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两年多，行程两万五千公里的长征，以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自1934年10月红军自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四川和贵州边界）、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四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云南和贵州边界）、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四川、陕西、甘肃交界处）、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陕西北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在长征沿途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宣传了共产党的思想，使共产主义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同时，长征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锻炼了大批人才，为后来开展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积蓄了优秀军事将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使党的队伍更加坚强了，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为什么长征终点在陕北?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为什么长征终点在陕北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两年多，行程两万五千公里的长征，以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自1934年10月红军自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四川和贵州边界）、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四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云南和贵州边界）、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四川、陕西、甘肃交界处）、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陕西北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在长征沿途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宣传了共产党的思想，使共产主义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同时，长征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锻炼了大批人才，为后来开展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积蓄了优秀军事将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使党的队伍更加坚强了。
红军为什么长征
正如毛泽东在1961年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所说：一万两千五百公里（我们常说的红军长征两万五，这个“两万五”是指华里，毛泽东这里用的是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将本次“围剿”的重点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集中了50万军队，分为东、南（陈济棠为总司令，广东军阀）、西（何健为总司令，湖南军阀）、北（顾祝同为总司令）四路向中央苏区成合围之势。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缓解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央曾派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以红六军团西征，但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当时中央苏区军队已有8万多人，若采取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导致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说到这个“左”倾思想，有必要简单说一下它所主张的思想路线，但要说明白中国近代的“左”倾和右倾，又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我们在这里重点说一下“左”倾，方便大家了解长征的原因。总体上来说，“左”倾和右倾都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际不相符的。实际上的左倾的左字是不带引号的，它代表了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贫苦大众的一种倾向。而我们平常看书所看到的都是带了双引号的--“左”倾，这是表示了一种贬义，这个带双引号的“左”倾，代表了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现实，陷入一种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就是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在当时的党中央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党内也是在不断地同错误的“左”倾思想和张国焘分裂势力作斗争的一个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正是王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1930年9月，王明起身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博古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因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转入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博古彻底贯彻了“左”倾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政治上看不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阶级抗日已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任务，革命目标依然错误的坚持城市中心论；军事上抛弃原有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主张采取节节抵抗，“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个很要命，后面会重点讲）；组织原则上实行宗派主义路线，对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压”，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开展“江西罗明路线”斗争。10月初，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对李德极度依赖和支持，把反“围剿”的军事大权完全交给了他。而“左”倾思想的彻底贯彻执行，直接导致了持续一年多的反“围剿”作战最终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时候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三人团”。这个最高决策“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为什么说是因为“左”倾路线的贯彻执行直接导致了红军内线作战、反“围剿”的失败呢？这里重点说一下在李德、博古把持下的“左”倾军事路线。当时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围剿”兵力达到50万之多，中央苏区当时兵力是8万多，实力非常悬殊。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红军只有战略转移、正面对抗保持苏区和失败几个选项呢？也不是。回顾蒋介石第一到第四次“围剿”，红军都成功的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展了红军和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红军不足4万，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是2.5:1，打破“围剿”用时两个月（1930年12月-1931年1月）；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红军3万多，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是6:1，打破“围剿”用时两个月（1931年5月-1931年6月）；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红军3万左右，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是10:1，打破“围剿”用时四个月（1931年7月-1931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4万多，敌我兵力对比是12:1，用时十三个月（1933年10月-1934年10月），虽然第四次反“围剿”历时时间长，但此次反围剿也是蒋介石几次“围剿”中败的最惨的一次，蒋介石就曾在给陈诚的信中称此次失败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因为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前四次围剿。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达到了10万左右，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是5:1。单就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来看，第五次反“围剿”并不是敌我双方实力差距最悬殊的一次，那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呢？先看一下蒋介石第五次“围剿”采取的军事策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在军事上实行堡垒主义，层层推进，构建封锁线，不断压缩、蚕食革命根据地，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聚而歼之。再看看李德、博古在反“围剿”过程中采取的军事策略，即“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打正规阵地战，采取单纯防御的军事策略。大家看到这两种策略，李德、博古的军事策略正好迎合了蒋介石的军事策略，并不是说他们主观上配合蒋介石，而是李、博两人没有深入分析敌我形式和力量，在军事上盲目的采取冒险的行动。蒋介石想通过合围消灭红军有生力量，李、博二人便用主力红军实行节节抵抗，同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消耗战，阵地战，不失寸土，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再加上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就使本就艰难的反“围剿”斗争更加艰难了。即便是在如此极端错误的军事政策下，仍然有两次打破围剿的绝佳机会，一次是以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没有在军事上策应福建方面，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另一次是黎川保卫战，置周恩来和朱德“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之敌”的建议于不顾，仍然要求红军在敌人堡垒之间进行冒险进攻。错失两次绝佳机会后，在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不得不在内线作战无法获胜，打破“围剿”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进行战略转移。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彭德怀就曾当面批评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没有全翻，彭德怀就请杨尚昆同志重新翻译了一遍，气的李德暴跳如雷。可见当时的“左”倾思想在红军指战员心目中引起了多大的不满。
西征湘西
1934年广昌保卫战失败后，红军内线作战打破“围剿”已无希望，当时“左”倾领导人已提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不过一直没下决心，举棋不定。一直到九月才开始部署转移事宜。当时的战略转移进行的很仓促，在党和红军领导人中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动员，很多红军战士和指战员不知道为什么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从准备突围到总突围开始，只有二十二天的准备时间，造成了部队和群众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慌。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带走了很多坛坛罐罐，实行的是搬家式的转移，这就使红军在行军途中行动迟缓，辎重过多，给“采取灵活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造成了很严重的负担。这一切都给西征途中很多的军事失利埋下了伏笔。决定战略突围后，中央决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到湘西（湖南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湖南在江西的西侧，因此战略转移被称为西征，西征部队被称为“野战军”，司令部被称为“野战司令部”。红军西征，是在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转移，寻求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无奈之举。转移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11个省（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也没人知道还能不能回到根据地，当时的战略目标就是：西征湘西。
我们常说的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就发生在西进湘西的途中。著名的湘江战役也是在西征湘西的途中发生的，湘江一战，在错误的“左”倾军事思想指挥下，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进军黔北
湘江战役的失败，使广大红色指战员开始反思，逐渐领悟到了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正确军事指导思想、贯彻了执行了错误军事路线所导致的，要求改变领导和路线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在西进途中，路过老山界（贵州省黔东南境内）时，由于蒋介石通过分析红军战略意图，已摸清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将“围剿”主力撒于红军前进必经之路，张开大网等待红军的到来。如果红军不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目标，势必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改向国民党统治力比较薄弱的贵州。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向贵州进军？因为当红军争议进军路线时，发生了两广军阀同蒋介石争夺贵州的斗争，为充分利用这一矛盾，避开张开口袋的敌军主力，寻找较弱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在国民党军队各路围剿的军事力量中，贵军最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号称双枪兵，一杆步枪外加一杆大烟枪），毛泽东提出了改变战略目标，向贵州进军。这中间还有一个考量，那就是进军贵州，可以同红二、六军团（当时位于湘鄂川边界地区）和红四方面军（当时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可以给予红军较大的战略转圜余地，利于红军的发展。
在湖南通道，中央召开了通道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了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也是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改变了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危险。
红军改变行军路线后，蒋介石的“围剿”重点仍放在防止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为纠正博、李二人原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会议对李、博坚持错误方针提出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主张，确定了“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条件下转至遵义西北”的方针，会议还确定了重点打击遭遇的贵州之敌，尽量避免与蒋、桂、湘敌人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在进军贵州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又在一个叫猴场的地方召开了会议，再次明确了进军方向，否定了李、博的错误路线。
大家注意一下，中央从在湖南境内开始，一直到贵州，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目的就是纠正李、博二人的错误路线方针，但在这三次会议过程中，李、博二人仍坚持原有的错误的战略方针不动摇，即便在黎平会议召开以后，他们二人仍然坚持甩掉敌军以后回头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次会议，统一中央思想，纠正错误军事路线。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召开，即改变了战略目标，避免红军再次陷入蒋介石张开的大网，又对李、博二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克服了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最重要的是，三次会议的召开，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著名的乌江战役就是在西进贵州，夺取遵义的时候发生的，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夺取了遵义城，并在此积极开展建立黔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夺取遵义城以后，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这中间毛泽东做了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到了中央大多数人的支持。要知道，通道会议以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一直不被采纳的。会议由王稼祥提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共召开了三天，简单来说，讨论并决议了两个问题：一是川黔边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围绕军事问题为中心，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先说第一个问题：经过认真讨论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党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应该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第二个问题：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方针，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
我们常看书和电视上说：“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再体会一下这句话，确实是说的很贴切。如果不及时纠正错误的军事方针，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那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就要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丧失革命力量，消耗殆尽。同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建设性的提议不讨论和决议以前政治上存在的问题，而是肯定了它的正确，只是单纯的就最紧迫、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决议，这就保证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维护党内团结，全力以赴的解决当时面临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
转战云贵川
有的人可能要问了，遵义会议不是确定了进军方向为川西北吗？怎么标题写成了云贵川？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看一下中央红军当时所面临的形势。
遵义会议以后，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遵义，同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战略意图有两个，一个是北出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东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为打破红军战略部署，各个击破共军，他以湘军、鄂军一部分围攻红二、六军团（位于湘西北地区），以川军、陕军一部分围攻红四方面军（位于川陕苏区），重点部署大量兵力向遵义进军，防止红军进入四川南部。当时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计划，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准备北渡长江，同时电令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中央的想法是渡过赤水以后，北渡长江。但是经过一系列战斗，发现红军面对的敌人力量比较强大，北渡长江的时机不成熟。在扎西镇，中央召开了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并发表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解释了原因：由于敌人在长江北岸部署严密，强渡长江会给红军造成较大损失，所以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暂时改在云贵川三省地区边界创立根据地。
著名四渡赤水之战就是发生在执行北进四川的程当中，四渡赤水战役非常精彩，我个人非常惊叹于毛泽东的战略指挥艺术，感兴趣的可以专门了解一下。
上半部分正文完。简单聊一下几个问题。
从上文战略转移目标来看，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党中央、中革军委在选择战略转移目标时，都是选择在两个省或者三个省的交界的地方，包括长征以前各革命根据地也都大多分布在两省或者三省交界地带，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呢？毛泽东在他1928年所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给出了答案，即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伴随着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块或若干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正是这一原因的存在，为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同时也为后来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遵循，即寻找两省或多省交界、敌不同白色军阀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物产比较丰富、地形地势较利于红军的地区开辟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个新的战略目标适不适合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上条件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为各地方军阀之间、军阀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军阀势力范围交界处的力量就是比较薄弱的，也比较适合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
同时，战略转移过程中，中央红军也充分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比如在刚刚开始长征时，红军在突围前，就曾与号称“南天王”的广东军阀头目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利用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将红军将要通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向他声明只是借道而行，不进入广东腹地。陈济棠也基本上没有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阻拦，让开大路20公里，使红军比较顺利的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红军进入广西前，广西军阀白崇禧因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就制定了“既要反共，也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方针。因为广西军阀既怕与红军拼硬损失自己的力量，又怕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后给蒋介石有借口随红军进入广西，白白失去在广西的统治权。红军进入广西以后，白崇禧曾将湘江防线向红军敞开，只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对这一情况不了解，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窗口期大举渡江。在红军整个战略转移过程中，到处充满了各军阀之间、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如前所说的陈济棠、白崇禧，也有后来的王家烈（因此失去了贵州的统治权）、何健等。红军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为自己实现战略目标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红军在长征途中，原有战略目标不符合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色政权的条件而需要选取一个新的战略目标时，对原有战略目标并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留下一部分正规军人员和指挥员，组织当地的红色游击力量坚持开展斗争。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就留下了项英、瞿秋白、陈毅等统一领导正规军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坚持斗争。虽然后来在后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何叔衡、瞿秋白等也为敌人杀害，但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南方几省坚持游击斗争，后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改编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是“新四军”。中央红军在撤离黔北地区时，也组织了相当力量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比如川南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和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等。以上策略的执行，很好的配合了主力部队长征。
上半部分主要聊了红军长征中整体向西转移的战略目标，下半部分战略转移整体方向将由向西转为向北。
（上半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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