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
文丨叶晔
内容提要：明代宁夏地区的词学传统，由流寓词人、宗室词人、督抚词人、武官词人四部分构成。其中的庆藩文学传统与督抚文学传统，分别代表着宁夏词坛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影响尤大。在这些人的词作中，“贺兰”意象一直贯穿始终，并在演变的过程中，因创作场景的不同，渐分为“实写”“实指”“泛指”等多种功能类型。结合对两宋诗文中“贺兰”意象的全面考察，我们熟知的岳飞《满江红》词的写作时代，或可重新审视。
关键词：宁夏；边塞词；贺兰山；《满江红》；文学意象
说到词中“贺兰”，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岳飞名下的《满江红》名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围绕着这个“贺兰山”到底是实指还是泛指，是指宁夏贺兰山还是磁州贺兰山，在二十世纪的词学界和宋史学界，展开过一场持久的学术大讨论，余嘉锡、夏承焘、邓广铭、张政烺、谷斯范、程千帆、龚延明、王曾瑜、林玫仪等先生陆续发表意见，至今余响不绝。其中夏承焘先生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词是明人托名所作，与弘治年间的宁夏边事及当时兵部尚书王越有关[1]。笔者未必完全认同夏先生的观点，但这不失为我们考察宁夏词坛的一个切入点。故本篇的目的，首先是对宁夏地区相关词家的作品梳理，探究其背后的明代藩王文学传统，及都察院督抚官的边塞创作风气，对宁夏地域词坛之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通过对历代文章、诗、词文本中“贺兰”意象的考察，分析“贺兰”一词使用语境的形成与变迁，重新审视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的写作年代。并借此探讨文学意象的时代性，及其指涉的局限性，之于考辨某些后出存疑的名家文本的学术意义。
一 、宗藩与督抚：明代宁夏词学传统之成立
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六子朱㮵为庆王，封地陕西庆阳（今甘肃庆阳市）；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驻韦州（今属宁夏同心县）；建文三年（1401），移居宁夏（今宁夏银川市）。此后直至明末，封地再未有更动。有明一代，庆王府先后受封亲王十世十一人，郡王四十二人。
庆靖王朱㮵“天性英敏，学问博洽，长于诗文。所著有《宁夏志》二卷、《凝真》十八卷、《集句闺情》一卷。其草书清放驯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珙璧”[2]，另编有《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书。受其文学喜好的影响，在庆藩历代宗室中，诗文有造诣者颇多。庆康王朱秩煃“好学有父风，著《慎德轩集》”[3]；安塞郡王朱秩炅，“性通敏，过目不忘，善古文。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日不倦”[4]，著有《沧州愚隐录》六卷、《樗斋随笔录》二十卷；丰林郡王朱台瀚，“读书好古，欲踵凝真、樗斋之躅，其所著诗文有《平斋集》”[5]；弘农郡王朱台泙，“亲贤乐善，笃学崇文，佩服祖训，善诗文，有梧台、竹苑之风”[6]，有《贺兰晴雪》等诗存世。另外，我们切莫忘记，明代著名诗人孙一元，本姓朱，为庆藩安化郡王朱寘鐇宗人。因朱寘鐇在正德五年（1510）坐叛逆伏诛，遂变姓名避难。他早年的文学素养，亦来自于宗藩教育体系。
以上诸家别集，除孙一元《太白山人漫稿》外，其余皆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历代《宁夏志》、《朔方志》等史籍中窥得一斑。而且在诗、词、文章各类文体中，词只占很小一部分，不甚起眼。由于《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皆未辑录[7]，使这些作品处于失声状态，其词史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从《（正统）宁夏志》中辑得朱㮵词十一首[8]；从《（嘉靖）宁夏新志》中辑得朱秩炅词一首[9]。考虑到朱㮵和朱秩炅的生活时代，主要在永乐至天顺年间，正是明词中衰的低谷时期，他们对边塞词的发展来说，可谓先声。
另外，《全明词补编》据《毛襄懋先生别集》卷九《抚夏集》收录十首幛词，皆同僚与毛伯温的赠词。其中李泰署任灵州知州，张世显署任平凉府管宁夏四路仓场通判，刘云汉署任宁夏中卫儒学训导。从以上线索，可知作于毛伯温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期间，据罗洪先《兵部尚书东塘毛公行状》，“丁亥，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戊子，罢职归”[10]，可知其任期在嘉靖六年（1527）至七年间。另有署名“苾斋”“平斋”的两位宗室词人，姓名失考。今据《抚夏集》中“苾斋”注曰“巩昌王”，可推知为巩昌郡王朱寘銂，庆定王朱台浤之叔父，嘉靖四年（1525）摄庆王府事，十一年（1532）废为庶人；“平斋”注曰“宗室，丰林”，当为丰林郡王朱台瀚（著有《平斋集》），庆康王朱秩煃之曾孙，嘉靖八年（1529）袭封郡王，十一年（1532）因争权奏扰废为庶人，十八年（1539）复爵。时尚未袭位，故以“宗室，丰林”相称，明示属庆藩丰林郡王一支。嘉靖六年（1527），朱寘銂正摄庆王府事，朱台瀚则是当时庆藩才子之翘楚，二人赠词毛伯温，在情理之中。
限于史料，目前所知的庆藩词人止此四位，作品数量多寡不一。但朱㮵、朱秩炅、朱台瀚三人向以善诗文闻名宗室间，在他们的维系下，宁夏边塞词创作在明前期一脉延续，未有断绝。从反映宗室文学风貌的角度来说，庆藩词的意义远不如诗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边塞文学多样性的角度来说，这一阶段的诗，不过唐边塞诗传统以下的老生常谈而已；这一阶段的词，却是边塞词传统得以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北宋虽有边塞，却无相应的填词风气，范仲淹《渔家傲》等只是孤立的个案；南宋豪迈词风虽盛，却地偏一隅，无边塞景象与之匹配；金人虽有不少边塞词作，但没有形成足够的集群规模；而元代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原先汉民族意识下的边塞观念渐趋消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与蒙古、女真各族的重新对峙，之于边塞词风的真正确立，有着重要的环境意义。当然，这一标杆的树立，光靠宗室词人的一家之力是不够的，还需明代督抚制度下精英士大夫的创作呼应。
如果说庆藩词人较少为学界所关注，是因为文献罕载的缘故，那么，宁夏督抚词人的缺席，更多是受制于我们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平常所说的地域文学传统，基本上是以作家籍贯为考察单位的，因为地缘关系及在此之上的宗族、语言等联系，更容易建立起文学、文化上的认同感。而明代的宁夏地区，在行政上属陕西布政使司，地处边陲，文化落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文士寥寥可数，很难在文坛上发出有力的声音。故明代的宁夏词坛有别于其它地域性词坛，它主要由宗室文人和仕宦官员两类群体构成，本地文人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样的群体结构，固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宁夏词别具一格的特性。
宁夏地区的往来官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本地官员，一类是陕西按察司的提巡官员，一类是中央都察院的巡抚、巡按官员。而这三类官员中，从边塞文学的角度来说，又以第三类最为重要。一来高品阶的中央官员意味着更高的文学素养；二来他们作为京官，与京城词坛的联系更紧密，便于带动朝廷中士大夫的边塞情怀；三来明代巡抚担负提督军务的大任，有权调度军队，这使他们的生命体验更接近边塞军旅的实貌。明代设立宁夏巡抚，始于正统元年（1436）。天顺元年（1457）罢，次年恢复建制，直至明末。另自弘治十年（1497）始，朝廷以重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节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抚。弘治十五年（1502）后，此职或设或革，至嘉靖四年（1525）始定设[11]。我们熟知的王越，就是当时边情告急之际，以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出任第一任陕西三边总督。在现实中，无论是宁夏巡抚，还是陕西三边总督，均属京官系统，代表着宁夏地区的最高权力。
如果说《（正统）宁夏志》由庆靖王朱㮵来主持编纂，意味着明前期宁夏地区的文化话语权掌握在庆藩文人手中，那么，《（弘治）宁夏新志》的主事者为时任右副都御史、宁夏巡抚的王珣，《（嘉靖）宁夏新志》的主事者为时任右副都御史、宁夏巡抚的杨守礼[12]，则标志着都察院督抚系统已经完全取而代之，成为地域文化的新领导力量。这从正统、嘉靖二志的收词情况即可见一斑，正统志收录朱㮵词十一首，附范仲淹词一首、陈德武词二首，既对明初词坛的多样性作了展示，有藩王亦有流寓文人，也对宁夏词的起源作了追溯，向范仲淹词致以敬意（事实上，范词作于延州，宁夏当时属西夏国，朱㮵有错位巧立传统之嫌）。后来的嘉靖志，在正统志的基础上略有改动，收录朱㮵词七首、朱秩炅词二首、冯清词四首。较之正统志，其最大区别在于删去了范仲淹词而增加了冯清词。我们固然可以将之理解为求真之态度，但事实上，恐怕是编者对两宋金元词的兴趣甚微，更愿意凸显“新志”中的国朝元素，对当下的宁夏新词作一次史志留存。冯清在正德七年（1512）至九年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宁夏，留下了四首节序词，边塞色彩并不鲜明，之所以能够入选，与杨守礼的身份认同不无关系。
嘉靖志的编者杨守礼，别号“南涧”，这一称谓在《全明词》及补编中，有两处颇为显眼的存在。一是锦衣卫籍陈儒的《奉和总制杨南涧先生行边词》十首，二是甘肃人赵时春的《小重山·寄总督杨南涧》三首，皆可算明中叶边塞词之佳作。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杨守礼的词作存世，但从陈儒、赵时春的相关作品来看，杨守礼在填词一事上，有相当的热情。由于督抚拥有节制地方的权力，一般士大夫乐于投其所好，唱和其辞。如杨守礼作《行边词》十首，并将自纂的《宁夏新志》赠予陈儒[13]，陈儒不仅依次奉和，还在其中一首《念奴娇》中，有“忆昔黄扉从事，紫塞经营，韬略曾闻说”一句，自注曰“往年从石门相公行边”[14]。指嘉靖十八年（1539）翟銮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行边一事，实有自矜兼奉迎之意。当时陈儒以锦衣卫侍行左右，创作了不少诗歌，如《赠元老翟石门相公行边诗》《午日奉侍石门相公行边，时北虏来降者，二诗以纪之》《宁塞再侍石翁燕集》等[15]。翟銮是否写过词，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同僚中确有以词赠寄者，如夏言就有《沁园春·寄赠石门阁老行边》一词。可见边塞诗或词的文体选择，对作家来说或许随意，但词作为弱势文体，却已借此获得了颇为充足的发展空间。
类似的群体性创作，在明边塞词中并不少见，可惜留存下来的，大多止一两首，很难展现唱和之全貌。前面提到毛伯温《抚夏集》中的十首幛词，算是典型且较完整的一例。毛伯温没有一首词存世，却在其《平南录》、《凯寿词》、《抚夏集》中保留了相当多的他人赠词，又以《抚夏集》为最。当时宁夏文武官员对督抚大员的敬畏和奉迎之态，于此可见一斑，甚至毛伯温并不是词人，这些宁夏士人还是用赠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足见当时以幛词赠人的风气已趋常态。奇特的是，这些赠词都是联合署名，甚至如《归朝欢》有杨镗等152人署名，《水调歌头》有刘云汉等165人署名，《御街行》有聂昂等465人署名[16]，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情况，除非像张镇等人共同署名的《氐州第一》那样，在最后标注曰“李泰撰”，否则，这些词的实际作者是谁，我们没法探究，只能被动地以署名先后来判定作品的归属权。一方面，我们固然认为这些作品没有太多文学价值可言，它们只意味着宁夏文人有这样的写词风习，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人有多高的词学素养；但另一方面，连一向对词没有兴趣的毛伯温，以及一批只能找人代笔作词的宁夏武官，都对词赠答一事如此热衷，只能说明一种不得不遵从的官场社交惯习，在当时已然形成。这种强大的创作惯性，对地处边塞的宁夏词来说，是一个极有效的外在推动力，与内地词坛的自我驱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的来说，以督抚为代表的精英士大夫的身体力行，以及宁夏地方官员对高层大员的奉迎和步趋，与先前的庆藩文学创作一起，共同促成了宁夏词坛的进一步发展。
二 、金元明边塞词中“贺兰”意象的指涉层次
诗中“贺兰”，盛唐已有王维“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等名句；词中“贺兰”，在我们的常识范围内，最早为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王维《老将行》中的“贺兰山”，无论实指与否，至少不认为有确凿本事；但岳飞笔下的“贺兰山”，却因为地理空间上的错位，引起了一场作品真伪的大讨论。挺岳派主张文学意象有泛指的功能，岳词中的“贺兰山”代指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而已；质疑派则认为岳飞伐金理应直指黄龙府，与当时西夏境内的贺兰山相距太远，有违常识，此词或非岳飞手笔。
岳词的真伪问题，我们且置不论。先看岳飞身后的词人们，在哪些作品中用了“贺兰”一词。笔者眼力所及，较早的是两篇金人词作，包括被杨慎推许为金人乐府第一[17]的邓千江《望海潮》词：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未拓兴灵，醉魂长绕贺兰山。[18]
刘祁《归潜志》有曰：“金国初，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献一乐章《望海潮》……太尉赠以白金百星，其人犹不惬意而去。”[19]则此词为金初文人的投献之作。时兰州属临洮路，在金国边境的最西端，其西其北皆与西夏国接壤，词中的“贺兰山”为实指无疑。另一首折元礼词，同样为《望海潮》调：
地雄河岳，疆分韩晋，重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江吞绝壁，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霜气横秋。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 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却羡兜鍪。六郡少年，三明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莲楼。想断云横晓，谁识归舟。剩着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20]
此折元礼赴任彰武军节度副使之作[21]。兴定五年（1221），木华黎假道西夏，南攻葭州，折氏死难。词中的“西风”“羯鼓”“凉州”等，皆典型的西北边地意象。“六郡”指西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三明”出《后汉书·段颎传》，时段颎（字纪明）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岳莲楼”为西岳华山之胜迹，这些典故清晰可辨。当时金国与蒙古交战正烈，作者以六郡少年、三明老将的精神自期，词中的“贺兰烽火”，实指蒙古。如此，邓、折二词，虽然没有亲历贺兰山，但其中意象并非泛指，而是有一个确凿无误的指向，即距之不远的金、夏或金、蒙战火。
接下来在词中用到贺兰意象的，是明初宁夏地区的三位词人：庆靖王朱㮵，安塞郡王朱秩炅和流寓文人陈德武[22]。三人都与明初庆王府有密切关系，可将这些作品视为在明初封藩、戍边政策下，宁夏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其中尤以朱㮵词最为雄壮：
登楼眺远，见贺兰，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独倚危栏，神游无际，天地犹嫌隘。琼台玉宇，跨鸾思返仙界。 我醉宿酒初醒，景融诗兴，笔扫千军快。下视红尘人海混，脱履不能长喟。对月清光，饮余沆瀣，气逼人清煞。玉笙吹彻，此时情意谁解。[23]
这是词史中第一篇专门描写贺兰山的作品。先前无论是岳飞名下的《满江红》，还是邓千江或折元礼的《望海潮》，都只是使用贺兰意象来指代边塞战火。岳飞的军事活动范围，离西夏国有千里之遥；邓词为投献兰州刺史之作，折词为奔赴延安之作，与贺兰山也有一定距离。我们要认识到，实指和实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4]，邓、折二词中的“贺兰”虽为实指，却未必实写；至于岳词的“贺兰”，连是否实指都还有争议。但朱㮵的这首词，却是全然实写，“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之类的辞句，颇异于中原风貌，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很难写出来的。
与朱㮵同时，还有两位词人语涉“贺兰”，即与朱㮵有交游的流寓文人陈德武，及朱㮵之庶五子、安塞宣靖王朱秩炅。其词如下：
凉风淅淅凉云湿，羁怀何事归思急。秋气入单衣，偏增久客悲。 贺兰三百里，只隔黄河水。何日是归程，中秋正月明。[25]
朝岚扫黛半阴晴，凉透葛衣轻。野黍离离，水禽唽唽，陇麦青青。 百年遗址埋烟草，此日又重经。浮生几许，可堪回首，触处牵情。[26]
与朱㮵的壮思逸兴不同，陈德武和朱秩炅眼中的贺兰山，流露着边地的丝丝寒意。只不过一位借贺兰、黄河之咫尺，反衬故土之遥远；另一位借今日贺兰山之萧条冷落，反衬百年前战事的风云浮沉。基于身份的不同，陈德武尚有一丝暮年返归故乡的残念，而身为郡王的朱秩炅，已命中注定将在这边远之区度过余生了。与宋、金的三篇作品相比，明初三篇作品的最大变化在于，对“贺兰”一词的使用，从对异邦的想象，变成了眼前实景之观览。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真正进入现实的写作维度，所谓的地域文学传统才能建立起来，故宁夏词学传统的形成，至早也只能在明初时候。而后来的词中“贺兰”意象，也因此径分为两类，一种是身处宁夏当地的写实之作，一种是遥望宁夏、想象边塞的寄寓之作。
从集群的角度来看，第一种类型理应是建构宁夏词学传统的主力。如宗室词人朱㮵、朱秩炅、朱台瀚，督抚词人冯清、杨守礼，武官词人杜文焕等，他们或长或短的宁夏经历，及相关交游赠答活动，确保了宁夏词创作风气的一脉延续，也让贺兰山的实景画面得以在词文本中继续呈现。如晚明宁夏总兵杜文焕的《霜天晓角·望贺兰山》，有“崇严峭壁，矗起千千尺。霞外崔巍凝黛，青未了，苍无极”[27]之壮丽描绘，其情景相融之处，实可与朱㮵的《念奴娇》词一较高下。
但落实到对“贺兰”一词的使用上，情况就不一样了。能代表宁夏地域性的词汇很多，不同作家的观感有别，并非所有词人都偏爱“贺兰”一词，也不是所有词作都适合使用“贺兰”一词。其它如“龙沙”“黄河”“塞下”“五城”“萧关”等，同样是宁夏文学中的鲜明意象。在本地文人的近距离写实作品中，作家有丰富的情境感受，其选择余地较大，“贺兰”未必就比“龙沙”“五城”等更具典型性。倒是在外地文人的想象宁夏之作中，“贺兰”一词的使用频率更高。究其原因，当是贺兰山作为宁夏地区的景观名片，在远距离的想象作品中，更容易成为词人的无意识前见而被优先使用。
第二种类型的作品，以京城士大夫与宁夏巡抚的赠答词为大宗。我们以一向关注河套边事的夏言词为例：
汉兵朝出塞，胡马夜临关。咫尺云中烽火，羽檄满长安。幸赖君王神武，报道天声不杀，黠虏望风还。庙谟皆帝力，仁义炳如丹。 是何心，甘战斗，恣贪残。忍使农耕荒却，机杼尽抛闲。堪叹沿边骁将，可惜连营劲卒，冻苦雪霜寒。果谁驱铁骑，直捣贺兰山。
紫阁名公，玉堂词伯，仗节行边。计策马云中，关山春日，回车辽左，海戍秋烟。嘉峪关前，贺兰山下，几夜星营鼓角喧。临戎处，喜宫袍座拥，赐带腰悬。 怜公将相双权。算文武才猷世罕全。况司马壮游，驰驱万里，韩公雄略，功业千年。当宁虚怀，故人远念，几见军中羽檄传。早归来，共高歌雪曲，酒醒朝天。[28]
第一首《水调歌头》，与吏部侍郎张邦奇论边事，作于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六年间；第二首《沁园春》，寄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行边，作于嘉靖十八年（1539）。两首词同为想象“贺兰”之作，就关注的主题来说，都是泛言整体边情。第一首用“云中烽火”和“贺兰山”两个意象，概指明代的北方边事；第二首中出现“云中”“关山”“辽左”“嘉峪关”“贺兰山”诸意象，也是对北部边塞的一次整体观看。从这个角度来说，“贺兰”一词确可以有泛指之义。但我们应认识到，这一泛指功能的形成，建立在多个文学意象相整合的基础之上，而单独的“贺兰”一词，依然是实指的。第一首中的“贺兰山”，借指河套地区，收复河套，是夏言一生最大的愿望。词中“果谁驱铁骑，直捣贺兰山”一句，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近乎同义，考虑到夏言次韵过岳飞《满江红》词[29]，则此句之写法，或有致敬之意。第二首中的“贺兰山”，与“嘉峪关”并举，亦属实指。翟銮的这次巡视活动，东西跨万余里，词中所有地名，包括贺兰山旁的宁夏诸卫在内，都属于他的行边区域。故总的来说，夏言二词中的“贺兰”，首先是实指宁夏，然后才与其它地理意象一起，构成整体上的泛言边塞之义。这与纯粹的泛指，有着本质的区别。类似之作，尚有陈儒的《少年游·出塞》（中有“贺兰赤木喜功成”一句[30]），为嘉靖十九年（1540）至二十二年杨守礼任陕西三边总督期间的贈作；崔桐的《水调歌头·赠宁夏王凤泉中丞》（中有“贺兰烨烨霜旓”一句[31]），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二十八年王邦瑞任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期间的赠作。此二词中的“贺兰”，虽为赠答中的想象之辞，但亦有事可考，仍属实指。
这种以“贺兰”实指宁夏边塞的写法，贯穿了整个明代，至崇祯年间依然如此。最典型的就是晚明重臣孙承宗的名篇《水龙吟》：
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拆。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搰。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 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毂，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拄乾坤，大力了心头血。[32]
学界普遍认为，这首词作于孙承宗免官家居期间[33]，但具体时间未作考证。笔者认为，此词作于崇祯八年（1635）。理由有二：一、词云“平章三十年来”，孙承宗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相距正三十余年；二、词中“甘泉烽火，临淮部曲”一句，以往学者有不同看法，黄宝华认为，此借《汉书·匈奴传》典故喻清兵直逼京畿，借《新唐书·李光弼传》典故喻朝中无能人[34]；吴企明认为，此泛指外有清兵侵扰，内有地方军队骚乱[35]。其实，这句话既非纯用古典，也非简单泛指，而是有明确本事。“甘泉烽火”指李自成部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之事；“临淮部曲”指张献忠部攻克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一事。这两件大事都发生在崇祯八年（1635），正当得起“骨惊心拆”的巨大震撼。在某种程度上，孙承宗对今典的运用很到位，层次感也很清晰，上阕“甘泉烽火，临淮部曲”指国内动乱，下阕“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指外族入侵，未有混淆。上阕中的“甘泉”，固然可以借匈奴喻女真，但在这首词中却不合适；下阕中的“贺兰”，也并非黄宝华所认为的，自岳飞将贺兰山写入《满江红》词后，它就成为关涉东北边事的一个典实[36]。至晚在崇祯六年（1633），尚有蒙古插汉部虎敦兔联合河套各部进犯宁夏，造成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死。故此“贺兰”仍属实指，与“玄菟”“卢龙”遥相呼应，暗示明王朝东北、西北边事并重，缺了任何一角，都不可能“撑拄乾坤”。
那么，词中“贺兰”，又是否像程千帆先生所说的那样，存在“用典故来借古喻今”[37]的泛指之义呢？笔者眼力所及，确有这种情况，但最早作品，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即明中叶文人尹耕的《满庭芳》词：
秣马龙堆，洗兵鱼海，古来无限英雄。虎颈燕项，曾建贺兰功。少甚鸣弓抚掌，封狼居、百代瞻崇。山川在，鹰扬人去，原壑起悲风。 胡儿轻汉将，控弦十万，一夕云中。便腥风地暗，猎火山红。谩有孤忠壮志，精诚动、白日长虹。伤心处，廉颇善饭，双鬓任飞蓬。[38]
尹耕隶万全都司蔚州卫军籍，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河南兵备佥事。因列严党被劾，发配辽东，后绝意仕进，返乡家居。著《塞语》《乡约》《两镇三关志》等多部边塞防务书籍。其《满庭芳》词两首，第一首有“世事难堪，吾生易老”、“毛发日苍苍”诸句，可知作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39]。尹耕的生活时代，正是嘉靖中叶蒙古俺答部侵扰京师之时，其军籍所在的蔚州卫，正在宣府、大同的防御线上。他笔下的“龙堆”“鱼海”“贺兰”“狼居”“云中”，无具体的地理指向，泛言边塞而已。其中“龙堆”即今新疆罗布泊白龙堆，“鱼海”即今新疆博斯腾湖，此处实借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中“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一句而来；“狼居”即狼居胥山，“云中”即云中郡，实用《汉书》中“封狼居胥”“持节云中”之典故；“虎颈燕项”出自《后汉书·班超传》，亦有出塞封侯之义。以上种种，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发生时代，都与尹耕其人其事有较大的差别，可推知“贺兰”亦泛指边塞之义。
在《全明词》及补编中，最后一首语涉“贺兰”之作，是明遗民杜濬的《减字木兰花》。这也是所有想象贺兰的词人中，唯一一位与国家边事无关之人：
阴山月黑。雪满弓刀行不得。远火星繁。知是前军保贺兰。 度辽年小。三戍渔阳人已老。无定河边。可有春闺梦里缘。[40]
之所以说他无关边事，因为这是一首檃括唐人诗句之作。首句括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次句括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三句括张仲素《塞下曲》：“三戍渔阳再渡辽，骍弓在臂剑横腰。”末句括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由于其中意象多借自唐人诗句，我们很难判定此“贺兰”的意指，到底是受制于檃括技法而对前人意象的惯性承袭，还是有感慨家国难以保全的现实寓意所在。考虑到杜濬从未到过北方，明亡时只是一介太学生，而且这种“概括唐人边塞诗语为词”的作品共有五首，有明显的游戏笔墨之意，笔者更倾向于视此“贺兰”为泛指。
从以上宋金元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可见，绝大多数“贺兰”皆是实指，且作者的身份和交游活动，确与宁夏地区有实在的联系。将贺兰泛指为边塞的，只有岳飞的《满江红》、尹耕的《满庭芳》和杜濬的《减字木兰花》三首。但尹、杜二词泛指边塞的效果，是由若干个地名共同促成的，尹词中的“龙堆”“鱼海”“贺兰”“狼居”“云中”，杜词中的“阴山”“贺兰”“渔阳”“无定河”，多个不同方位的地名出现在同一篇作品中，制造出地理空间上的明显矛盾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实指的不可能性。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岳飞《满江红》中的“贺兰山”，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争议，正在于其地名使用的孤立性，即整首词中只有“贺兰山”一处地名。先前夏承焘先生曾举王维《老将行》、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的“贺兰”一词，来证明唐诗中的“贺兰”皆为实指[41]。后来程千帆先生指出，此二例并不指向某一具体事实，只是泛咏某种思想感情，应属泛指而非实指[42]。单在泛指还是实指一事上，笔者更认同程先生的说法，但我们应考虑到，《老将行》中出现了“疏勒”“贺兰山”“三河”“云中”四个边塞地名，《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更有“榆关”“望夫山”“卢龙”“陇头”“关山”“龙堆”“长城窟”“贺兰山”八个边塞地名，它们相互碰撞共存，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地名的实指可能。故在某种意义上，王、卢二诗中的“贺兰”是实指或泛指，并不能用来推证岳飞《满江红》的情况，因为它们在地名的使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技法类型，没有太多可予互证的意义可言。
总的来说，在元代大一统之前，由于贺兰山在西夏国境内，宋金文人的词中“贺兰”，多为“涉边之实指”，并没有身临其境的景象描绘。明王朝建立后，由于宁夏诸卫位于抵御蒙古部落的最前线，以陈德武（流寓词人）、朱㮵（宗室词人）、冯清（督抚词人）、杜文焕（武官词人）为代表的有宁夏生活、仕宦经历的词人，开创了宁夏词创作的一种新类型，即“居边之实写”。词中宁夏，也因此从“异域”变为“新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情。与此同时，北部边事一直是明代士大夫的共同话题，在很多与西北地区督抚的赠答词中，文人们时常流露出对边情的关心，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金以来“涉边之实指”的传统，亦颇为可观。至于“涉边之泛指”，在笔者的理解中，应是文学典故相对成熟以后的产物，“贺兰山”作为一个首见于《隋书·地理志》的地名，其泛指性不可与“天山”“阴山”等旧词并论。唐诗中的“贺兰”，也是与其它若干个地名意象一同承担起泛指功能的，而这种形式，在词中更是到明中叶夏言、尹耕词中才渐露头角。因此，在宋人岳飞的《满江红》中，让“贺兰”独立承担起泛指的功能，在笔者看来，有违意象与典故之演进常理，作家固然可以发挥其创作上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依然受制于他所处时代之观念。考虑到完整的《满江红》词，最早见于明景泰六年（1455）刊刻的《精忠录》[43]，在此之前所有语涉“贺兰”的词作，皆取实指之义；而在此之后的词作，也没有用单独的“贺兰”意象来泛指边塞的情况。那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或亦取实指之义。
三 、诗文“贺兰”与《满江红》写作时代的再审视
严格意义上说，文学意象的指涉范围，不会因所处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只讨论词中“贺兰”，而罔顾诗中“贺兰”、文中“贺兰”的使用情况，绝非严谨、周密的论证之法。借考察词体之外的“贺兰”意象，旁观词中“贺兰”之指涉成立与否，夏承焘、程千帆等先生早有论及。然限于时代条件，其论证主要围绕唐诗文本来展开。时过境迁，我们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论证宋金元时期“贺兰”一词在各体文学中的使用情况，所具有的文献优势是前辈学人难以想见的。
我们以“贺兰”为关键词，检“《全唐诗》分析系统”，排除无效文本，唐诗中有7例“贺兰”诗[44]。其中顾非熊《出塞即事》、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贾岛《送李骑曹》三首，因有“萧关”“塞北江南”诸语，可知确指宁夏地区；王维《老将行》、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谭用之《塞上》、顾况《梁司马画马歌》四首，同（组）作品中有其他边疆地名与“贺兰”共存，一同支撑起唐代边塞的整体意象。
同样方式检“《全宋诗》分析系统”，排除重出及无效文本[45]，宋诗中有25例“贺兰”诗。根据作者与“贺兰”意象之空间关系，借鉴前及词中“贺兰”居边、涉边之区别，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诗歌的创作地点，就在宋、夏边境诸州军。如姚嗣宗的“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书驿壁》，《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7页，下同），是他在庆历三年（1043）任环州军事判官时，题壁驿站之作；吕南公的“黄河东背贺兰山，回望尘沙万里宽”（《黄九游河州》，第11866页），是他游历河州之作；司马光的“贺兰山前烽火满，谁令小虏骄慢延须臾”（《将军行》，第6010页），是他在庆历四年（1044）任武成军判官时所作。李之仪的“贺兰夺故穴，安西还旧疆”（《次韵家室送别》，第11241页），是他在绍圣四年（1097）任原州通判时所作。这一类情况，尽管不能像明人那样身临贺兰山下，实写群山景观，但视为居边之实指，可无疑问。
第二种情况，作者并不在边疆，但赠答、吟咏之对象与宋、夏战事有关，当视为涉边之实指。可分为两种子类型，一是寄呈、赠别之作，受赠者在宋、夏边境诸州军任职。如李复“关塞星烽葱岭远，尘沙毳幕贺兰空”（《上延帅沈内翰》，第12463页），沈括时任延州知州；梅尧臣“西城橐驼来贺兰，入贡美玉天可汗”（《寄渭州经略王龙图》，第3062页），王素时任渭州知州；王觌“贺兰黄口儿，焉用长缨絷”（《送中济侍郎帅庆分韵得十字》，第7842页），范子奇时任庆州知州。强至“十万强弓略未弯，妖氛渐灭贺兰山”（《送刘嗣复都官赴辟秦州幕府》，第7001页）、黄庶“欲于塞外勒姓名，往往夜梦贺兰石”（《送李室长庆州宁觐》，第5502页），受赠者尚难考证，但观诗题，其人任职的秦州、庆州，亦在宋、夏边境。
另一种类型，作诗情境无关西夏，但交游者或其祖先曾是抗夏将领。如张耒《送刘季孙守隰州》、张元干《范才元道中杂兴》，题中“刘季孙”为抗夏将领刘平之子，“范才元”为振武军节度使范雍裔孙，故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君家鼻祖大范老，气压贺兰威凤鸣”诸句（第13137、19927页）。韩驹《醉中走笔留别杨将军》，苏籀《次韵孙邦求少监游刘园》，所涉一为太原杨氏家族，一为刘法、刘正彦家族，杨家世代参加对夏战争，刘法殉国于统安城之战，故有“山西老将尚童颜，曾臂红旗到贺兰”“贺兰青海勋名事，雅意未谐幽与并”诸句（第16612、19649页）。另如周邦彦笔下的薛侯，“以战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罢兵，归吏部授官”，其云“焉知不将万人行，横槊秋风贺兰道”（《薛侯马》，第13423页），指刚刚罢歇的西线战事，亦无疑问。以上无论哪一种类型，皆涉边之实指。
第三种情况，针对具体的军事行动或整体的边境局势，有感而作，吟咏边事。视具体的创作背景，可分为涉边之实指与泛指两种类型。
基于某一军事行动的闻讯而作，皆涉边之实指。如苏舜元的“贺兰磨剑河饮马，颈系此贼期崇朝”（《瓦亭联句》，第3462页），专咏庆历二年（1042）的定川寨之战。此战宋军大败，瓦亭寨失守，渭州门户大开，其时舜元、舜钦兄弟丧母守制，听闻时事有感而作[46]。又如曹辅的“贺兰狡兔遁三穴，黄口娇雏永离乳”（《次韵答天启》，第8395页），为元祐二年（1087）同文馆唱和中次韵蔡肇之作，起句“天兵连营十万釜,烈烈威声震西土”，指当年七月宋、夏开战之事。据吕肖奂考证，这次锁院从六月二十日持续至九月二十日[47]，七、八月正在锁院中，他人作品皆聚会主题，唯曹辅吟咏边事，正对应“吾乡蔡子喜谈兵”的人物形象。又如冯山的“借将贺兰作都护，戍守尚恐难栽培”（《送江衍巨源提举赴阙》，第8640页），起句“潼川昔迎公西来，益昌今送公北回”，潼川、益昌，皆梓州别称，冯山于熙宁六年（1073）至八年任梓州通判。诗中“去秋西师出四路，欲举夏寇除根荄”“河南数州入封略，恶土弃壤如尘灰”诸句，实指熙宁六年的熙河开边。冯山赠别江衍回京赴任，结合西北时事，寄予抱负之意。
普通的文人谈兵之作，则实指、泛指皆有可能。如陶弼的《兵器》诗，无关具体边境事件，只是对当朝军事史的回顾，但其中“戎昊乘我间，南驰贺兰骑”一句（第4982页），专指李元昊建国事。滕元发的“终令贺兰贼，不着赭黄袍”（《结客》，第6300页），据《中吴纪闻》卷四“滕章敏公结客”条，可知作于青年交友时期，大致在庆历五年（1045）进士落榜后，皇祐五年（1053）与郑獬、杨绘同科应考前[48]。滕为范仲淹表亲，“自少侍文正侧”，范仲淹在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诗中的“贺兰贼”，固然可解释为泛指外虏，却基于滕元发早前跟随长辈的宋、夏边疆经历而来。华镇的“惟有祁连及贺兰，朝廷未欲知疆理”（《永嘉巡检张侍禁廨舍辟洞名黄石》，第12313页），“贺兰”“祁连”并指西北，考虑到华镇身在中原，将之解释为国家整体战局，亦无不可。然其《事业论》提及异族巢穴，有“今流沙之东，贺兰、灵武；幽蓟之地，卢龙、范阳”[49]一句，可见他对西北、东北敌情有明确的区别，相关意象及典故，应不会互置或混置而用。
相较而言，“贺兰”泛指的情况较少。如李廌的“君不见燕然易水波桑干，东连鸭绿西贺兰”（《谢公定所宝蕃客入朝图》，第13600页）“贺兰吹不尽，何用战蓬蒿”（《秋风》，第13617页）。前一首作于绍圣四年（1097），“贺兰”与“鸭绿”西、东相对，泛指国家边事，这种意象组合的泛指之法，常见于唐人诗歌中，须两个以上意象方可成立。后一首为节候之作，从文本的角度来说，以“贺兰”泛指边陲，并无不妥之处。但结合李廌的生平及思想，“元祐求言，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言论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将致法，廌深论利害，以为杀之无益，愿加宽贷，当时韪其言。”[50]可知他对西夏军情的认识颇为深刻，那么，此句专指西线战事的可能性颇大。
由上而论，在有些诗歌无法还原创作语境的情况下，其中的“贺兰”意象，被解释为北方整体边事，从读者阐释的角度来说，本无不可。但换个角度看，此中泛指性的出现，正说明在北宋中后期，宋、夏边事已成为文人谈兵的首要话题，甚至足以代表整个国家的军事议题。也就是说，即使“贺兰”可用作泛指，也必须在此地区边事升级为国家核心战事的情况下，方可成立。南渡以后，国家战事的核心区已经转移，能否用典出西北的意象来泛指以东北为焦点的整体战事，尚可商榷。
以上22首宋诗中的“贺兰”，除李廌《秋风》较难明确指涉外，其余皆为实指，至少在没有意象组合的情况下，“贺兰”一词不具泛指功能。且基本属于北宋诗人[51]。从创作时代来看，北宋与西夏交界，贺兰指宋、夏边事，合乎情理；那么，南宋与西夏不接壤，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冲突，剩下的3首南宋诗作，其“贺兰”到底何意，更令人关注。
《全宋诗》据《永乐大典》录李伯玉《送萧晋卿西行》一首，中有“贺兰鼠子不足平，底用西征出师表”一句（第39262页）。然据薛瑞兆考证，此诗并非南宋李伯玉作，而是金人李纯甫作[52]。金人语涉贺兰，自在情理，前及邓千江、折元礼词，都是类似情况。而晚宋许月卿的“只鸡斗酒群群谶，吾力犹能灭贺兰”（《挽陈节使》，第40549页），汪元量的“童儿空想追徐福，疠鬼终朝灭贺兰”（《北师驻皋亭山》，第44034页），是所有宋诗中最后提及“贺兰”的两首诗歌。许月卿生于嘉定九年（1216），西夏亡国（1224）时尚为稚童，金亡国（1234）时亦未弱冠，而汪元量更迟至淳祐元年（1241）出生。故他们诗中的“贺兰”，既不可能指西夏，也并非指金国，而是指蒙古政权（前及折元礼词中，已有贺兰指代蒙古的先例）。也就是说，现知所有语涉“贺兰”的宋诗，或反映北宋、西夏战争，或反映南宋、蒙古战争，这明确表明，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不存在用“贺兰”指代女真政权的情况。如果诗坛真有泛指之法，不可能从南渡至金亡的一百余年间，没有一首类似的诗歌存世。
宋文中“贺兰”一词的使用情况，与宋诗相仿。以“贺兰”为关键词，检“《全宋文库》检索系统”，得39例。排除23例有关姓氏人名的文本，有16篇文章中的“贺兰”作为地名出现。文章的确指性要强于诗、词等韵文体式，故以“贺兰”代称的用法，主要出现在四六句式中。这16例中，15例为北宋文人之作，全部指向宋、夏边事[53]；唯唐士耻为南宋理宗朝人，然其《神宗皇帝御制祭狄青文赞》亦言宋、夏旧事。可见无论哪一种情况，宋文中的“贺兰”，都不存在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及其边境之意。这也符合古人文章用词比诗歌更精准的基本规律。
综上不难发现，无论是用典较多的诗歌、四六体，还是行文质实的散文体，从南宋立国（1127）至金国覆灭（1234）这段时间内，宋人的文学作品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贺兰”一词。仅有的几个特例，也是论前朝的宋、夏旧事，而非当朝的宋、金时事。而在邓千江、折元礼、李纯甫、元好问等金人诗词中，以“贺兰”心系国家时局，颇为常见。但以军事地理而论，金、夏边事是宋、夏边事的翻版，金人对“贺兰”一词的使用，只是延续了北宋文人的书写模式，并不存在从实指到泛指的转变。考虑到文、诗、词在文人创作中的主次关系不同，那么，在主流文体皆实指贺兰，且宋、金对峙为创作空白期的情况下，南宋词中出现了一个以贺兰指代女真的孤例，令人生疑。
结合唐宋诗文中的“贺兰”使用情况，与金元明词中的“贺兰”演变，不难看出，意象的指涉及其范围变化，并非简单地从实指到泛指的单向发展，而是与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唐代的北方战线较长，故诗歌中的“贺兰”，或单一实指，或组合泛指；北宋与西夏战争断续数十年，成为文人热议之话题，故实指之贺兰，成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与西夏再无瓜葛，诗词中的“贺兰”亦消失；而与之对峙的金国文人，则继续实指贺兰之创作；直至蒙古政权的出现，宋朝文人才重新体会到西北异族之恐怖，“贺兰”意象再次出现在文人的创作中；随着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作为边塞、战争、异族之代称的“贺兰”，再一次淡出了文学世界；入明以后，北方战事再度吃紧，且不局限于具体一两个地区，“贺兰”的使用，又回到了与唐代相似的情况。
那么，署名岳飞的《满江红》，到底创作于哪个时期？笔者以为，至早在南宋末年，即汉族政权的北方交战国变为蒙古以后。词中“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语境，或指向北宋国破、南宋濒危的双重悲愤，“踏破贺兰山”“渴饮匈奴血”，皆代指驱除蒙元之志。以上说法，是一种较大的可能（作为明词，同样是一种可能）。但根据“贺兰”意象在宋金诗文及宋金元明词中的使用情况，《满江红》创作于南宋初年，几无可能。至于“磁州贺兰山”说，其证据皆出自明清方志，在逻辑上，我们无法认定宋金磁州已有“贺兰山”的地名，遑谈其名能否进入当时文人、军官的一般知识结构之中。结合上述宋文、宋诗中的“贺兰”山意象，皆指向宁夏贺兰，磁州贺兰从没有出现过，笔者以为没有讨论的必要。
最后，提一下文本与文献的时代错位问题。由于文本独立流存的难度，前人文学作品，载录于后世编纂的史书、总集、类书之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情理来说，最稳定的文学文本传播方式是别集传播，即作家拥有完全署名权的一部书籍，作为完整而独立的单元，进入传播渠道。但事实上，很多文学文本流传至今，有赖于各种集外传播方式，既有独立的口头传播或单篇传播，也有形式多样的依附性传播，如载录于总集、类书、笔记、诗话等。这固然是别集传播停止后的一种生存方式，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本与文献在时代上的错位。从经验法则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著述类型，在学者眼中位居不同的信任层级，有些较低层级的著述类型，其书中首见或仅见的名家作品，要面对真实性的质疑。但由于文本署名时代与文献编录时代之间，存在传播史上的一段真空，研究者将陷入疑罪从无还是从有的困局，谁也无法说服谁。这个时候，通过意象的演变来重审文本的时代归属，不失为一条别径。如先前学界讨论杜牧《清明》诗的真伪问题，其中一法就是引入杏花意象的演变，由文学意象的时代性，推证某一类指涉只可能出现在特定时代。而通过本篇的考察，我们亦可知，文学意象未必是单向的演变，同样会出现多向、反向演变的情况；同为意象的泛指，也有不同的层级与边界，扩大意象的整体指涉范围，是否等同于可指代其范围内的所有个案，实可商榷。希望随着大量案例研究的不断充实与深化，相关逻辑思考及理论建构会日益完善，真正发展成为学界可资信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中文系
原文刊载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通代视域下的明词研究及其思维范式”（项目编号17AZW006）的阶段性成果。
[1]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443页。
[2]《（弘治）宁夏新志》卷三《藩封》“庆靖王”条，《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8册，第120页。
[3]《（弘治）宁夏新志》卷三《藩封》“庆康王”条，《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8册，第122页。
[4]张廷玉《明史》卷一一七《庆王㮵列传》附《安塞王秩炅》，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册，第3590页。
[5]《（弘治）宁夏新志》卷三《藩封》“丰林端康王”条，《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8册，第131页。
[6]《（弘治）宁夏新志》卷三《藩封》“弘农恭定王”条，《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8册，第128页。
[7]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是最早提到庆藩词的研究论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汪超《〈全明词〉辑补62首》则在词文献层面予以辑录，《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有关此志的定名，吴忠礼定为《宣德宁夏志》，胡玉冰定为《正统宁夏志》，笔者从后说。详见胡玉冰、孙瑜校注《正统宁夏志》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9]《（嘉靖）宁夏新志》将正统志中署名陈德武的《菩萨蛮·归思》一词，归在朱㮵名下；将正统志中署名朱㮵的《临江仙·避暑韦州行有日矣，喜而赋此》一词，归在朱秩炅名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册，第222、223页。笔者仍从正统志。
[10]罗洪先《明故前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东塘毛公行状》，《毛襄懋先生文集》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63册，第213页。
[11]《明史》卷七三《职官二》，第6册，第1774、1777页。
[12]《宁夏新志》刊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杨守礼于嘉靖十八年至十九年十一月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嘉靖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升任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284、205页。
[13]陈儒《苏幕遮·谢惠书》自注“宁夏志、医书”，周明初、叶晔编《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280页。
[14]陈儒《念奴娇·出塞》，《全明词补编》，上册，第279页。
[15]陈儒《芹山集》卷十四、卷十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册，第138、151、153页。
[16]毛伯温《抚夏集》，《毛襄懋先生别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3册，第462-472页。
[17]杨慎《词品》卷五“邓千江”条，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521页。
[18]邓千江《望海潮·上兰州守》，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37-38页。
[19]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3页。
[20]折元礼《望海潮·从军舟中作》，《全金元词》，上册，第58-59页。
[21]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1257页。
[22]此陈德武即《全宋词》中《白雪遗音》一卷的作者，前辈学者以为宋末元初人，实则元末明初人。其人生平考证，见拙文《陈德武〈白雪遗音〉创作时代考论》，《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23]朱㮵《念奴娇·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朱㮵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24]文中出现的“实写”“实指”“泛指”三个概念，借鉴自夏承焘、程千帆的说法。他们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二文中，已有“实指”“泛称”之谓。在本文中，“实写”指通过词汇对作者亲历的事物进行描述；“实指”即真实的指代，指词汇的基本义与所指事物之间，至少构成知识性（未必亲历性）的关联；“泛指”即广泛的指代，指用特定的词汇来指代普遍的、不确定的事物。
[25]陈德武《菩萨蛮·归思》，《宁夏志笺证》卷下，第422页。
[26]朱秩炅《朝中措·贺兰怀古》，《（嘉靖）宁夏新志》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第223页。
[27]杜文焕《霜天晓角·望贺兰山》，《全明词补编》，下册，第985页。
[28]夏言《水调歌头·答甬川少宰言边事》《沁园春·寄赠石门阁老行边》，饶宗颐、张璋编《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册，第671、678页。
[29]夏言《满江红·和岳武穆》，《全明词补编》，上册，第246页。
[30]陈儒《少年游·出塞》，《全明词补编》，上册，第279页。
[31]崔桐《水调歌头·赠宁夏王凤泉中丞》，《全明词》，第2册，第731页。
[32]孙承宗《水龙吟》，《全明词》，第3册，第1349页。
[33]夏承焘、张璋编选《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唐圭璋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第680页，此篇为吴企明撰）皆主张作于孙承宗免官家居期间；钱仲联等撰《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第306页，此篇为黄宝华撰）则主张作于孙承宗崇祯二年（1629）再度出山时。
[34]钱仲联等撰《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35]唐圭璋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79页。
[36]钱仲联等撰《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第307页。
[37]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册，第191页。
[38]尹耕《满庭芳·遣怀》其二，《全明词补编》，上册，第419页。
[39]尹耕升任河南兵备佥事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6册，第6781页。则其贬谪辽东及归乡当在此后。
[40]杜濬《减字木兰花·秋夜，概括唐人边塞诗语为词》其一，《全明词》，第4册，第2166页。
[41]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夏承焘集》，第2册，第445页。
[42]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程千帆全集》，第8册，第189-190页。
[43]另有三条不完整的宋元史料涉及《满江红》词，即清人词话引陈郁《藏一话腴》，清人笔记引罗大经《鹤林玉露》，南戏《岳飞破虏冬窗记》中《女冠子》词改编。见郭光《岳飞集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辩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相关辩驳，见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94页。
[44]本篇所谓的“贺兰”诗，专指诗句中有“贺兰”一词，且其词汇意义（无论专指还是泛指）自宁夏贺兰山衍生而来的诗歌。
[45]周邦彦《薛侯马》、陈郁《赋薛侯》重出，取周邦彦；滕元发《结客》、黄庭坚《结客》重出，取滕元发；《瓦亭联句》为苏舜元、苏舜钦联句，取苏舜元；李龏《塞上曲》为集唐诗，不计在内。王安石、吕南公各1首中的“贺兰”，指洛阳贺兰溪；释居简2首，张耒、黄庭坚、方回、陈与义、石介、张方平各1首中的“贺兰”，指贺兰进明；李彭2首、黄庭坚1首中的“贺兰”，为骏马之别称；陈舜俞1首中的“贺兰”，用鸠摩罗什典故。以上为无效文本，与宁夏地理没有直接关系，不予考察。
[46]傅平骧、胡问陶《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系于康定元年（1040）三川寨之战，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01页；张廷杰、张国昉《〈瓦亭联句〉考辨——兼论苏舜钦的边塞诗》，系于庆历二年（1042）定川寨之战，《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笔者从后说。无论哪一种情况，苏氏兄弟都身处中原（汴京或山阳），属听闻时事而作。
[47]吕肖奂《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8]龚明之撰，孙菊园点校《中吴纪闻》卷四“滕章敏公结客”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49]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一八《事业论》，《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8册，第211页。
[50]《宋史》卷四四四《李廌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册，第13117页。
[51]案：在严格意义上，张元干、苏籀属两宋之交诗人。其诗创作时间难考，但诗中“贺兰”，一咏交游者之先祖，一咏园亭所有者之家族，所涉内容皆关北宋。
[52]薛瑞兆《〈永乐大典〉金诗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
[53]分别为米芾《烝徒帖》、孙觉《乞熙河选将如折氏世守奏》、赵恒《赐潘罗支诏》、章楶《乞惩夏人奏》、高忱《鄜延路重修廨宇记》、张齐贤《乞委大臣经制西边奏》《上真宗论陕西事宜》、慕容彦逢《拟试宏词露布》、王慎修《宋故府州宗府君墓志铭》、富弼《答诏问北边事宜奏》、华镇《事业论》、何亮《安边书》、范纯粹《乞不妄动以观成败之变奏》、范仲淹《答赵元昊书》、宇文之邵《上皇帝书》。
作者简介
叶晔，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文学、明代文学、词曲学的研究。著有《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合作编纂《西海遗珠：欧美明清诗文论集》《全明词补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通代视域下的明词研究及其思维范式”。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陈思雨
我知道你在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