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作为20世纪初期新旧交替、继往开来的历史巨匠，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的支持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需要中国工人运动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传入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又需要一批先进分子的觉醒和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立足点这样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后者同蔡元培的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还同共产党的活动有过多方面的关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盟友，值得后世景仰和纪念。
蔡元培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毛泽东对他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崇高赞誉，恰当地表现了他的足以垂范后世的道德文章，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和应有的地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赴欧洲勤工俭学的进步分子，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实现这个转变的，而蔡元培正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国期间，与李石曾、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第二年3月，又与法国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蔡元培被举为中方会长。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蔡元培并为此编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 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 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陈乔年、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蔡畅、李富春、李维汉等。这批共产主义者的成长，虽然不是蔡元培的初衷，但正如吴玉章所说：“这也应归功于子民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赴法留学学生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另一部分， 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同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分不开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革新时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办学思想。从这一办学思想的基本倾向看，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蔡元培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助成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通过蔡元培的引进，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和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集中在北京大学，就不是偶然的了。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
比 如，蔡元培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居占优势，是北大革新的障碍，当时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祺已辞职，因此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曾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的情况，并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汤向他举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十余本给他看。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向蔡元培作了推荐。蔡元培过去对陈独秀在新闻界的活动曾留有深刻的印象，佩服他办报时表现出的“毅力和责任心”，这时经汤尔和、沈尹默的介绍，旧事重忆，他后来曾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 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 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经友人推荐，这时又看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蔡元培也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蔡元培即往陈住处晤谈，请其就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开始，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相辞，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在蔡元培邀请下，陈慨然应允。于是，蔡元培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了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 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从这时起，陈独秀和蔡元培一道，积极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 成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和爱护，对他不检细行的弱点也不求全责备。对他们两人都有所了解的梁漱溟晚年曾评述说：“我认 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 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个评述是中肯的。
陈独秀先生
又如，1917年，由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曾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但章到任不久即辞职。由于李大钊留日时常为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撰稿，章士钊甚推重李的才干，因此向蔡元培推荐李接替图书部主任职务。章士钊后来回忆说：“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十月革命后，李大钊 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 钊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他在史学、政治、经济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 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 经济学说”等，曾有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北大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李大钊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工作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无关系。1918年8月，为商谈赴法勤工俭学事，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 上。到京后，毛泽东改变出国留学的想法，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其时，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 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据同时来京的萧瑜（子昇）回忆：这时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 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 高兴，因此他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创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 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于是经李大钊的安排，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书记职务（迄今为止大陆的有关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称之为助理员，这几 乎已成为一个定论。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考证，当时北大图书馆并没有“助理员”这一名称，其工作人员除主任外计有四类：（1）助教，约在1920年9月开 始设置，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学毕业生；（2）事务员，一般是资历较深的工作人员，如各科的“领课”就明文规定“由一等事务员充任职”；（3）书记，一般是 新增聘的新手，《北京大学日刊》曾刊登图书馆公开招聘书记的启事；（4）杂务人员，有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从毛泽东当年情况看，倒是蒋梦麟的回忆所 称“图书馆书记”是准确的。至于“助理员”之说，都源于斯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其英文原文为assistant librarian，可理解为图书馆 的“助教”。但在毛任职时北大图书馆尚未设“助教”之职，且从他当时的资历、待遇和从事的工作判断，都与《条例》规定的助教不相吻合，因而是不可能的。看 来助理员之说，或是毛回忆有误，或是语言翻译之误造成的），月薪八元；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民国日报》、北京《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 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 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特别是 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青年毛泽东
经 过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和进步青年进入北大学习。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引导下在北大学生中成长起一批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李梅羹和张国焘、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的50多名早期党员中，北大师生就有14名。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同这个时期的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应当说，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历史作用，虽然这不是他本人所能预料到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蔡元培在北大开创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从国外购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集合同志秘密从事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对外则以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掩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1919年 11月，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发表于《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1920年12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邬祥、郭弼藩、梅祖 芬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地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会当时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传：A．编译社会主义丛书，B．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C．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讲演。”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章程 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布，从此，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在北大已从个别的、秘密的状态走向了有组织的、公开的阶段。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 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刘仁静、罗章龙、李骏、杨人杞（即杨东莼）等十九人，秘密酝酿成立了另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社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招收会员，对外公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 成立，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据当时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启事“写好以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传一番我们为什么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给予刊登了”。“尔后，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拟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时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 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蔡先生顶着反对派的压力，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使我们很激动。这在当时反动派 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他对待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
北京大学日刊
罗章龙在回忆中还列举两件事，表明蔡先生对进步学生的爱护和支持，他说：“1922年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去苏联列宁 格勒出席东方民族大会，途中在黑龙江满洲里有五六个同学被当地军阀逮捕了。我去找蔡校长，蔡先生马上打电报给东三省的地方行政长官，最后成功地营救了这些 学生。另一件事是这样的：1923年6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常委工作（当时我是中共三届中央委员），随后又奉命出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 会。……当时，我正是应该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但不能回国应试。我写信给蔡先生，说明这一情况。蔡先生说，不能回来没关系，将来可以补考。所以我于第二年 补考，推迟一年毕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对于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 动，以及促进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此外， 他们还积极设法从国内外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并组建了一个供会员和非会员借阅的藏书室。他们给这个藏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 （Communism的音译）。罗章龙回忆说：“‘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 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这是我国建 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它对于在北大以至中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定作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设立了一个有三四十人的翻译组，其中德语有 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他们翻译了一定数量的马列原著和社会主义文献。1919年 12月，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 北京，这次他虽然没有在北大工作，但他这时能够读到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仍然同北大有密切关系。他后来回忆当时热心地搜集能找到的为 数不多的中文的共产主义书籍，特别有三本书“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其中的《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的译本尚未公开出版，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那时 读到的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油印全译本。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挚友的黎锦熙在1968年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指1920年 1月4日到北京北长街平民通讯社），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我在这里第 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据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刊载研究会通告提供的材料，它已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 种。英文版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 命》、《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 的《阶级斗争》，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在今天的北大图书馆中，还保存有一本 1920年9月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八本封面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德文共产主义文献。
共产党宣言石雕
虽然蔡元培是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学派而容许它存在，但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对一些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蔡元培在这时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即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动在中 国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诚然，蔡元培在这里所说的“劳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工 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所以，“劳工神圣” 口号一经蔡元培喊出后，很快就在北大和整个知识界流传开来，成为青年学生和许多报刊的时髦用语。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倾向，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抱同情友好的态度。1922年 8月，他与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宴请来京的苏俄特使岳飞，他致词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 人之前驱”，“相信由此以后，世界上必发生极大之变化”，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对社会主义和劳动运动的同情态度，自然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北大、在社会上的传播。
十月革命（列宁演讲）
应当说，由于蔡元培认真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的主张，积极引进和保护各种新思想，使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能够在北大合法存在和发展，在当时北大的课堂、讲坛和刊物上，也可以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特定的条件下，成长起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至于蔡元培本人，则始终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以致真挚之敬意于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 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堡垒。作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作为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蔡元培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于1920年至1921年和 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 部分人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个时期蔡元培表现了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的蛊惑下，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列名附和清共，并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934年1月间，香港《平民日报》载有《辽海梦回家笔记录》一文，在所述“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节，称“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面又欲予共 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按：指蒋介石）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 真，诚不愧书生本色矣。”蔡元培在这份报纸的本文剪报上写下这样批语：“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这表明他不回避自己在此事上应负之责任，同时包含了对此事的内疚自责之意。
这里应当指出，蔡元培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导致政治上的失误，但他同蒋介石仍有质的不同。第一，他不赞成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做法。当时他曾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他不赞成乱捕乱杀的行为，要求在“法治”的范围加以解决，要求给青年以“改过”的机会。第二，当他逐步认清蒋介石的法西斯的真面目后，很快回到了民主革命立场上来。蔡元培对鲁迅感叹道：国民 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书信中也记述过他同蔡元培一起议论过中国的法西斯即蒋介石的事。 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变化的轨迹和他对蒋介石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他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拍案而 起，保障人权。他痛诋国民党当局的暴行，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侯外庐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夫妇等人。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 当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愤慨谴责当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缉凶，以维法纪。他亲自主持公祭并致悼词，当读至“人孰无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时，咽难成声。鲁迅参加送葬后曾对友人说：“今天 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 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也停止了。此后对 于保障民权的斗争，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如据杨之华（霍秋白夫人）记述，当霍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嘱人转告她，说是国民党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是否杀霍秋白，蔡元培提出：像霍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不可杀害。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蔡元培在他的晚年，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积极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痛恨国民党当政者的不抵抗政策。 1934年，他曾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沉痛指出，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 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致书蔡元培，深情回顾了五四时期旧京集会，称赞了他的爱国进步主张，热切希望这位“以 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势，作狂澜逆挽之谋，”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而继续努力。蔡元培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 积极主张国内团结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坚定爱国立场。1937年“七七”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与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关注抗战事业，热切盼望“与友邦共奏凯歌，显成绩”。这时他虽年老体衰，仍关心国内的进步事业。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及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指出《西行漫记》 “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指出《续西行漫记》“第五章之等他醒来的时候，对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表达了他的关切与欣喜之情。1940年2月，在毛泽东、吴玉章等的发起和赞助下，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随后召开的正式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何香凝、宋庆龄、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表达了对蔡元培的尊敬和推重。1940年3月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中共中央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 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
蔡元培故居
全文如下：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遽归道山，远闻噩耗，深为悲痛！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 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 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本大会追念 贤劳，当与全国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志。除电请国府明令国葬外，谨电奉唁，诸位节哀，以临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先生大会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会的挽联、唁电，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表达了党对自己盟友的崇敬，同时也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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