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县港下村毗邻福建，是一个坐落在武夷山的北面的古村落。用“白云深处有人家”，来形容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港下村，是再恰当不过了。港下村为吴姓所建，也因吴姓而兴，曾经有一千多口人在这里休养生息。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子有规划整齐的明清住宅与小巷，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有过“露水圩”﹙早市﹚。里人吴嘉宾与曾国藩的一段守望相助的情谊，让人有一探究竟的欲望。然而这些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好奇，令我们感到疑惑和神秘的倒是当地村民所说的“天灯”。村里人说是路灯。
（当地人称为“天灯”的建筑！）
我们看到的“天灯”，只有其底座是原来的，底座上两根杆子和一个瓦顶是后来做的。现在村里人确实把一个灯泡挂在了那个瓦顶下做了路灯。这样的“路灯”确实很别致，也很复杂。在一座吴姓祠堂—“廷正公祠”门角边上，也有一架“天灯”。它上面的部分已经不见了，图中圆圈中的只是一个底座。据当地人说，这样的“天灯”在港下原来一共有五座。这些建筑的原始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果然如今天人们所说，只是用来照明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本的样子。
（“廷正公祠”边上的“天灯”底座）
离港下村四五里路有一个叫石街地的村子，这里保留一架完好的一座“天灯”。它由三部分构成——底座、石柱、瓦顶。我们可以看到，港下“天灯”的底座上部两根木柱，在这里是石柱。这才是这种建筑的真正样子。那么，它真的就是一种路灯架吗？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石街地的神秘建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根石柱。两根石柱都是由六节梯形圆柱组成，为了更直观，我把两根石柱的形状画成了平面图并标上了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左右的六节石头长短不一，但形状完全一样。为什么不用整根石柱或用尽可能长的石柱接起来，而要用长短不一的石块砌起来？有人说那是因为没有那么长的石头。其实不然，你可以看到，第一块石头那么长，说明至少有那么长的石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长的却故意用短的？而且只用六块？另外左边的六块与右边的六块在结构上又有点不同。左边的第二块与右边的第三块一样，右边的第二块与左边的第三块一样。其他都是对应的。
（石街地“天灯”结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因而借助与上下四方即天地相合的建筑数字用以满足天地护佑、和谐共生、祈福求祥的期盼。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建筑就绝不仅仅是灯架了，应该说它是一种具有祭祀功能的东西，而作为路灯照明，或许是后人衍生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长短不一的石块砌成，是不是其中蕴含着大衍之数的秘密，抑或是建筑中求稳定的需要？
如果把两根石柱看成“坤”卦，即 ，似乎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要左右各用六块石头砌成了。坤，象征地。地载万物，也可使万物归隐。坤卦是唯一的纯阴卦，是“至柔”、“至静”之卦。充分体现了大地之美，女性之美，阴柔之美。坤为大地，承载万物，顺应天时，化育万物，大地具有宽厚、包容、正直、宏大、安静的胸怀。这种结构，体现了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对大地的敬畏。而二、三两节形状形同位置相反，怎么理解呢？在《易》的六爻中，每爻都是会发生变化的，发生变化的爻称为“动爻”，即表明事物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如果是动爻，原来是阴爻就变为阳爻，原来是阳爻的就变为阴爻。如果一个卦画在纸上就可以标示哪一爻是动爻，但现在是一根石柱，不可能在石柱上写上“此是动爻”了，因此古人采用了一长一短的结构表示变化，因此就有了两根石柱二三节形状形同位置相反的现象。标明坤卦中的这两爻是变化的，即由原来的阴爻变成了阳爻，即变成了上坤下巽的升卦，即 。升卦，象征上升、发展。巽为木，坤为地。地中生出树木，为升。升象征上升。事物上升，亨通吉利。《象》中这样解释升卦：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里指出:升卦的卦象是巽(风)下坤(地)上，而巽又象征高大树木，这样就成为地里边生长树木之表象。树木由矮小到高大，象征上升，升卦象征着柔顺谦虚。《象》曰:士人来占必得名，生意买卖也兴隆，匠艺逢之交易好，农间庄稼亦收成。《序卦传》中说:“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也就是说，堆积物不断地向上聚集，堆积物越来越高，这就叫做升。所以，这个“升”卦的语言应该是：农民希望从土地上获得好的收成，不断积累财富，也希望自己的家道不断上升，子女有出息，从而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样的说法很玄，甚至很牵强，一个简单的灯架，怎么会弄得那么复杂？拿到现在，要不竖一根电线杆子，要不用一根线挂在那里，要不用一根竹子挑在那里，只要能挂灯就行了，但我们的古人不这么草率，他们做什么事都很讲究，尤其是对一些很庄重的事，他们在其上面所花的心思、所寄托的愿望，要比我们现代人多多了。
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依赖于天，因此，天是必须要敬的。所以，这个灯架既是敬天的载体，也是人们美好愿望的载体。所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建筑物纯粹就是供照明用的“路灯”。它就是用于敬天的“天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建筑的瓦顶，也就是大家说的挂灯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块石头上左右两边各架了一根桁架，桁架是元宝形的，象征着财富。上面有三根横梁，除此之外，在第六块石头之间还有一根木头，就是白色圆圈里面的部分。它的作用除了起稳定建筑的作用外，它还是用来挂灯的。原来这根横木上应该有一个辘轳（滑轮）装置，辘轳下安有一个钩子，放下辘轳，把点着灯挂上后，再用辘轳吊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固定。
（神秘建筑的瓦顶）
两根石柱下面的方形底座，也建得很精美，一般都是在三层石块上加一个凿了装饰线条灯台面，两根石柱就镶嵌的台面的两边。这个底座其实就是祭坛。人们在敬天的时候，可以在祭坛上放些贡品，可以点蜡烛、线香。估计当年这个祭坛上还放置了烛台、香炉等物品。
（天灯底座）
中国人对天有无限的敬意，敬天是中国古代流行的自然崇拜。敬天礼地成为中国人刻入文化骨髓的传统中文化特征。南丰有这种用于敬天的“天灯”始建于何时，史志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天灯”上也没有可以考证年代的标志性特征，其实在此之前直至上古时期，中国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敬天，这种建筑出现，只是以一种物化的方式将敬天这一行为固定为一种仪式，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重要哲学思想。这一点，从南宋黄震[1]对“天”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咸淳七年(1271)，黄震任抚州知州，在他的《黄氏日抄》中有一篇《成淳八年正旦晓谕敬天说》，其中提到：“每五鼓行轿，率见街市挂天灯供天香，辄为欣喜。盖人知敬天，何事不善，此本州风俗最好。处今当万事更新，敢演敬天之说为告”。[2]可见，南宋时期，抚州就有天天五更早起点天灯敬天的习俗，但这个“天”是什么呢？黄震认为“日月星辰风雷雨露皆是天”，“朝廷是天”、“父母是天”、“自身亦是天”。他反对人们敬那些用泥块捏成的神，他在《咸淳九年正旦再论敬天说》中说：“泥神者待我捏成者也，待我供养者也。此泥块也，非神也。反出于我者也，何恩可报？乃反敬之？”、“其以泥块为神，至于罄竭家财，作会祭赛，盖积弊然也”。[3]这种思想，完全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1] 黄震(1213-1280)，南宋庆元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字东发，号文洁，人称于越先生。
[2]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卷七十八》
[3]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卷七十八》
这种形制的天灯开始只在傅坊的田陀、港下及其周边的石街地、石窠、小黄柏、林前等地发现，后来听广昌人饶国平先生说，他的老家千善的盖竹也有过这种类似的天灯，不过现在已经不见了。现在建的天灯也是用砖块砌起来的，就像古竹一带的天灯。即使是在港下，也只是后来改建的，只有在石街地和石窠才保存着这种原生态的天灯,因而我们也才有幸能从中领悟到这种古老天灯的文化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天灯的分布状况，我们还到白舍古竹一带进行考察，发现在古竹、石源、胡竹一带也普遍存在用天灯敬天的习俗，也有类似的天灯。不过这种天灯已经基本上读不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就是一盏路灯而已。有的新建天灯也建了一个底座,可以看到,底座边上经常有人在那里点烛烧香,看来，还是有人习惯将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某种神灵或许下某种心愿的场所。在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关于天灯的其他功能。
（天灯分布图）
（后来人们修建的天灯）
有人说，这种建筑具有惩戒功能，也就是说，天灯的祭坛下是一个宗族惩戒族人的地方。说是把违反族规的族人的肢体砍下来，放在祭坛上或悬挂在瓦顶下示众。这种说法缘自太和镇古竹村。当地人是这样相传的。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就像封治国教授原来在南丰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的微信群中，讨论这个问题时所认为的，是对古代“点天灯”那种惨无人道的刑罚的附会。如果南丰确实存在利用“天灯”作为农村宗族惩戒场所这样的风气，而且是如此的残忍。那王玺、李灏、汤来贺等对南丰风俗颇多研究的学者，怎么在明清以来的县志及相关家谱、族谱上没有一点记载？如果这个天灯果真在后来衍生出惩戒功能的话，那也是将违反族规的人捆在天灯的底座上示众而已。比如港下廷正公祠”边上的天灯，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家族的祠堂边上把违反族规人捆绑在底座上以示惩罚。我们在石源还听到一种关于惩治功能的说法，就是罚其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支付燃灯敬天仪式时，所耗费的贡品、灯油、香烛等物品。
在古竹一带,这种天灯一般是建在村口或水口的。我们在石源走访时，还听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这种天灯建在村口一般是用于挡煞气的。这种天灯就是神仙,在他们那里叫”天灯老爷”。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在天灯的基座边焚香燃烛放爆竹，举行祭祀“天灯老爷”的仪式。据老人介绍，他们这里每逢初一、十五要祭拜好几个老爷，如“社公老爷”，“福主老爷”等等。“社公”是村里的保护神，也称土地神，在乡村、民间，村民对其非常敬重，认为社官老爷是一村之主，能保一村人平安，能保六蓄兴旺，五谷丰收，能主持村里的大小一切事情。“福主老爷”是哪位神仙，那是根据一个村子村民们的偏好，他们认为哪个合适就供奉哪位，有的供奉“三仙”，有的供奉“军山王”等等，但在村民的心目中，“福主老爷”的地位在诸多“老爷”中最高，法力也最强。其他“老爷”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要靠“福主老爷”去解决。而“天灯老爷”在诸位“老爷”中的地位算是低的，它只是把守村口，防止一些邪气进入村子，也可以起调节一个村子风水的作用。但是如今人们也赋予了“天灯老爷”更多的职能，小到小孩受惊吓，大到结婚生子、考大学等，都会到天灯脚下去祭拜一番。
后来在跟饶国平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似乎也很有道理。因为他的家乡也有过这样的“天灯”，所以他对“天灯”也不陌生。据他理解，傅坊石街地和石窠保存的这种天灯形制，可以看作是一种仿生建筑，即模拟“笋节”“藕节”，含“多子多福”的意思。具有男性生殖崇拜的特征，如泉州的石笋公园的石笋就是一个例子。联系前文所说的，两根石柱合成一个坤卦，坤为地为母，加上男性生殖崇拜的仿生石笋，再结合二三两节石柱的阴阳耦合，因此这种天灯又成为人们求子的场所。他还认为，我们问起天灯所在村子的村民一般有什么事会去点灯烧香，他们比较一致的回答都是，碰到烦心事、喜事，比如小孩受了惊吓或得莫名其妙的病，比如保佑孩子考上了大学等等。既然天灯有如此强大的功能，那么利用天灯这个神物祈求上天保佑多子多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饶国平先生还认为，一般村里添丁生男孩的，过寿的，逢年过节的，都要去点灯，生男孩叫添丁灯，老人过了叫长明灯等等。看样子，后来的人们在天灯上附加了很多功能，寄托了更多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的文化特征吧。
（泉州石笋公园的石笋）
我们在调查走访天灯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另外一种“天灯”，这盏“天灯”挂在桑田村福主殿边上的一座六角形的亭子里，亭子的门额上面刻了“天灯”二字。据村民介绍，这盏“天灯”是专门供行人照明用的。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天灯的制式及里面的一些情况，发现并不像村民说的那么单纯，或许村民并不了解其中的奥秘。首先这是一种六角形的亭子，为什么亭子一般建成六角形，这是有讲究的，
“六”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阴阳四时，即“天、地、春、夏、秋、冬”，而且这个亭子不是随便建在某个地方，它是建在福主祠边上的，在毛家塅的《江氏族谱》上也有这种天灯的图片，它也是建在福主祠和坟墓边上，所以，在这个六角亭应该是用于超度，而不是简单的路灯，这个里面挂的灯，其实是“长明灯”。后来才被村民理解成今天的路灯。另外易经里讲，六为满数（除了八经卦是三爻卦，其余六十四卦都是六爻卦），七是变数，五是缺数。超度用六角亭代表超度圆满。如果用七，用五。超度有变，超度有缺。那就失去超度的意义了。其次，我们在亭子里还发现里面有很多熄灭了的香烛，说明人们也会在这个亭子里进行一些祭祀活动，与傅坊、古竹的“天灯”有同样的功能。
（桑田村及毛家塅江氏族谱上的天灯）
中国古代建筑特点，第一个就是结构，第二就是极其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形象，第三个特点就是组群布局。从小巧精致的简单民居，到磅礴大气的皇家陵寝，这些古建筑超越实用性，逐渐赋予建筑无穷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价值观。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最核心的就是尊重大自然，用《中庸》里的话，叫“参天地”“赞化育”，即能够让万物充分实现天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为物；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为物，就可以跟天和地并列为三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天人合一”。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架“天灯”、一个亭子，作为中国的传统建筑的一种形制，它所蕴含的文化密码是相当丰富的，这种别出心裁、藏谜于物的构思，是中国工匠们智慧的结晶。既丰富了艺术欣赏的层次，增进了观赏价值，也跨越时间，向我们传达了美好的愿望与祝福。南丰的“天灯”，尤其是像傅坊石街地和石窠那样保存完好的天灯，不论是从其精美的形制，还是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它作为中国古代 传统建筑文化的载体加以保护。
（本文作者： 徐 敏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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