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批准了土耳其有关在所有官方文件中更改本国名称的请求。在土耳其语中，土耳其的名字是“Türkiye”。但在英语中，土耳其的名字是“Turkey”，而“turkey”一词是“火鸡”的意思，甚至有“严重失败的东西”或“愚蠢的人”之意。
土耳其正名，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其实，土耳其早在20世纪就开始利用建筑来打造自己的国际形象了，这还要从赫梯帝国说起，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说起……
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中道尽了权贵是如何用建筑来规范社会秩序、彰显自己各种欲望的。
打造建筑不只是为人提供庇护之所，也不只是为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表面上看，建筑的根本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实际上，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强有力、极具启发性的表达。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taturk）是20世纪最成功的国家缔造者，他从士兵跻身为政治家，创建了现代土耳其。他将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解救了出来，建筑和城市规划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成功足以为大量独 cai的民族主义者树立榜样，其中包括伊朗的沙阿、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等，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阿塔图尔克决定将新首都设在安卡拉，以取代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部分是由于军事需要。在阿塔图尔克1923年通过废黜最后一任苏丹创建土耳其共和国之前，位于土耳其最西部边界上的老首都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皇城。政变后，英国人将苏丹悄悄带离了君士坦丁堡，帮他踏上流亡之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君士坦丁堡，即后来的伊斯坦布尔，被英法两国的军队占领了。
在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默许下，希腊军队占领了环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土耳其正挣扎在建国路上，还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阿塔图尔克选择把后方基地建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内陆城市安卡拉。这个决定也反映了阿塔图尔克对现代土耳其的看法：一个基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国家，应当以土耳其人为主要民族，这都是此前奥斯曼帝国未曾做到的事情。伊斯坦布尔最为宏大的建筑曾是基督教堂，后来则成了清真寺。在这个城市里，不同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很难将之视为一个具有土耳其特色的城市。而在安卡拉，土耳其人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象打造一个新首都。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奥斯曼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清，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便有阿拉伯的字母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遍及北非，北至欧洲，东至亚洲，国民除了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还有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但它对国内少数民族十分宽容。
在阿塔图尔克的构想中，现代土耳其的身份认同需要重塑，这对国内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而言并非好事。因为贯彻这一做法，还需要探寻用于创建新的世俗国家的土耳其文化的历史根源。
安卡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赫梯时代，在此建都，便能让新国家扎根于远古辉煌的沃土中。除此以外，出生在如今希腊萨洛尼卡的阿塔图尔克希望新土耳其能在欧洲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抱欧洲的现代化。
阿塔图尔克第一次看到安卡拉时，这座城市虽然拥有一座颇引人注目的古堡，但已经萎缩成了一个死气沉沉、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城。从宣布创建新都到1938年去世的10年间，阿塔图尔克大力推动城市及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建造他心目中的土耳其。在他看来，新国家必须植根于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新国家同样也必须决心现代化。土耳其一点点打造起了自己的公共机构，有些采用最古老的风格，像是在展示其正统地位，但最能代表新国家的重要建筑项目都出自奥地利建筑师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之手，它们大都采用严肃的现代风格，带着一种抽象的分离主义的意味。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1927年，应土耳其驻奥地利大使之邀，霍尔茨迈斯特为安卡拉设计了新的军部大楼。之后，他又承接了十几个任务，包括总统府、国民议会、最高法院、中央银行、总参谋部及内政部大楼。人们很快便意识到城市需要有一个总体规划来统筹全局，因为安卡拉发展得太快了（不到40年，城市新增人口便多达300万）。土耳其为此举办了一场竞标邀请赛，1932年，柏林学者赫尔曼·詹森15在竞标中脱颖而出。
詹森并没有像欧洲独 |裁者所喜欢的那样拘泥于中轴线的设计，而是采用更复杂、更有战略性的布局。在他规划的花园城市中，重点建筑依然是新国家的地标性建筑，它们大都由霍尔茨迈斯特负责设计。在此后的几年间，霍尔茨迈斯特与土耳其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最后他还被授予“国家建筑师”的称号。1938年，霍尔茨迈斯特在国际竞标中被阿塔图尔克亲自选中为土耳其新国会大厦的设计负责人，不久之后阿塔图尔克便去世了，而这项工程直到1960年才真正完工。
霍尔茨迈斯特曾就读于维也纳技术大学，在来土耳其工作之前，他已经是维也纳美术学院的教授了。他的建筑带有朴素、严肃和理性的风范，没有过多的修饰，这种风格自然成了土耳其现代主义的风格。出于同样的道理，阿塔图尔克也提倡西式着装（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土耳其货币上看到他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的形象），并禁止市民戴土耳其毡帽。当时从纳 |粹德国和奥地利逃来土耳其的难民很多，除了霍尔茨迈斯特以外，还有布鲁诺·陶特16、汉斯·玻尔茨格（Hans Poelzig）以及玛格丽特·舒特﹣里奥特斯凯（Margarete Schütte-Lihotsky），这些人为土耳其的文化发展注入了进步的色彩。但是土德两国的关系比较复杂。
土耳其毕竟也是独裁国家，国内也有自己的fa 西|斯集团和民族政策，所以安卡拉也直接“拿来”了一些希 |特 |勒的建筑风格。保罗·波纳茨（Paul Bonatz）也是众多逃往土耳其的德国人之一。他曾参与施佩尔的新柏林计划，还设计了两栋著名建筑。霍尔茨迈斯特反对纳 |粹主义，还曾因为纳 |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丢掉了教职，从而一直在土耳其生活，直至1954年。虽然如此，但他在安卡拉负责的多个大工程中，有一项居然是与希 |特 |勒最喜欢的雕塑师约瑟夫·托拉克（Josef Thorak）一起完成的。阿达尔贝托·利贝拉以及其他众多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都参与了阿塔图尔克陵墓的设计竞标，更有甚者，最后获胜的埃明·哈利德·奥纳特17方案和保罗·特鲁斯特为慕尼黑设计的烈士纪念碑有颇多相似之处。
阿塔图尔克博物馆
安卡拉代表着土耳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追求，这里主要的地标建筑都是阿塔图尔克本人的想法，体现了阿塔图尔克心中世俗共和国该有的样子。它采用西式外观，但也融入了土耳其远古的记忆，细节之处常让更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震惊不已。这是一个比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放弃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更为激进的举动，他不顾几个世纪以来的禁忌，邀请许多欧洲艺术家打造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碑式雕塑。作为一名战士，阿塔图尔克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际拯救了土耳其，让它免遭肢解的厄运，因此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从那以后，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大声宣告自己的主张。近年来，有位安卡拉市长甚至威胁说要修建一些建筑，将阿塔图尔克的纪念碑式建筑掩盖起来。但不管怎么说，阿塔图尔克修建的国家地标成功实现了它的目的。
阿塔图尔克挖掘了伊斯兰教盛行之前的土耳其人的历史，甚至追溯到铁器时代，希望能发现可以复兴的文化参照，以塑造本国的建筑语言。他还资助考古学家寻找必要的历史证据，以使自己心中的土耳其理念合法化。他宣扬国家在伊斯兰教盛行之前的光辉历史，建立起新的爱国传统，以期绕过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权威，巴列维王朝的沙阿也曾尝试过完全相同的策略。
伊朗和土耳其在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时，给银行、邮局、火车站等设施都披上了带有几千年文化的建筑外壳。阿塔图尔克想要用一个西化的共和体制来取代奥斯曼土耳其，这个体制在理论上拥护民主政治——沙阿对此并不感兴趣。阿塔图尔克建起了一个世俗化的土耳其国家，他依靠考古和建筑两大支柱制定出的文化政策曲线击败了伊斯兰反对派，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沙阿认可。
土耳其和伊朗所采用的战略本质上是相同的，伊拉克的做法也相差无几，只不过他们参照的历史不一样罢了：对于阿塔图尔克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赫梯帝国；而沙阿追寻的则是波斯皇帝居鲁士的辉煌历史；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没有说自己是当代的斯大林，却也颇为刻意地宣扬自己是古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18的转世。正因为如此，萨 |达姆才要重建古巴比伦遗址的砖墙；也因为如此，你才会在安卡拉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环岛大道上看到成群的长着角的怪兽，它们是考古学家从赫梯古墓中发掘出的青铜雕像的放大版；也正因为如此，第一代沙阿打造的德黑兰中央银行内部虽然采用常见的现代风格，外观看起来却好像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9—前330）的建筑。这些策略，也许无意中制造了新的历史仇恨，致使萨达姆对伊朗发起异常血腥的战争。这个副作用大概是他们未曾想到的吧。
小国家向来喜欢用建筑向世界展示自己，加泰罗尼亚人和芬兰人也都采用激进风格的建筑来表达自信心，来定义和展现身份认同。但问题是应该如何把握尺度：这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刻意为之、人为创造？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体特质、气候、材料和习俗的真实反映？
通过建筑手段创造令人信服的身份认同，最大的困难在于这本质上是一个人为创造的过程，但却必须做得仿佛浑然天成。气候和当地建筑材料会让建筑带有某种特色，从而形成一种设计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格最终被视为国家身份的体现。但由于技术变革和建材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影响，这些特色不再是实用建筑传统的组成部分，而是沦为了象征，可见通过建筑来塑造身份认同，完全是一个刻意营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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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权力与建筑》。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通过讲述帝国总理府、总统图书馆、水晶大教堂、世贸双子塔等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建筑的隐形语言——人们对权力的长久崇拜以及权贵通过建筑表达的无尽欲望。萨迪奇援引历史、地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证据，雄辩地证明了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象征，然后才是美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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