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国故事(文汇世纪真相)(1)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外国专家阿洛夫(左)与马海德(右)、周苏菲夫妇

中国现代革命几十年风雨历程,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代价。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严格说来属于革命人生的个人隐私内容。在此历史深处,总有一些疼痛的出血点,用什么态度和角度去探究对待之,考量着学术良知和道德品质。

“临时夫人”是一种带批判的传说

所谓“临时夫人”,是传说在革命队伍里经由组织安排男女双方形成临时婚姻,女性充当临时夫人。这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状态,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男女双方经由组织安排组成“临时家庭”不同,而是一种“临时婚姻”,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关系。

如果说“临时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实同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行为;那么所谓“临时夫人”传说的是男女双方在“临时婚姻”中的性行为,可以没有家庭生活,只有性关系。

1948年4月,沈容随新华社临时总社迁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东柏坡,在此工作期间,她听到一件让她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有两位女士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

沈容晚年回忆,“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苏联专家有三类:

一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报务员李文(列昂尼德·华·多尔马托夫)、电报译员鲍里斯·华·阿列耶夫、伊戈尔·华·尤任等人;

二是以野战外科医生身份派驻延安,同时肩负着为中苏两党担任情报联络任务的医生阿洛夫(安德烈·奥尔洛夫);

三是以苏联《消息报》记者、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到访延安的罗曼·卡尔曼。当时,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苏联与延安之间属于党派交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会员单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39年5月,卡尔曼在延安停留时间不到一个月,有翻译张郁廉陪同,萧三也前前后后参与其事,没有绯闻产生的空间。

1942年5月,孙平、阿洛夫同机抵达延安工作,其他技术人员此前分期分批来到延安。1945年9月抗战胜利,孙平等人的情报工作小组就陆续离开延安。阿洛夫随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1949年3月到北平才受命回国。

据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听其母亲周苏菲回忆,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阿洛夫医生,算是为其饯行。“宴请过后没几天,我和你父亲去西郊机场送阿洛夫上了飞机。到西郊机场送行的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的女秘书等人。从此以后,阿洛夫便杳无音信了。”

这里所说的“女秘书”,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临时夫人”。

阿洛夫是苏联人,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1942年5月,年仅37岁的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来到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延安给予他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专职炊事员、勤务兵,在苏联待过几年的女干部则被派去给他当翻译兼秘书,毛主席还特意赠送他一匹小黄马”。

阿洛夫在中央医院负责外科工作,也在中央卫生所门诊,经常为中央领导治病。他在医院设立教学基地,培养外科大夫和战地救护人员,1944年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先进事迹。同年7月,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医务界“特等劳动模范”,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毛泽东手书“模范医生”的锦旗授予之。

工作之余,阿洛夫过着一种高调生活。他豢养一条狼狗,名为“涅灭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国鬼子。星期天则骑着马,带着狗,外出打猎。在延安的外国友人中,阿洛夫的这种生活方式,当时就受到正义人士的批评指责。

1943年5月10日下午,阿洛夫和女秘书兼翻译带着宠物狗在延河边散步,遇到老乡的狗。狗与狗之间撕咬起来,眼看自己的狗要吃亏,阿洛夫竟掏出手枪助阵,当场把老乡的狗打死。旁边的女秘书则嗲嗲地说要带狗到医院包扎伤口云云。此事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会作家萧军看到,愤愤不平,专门致信毛泽东,认为“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

冈野进,又名林哲、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领袖,1940年3月从莫斯科取道延安回日本,因战争形势所迫滞留延安,从事反法西斯战争研究,发起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协助八路军开展日军俘虏教育转化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

在延安期间,他向八路军敌工部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忙工作,组织上同意了,安排懂日语的庄涛担任其秘书。时隔不久,两人公开同居,招来很多人的非议。这种没有名分的婚姻,与其说是组织安排,倒不如说是个人选择。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他们以美国军方观察员身份,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到这个共产党主政的地方。一次晚会上,观察组成员瓦·格雷斯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周恩来告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我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如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得离开观察组。

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是有原则,讲纪律,论立场的

与阿洛夫同时来到延安的孙平,就是道德完善的典型。据当时延安俄文学校学员郁兰回忆:“孙平常驻中国工作,正需要学习中文。由于当时我在学习俄文,俄文学校的党组织就让我在课业之余去教孙平学中文,同时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过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选派我,组织上说因为我年纪小,单身的外国人不会对我有越轨动机。还嘱咐我,如果他有什么不轨行为可以告诉组织来处理。从1943年至1945年期间,我和孙平之间互教互学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接触到的孙平这个苏联人很和蔼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待我,没有丝毫的不礼貌举动。”

孙平住在“文化沟”(大砭沟),俄文学校位于清凉山北麓的丁泉砭,秋冬时节,他们相互教学结束后,天色已晚,遇到延河涨水,孙平就同马夫一起护送郁兰骑马过河。此情此景,郁兰终身难忘。

革命队伍里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确有安排男女搭档,尤其是女同志协助男领导工作生活的情况,但涉及恋爱婚姻关系,始终遵循着双方自由自愿的原则。

1937年初,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王定国,说谢觉哉同志身肩重担,工作繁忙,身边没人照顾,“希望你能过去,同谢老一起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谢老的身体”。22岁的王定国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来到54岁的谢老身边,由同志到夫妻。1938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护理人员,最后选中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中共党员于若木(于陆华)。三个月后,他们宣布结婚。对此,于若木致信远在国外的长兄说:“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组织安排,工作需要,是为革命队伍里男女恋爱婚姻牵线搭桥,是否恋爱结婚,还要尊重本人意愿。结婚之后,婚姻是否幸福持久,白头偕老,则取决于双方德行操守和忠诚维护程度。

1937年10月,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与学员刘茜恋爱后,强迫婚姻不成,枪杀女方。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开宣判黄克功死刑,震惊延安上下。

陕西民国故事(文汇世纪真相)(2)

黄克功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在延安抗大工作期间,因逼婚枪杀案,被判处死刑

黄克功公审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张闻天讲话,强调“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意识的作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在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希望青年们不谈恋爱最好,如果恋爱不能避免,就必须遵循正确的恋爱观去发展。随后,毛泽东在抗大专门讲述革命队伍里的恋爱问题,进一步强调恋爱必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政治一致,二是双方自愿,三是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陕西民国故事(文汇世纪真相)(3)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黄克功死刑的判决书

所以,“临时夫人”一说,实际上是革命队伍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于个别外国专家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嘲讽,也是对个别涉外工作女同志处事不周,行为不检的一种惋惜,表达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恨怨怼情绪。

——摘自《世纪》杂志2020年第一期

作者:朱鸿召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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