料到杨国忠势力犹如冰山，消解的日子不远了，所以跑到嵩山隐居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方伎之士金梁凤预言：“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这是假借天象，评论时局，看到了“天下将乱”的可能性。
五、杨国忠的贵人杨国忠专权而造成的天宝乱政，跟杨贵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局外人往往认为，由于依靠了杨贵妃，杨国忠才干出许多的坏事。其实，杨国忠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与杨贵妃无涉。诚然，杨国忠的发迹，是靠了杨贵妃的宗族亲属关系。但是，唐玄宗重用他，主要不是因为外戚的关系。如果论外戚，杨铦、杨锜与杨贵妃更亲，为什么偏偏不用呢?
说实在，杨国忠与杨贵妃之间，相处平淡得很。小时候并不相识，册贵妃之后，方才见面。杨贵妃深居内宫，跟宰相与大臣接触稀少，即使堂兄杨国忠也不例外。据统计，十余年里，除了欢宴娱乐之外，杨贵妃在政治上支持过杨国忠的，仅有二次。例如，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深秋，杨国忠将赴蜀，临行前，“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杨贵妃虽然“智算过人”，聪明机智，但在政治上不会弄权，正如酷吏吉温所说：“识虑不远。”
因此，天宝时期弊政，没有一条是出自她的坏主意，她也没有运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影响杨国忠的施政。所谓“天下将乱”的局面，显然主要不是“乱”在杨贵妃的手上。
就杨氏姐妹昆仲的关系来说，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往来紧密。
早年在蜀，就有私通的秘史。初到长安，投宿在寡居的虢国夫人的家里，并由她牵引，认识了杨贵妃。虢国夫人宅居宣阳坊，杨依忠也“于宣阳里连构甲第，上木被缔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前者居东，后者居西，同于坊里，两宅相连，昼会夜集，无复礼度。据说，有时兄妹两人并辔入朝，挥鞭走马，以为谐谑路人观之，无不骇叹!每年冬天随从唐玄宗在华清宫避寒时，杨国忠第宅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夫人第宅相对。
史称：“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反映了盛唐时期男女之间放任自由的特点。诗人杜甫在《丽人行》中，用"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诗句，来影射杨氏兄妹的暧昧关系，但其遣词之美，决没有后世礼教卫道士们那样恶狠狠的咒骂。
由于暧昧关系的特殊性，虢国夫人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指对杨国忠的影响)，反而超过了杨贵妃。
史载：“虢国居中用事，帝所好恶，国忠必探知其微，帝以为能，擢兼度支员外郎。迁不淹年，领十五余使，林甫始恶之。”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性格放荡的虢国夫人，扮演了沟通内宫与外朝的角色。须知，杨贵妃的身份，是不可随便出宫的，其自由活动的范围远不及虢国夫人。从虢国夫人那里可以获悉深宫秘密，可以探知皇帝旨意，杨国忠也就能在官场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王鉷倒了，李林甫也垮了，唯独杨国忠爬上了右相的高位，玄宗对他深信不疑。看来，杨国忠“私通虢国”，别有其政治目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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