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余光中、洛夫之后，中国台湾又一位重要诗人杨牧也走了。
“近些年，杨牧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有可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之前是余光中，2017年过世了，再之后是洛夫，也过世了。”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批评家杨宗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台湾文学成就最高的三位先生的先后离世，对整个台湾文学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2013年，杨牧在西雅图家中接受翟月琴访谈，他一字一句修改，严谨认真。 翟月琴供图
本省人
不同于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外省人”，杨牧是地地道道的台湾本省人。
1940年，杨牧出生在台湾花莲，父母给他的名字是王靖献。在他的记忆里，花莲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这座偏乡和海色后来成了他笔下的根。
他总是不惜笔墨地描述这片土地。在他的眼里，花莲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应该是抓住了一个乡土，渲染它的特异性，从中不断地扩大，变成不只是写这个乡土而已。可是我并不是在做报告文学，也不是在研究花莲。我是在写一个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个人）的关系。”杨牧在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翟月琴的访谈里这样说。
这种土地和人的关系，即使后来他长期在美国任教也没有中断过。
“杨牧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书，一直拿到博士学位，随后留下任教。但他其实经常回台湾，又当客座教授，又帮台湾的报刊编辑、选诗，参与文学奖评奖，还帮助‘中研院’创立文哲所，并担任所长。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台湾发表，每一本书都在台湾出版。”在杨宗翰看来，杨牧一直在直接介入着台湾文坛，在台湾文坛素有“文学守门人”和“典律塑造者”的形象，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台湾的关怀。
诗人向阳在文章里也谈到，1985年他到华盛顿大学拜访杨牧，见面首先即聊台湾时局，随后起身赠予他一本《厦门音英汉大辞典》，嘱道：“你写台语诗，这本辞典或许用得到。”
正是与本地乡土在文字和现实里的联系，使得杨牧成为深受几代台湾青年喜爱的诗人。
1982年，向阳主持的《阳光小集》诗歌杂志发信给44位战后一代青年诗人，票选心目中的十大诗人。最为年轻的杨牧在28张有效票中获得23票，仅次于余光中（26票）、白荻（24票），而在具体小项上，他在“结构”和“语言驾驭”上独占鳌头。二十年之后，在由杨宗翰主要策划和召集的“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中，杨牧以40票仅次于洛夫（48票）和余光中（47票）。
《歪仔歪》诗刊主编杨书轩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谈及，相比于余光中和洛夫，他们这代年轻诗人更亲近杨牧，他的《再也没人问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一诗至今仍是台湾青年当中流传。
向阳是60后，杨宗翰是70后，而杨书轩则是80后，三代人的肯定，可见杨牧在台湾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诗坛，流传有现在的台湾诗人基本上都是余光中和杨牧的‘徒子徒孙’的说法，基本上是不错的。”诗人白灵曾这样对澎湃新闻表示。
《叶珊散文集》书封。
从叶珊到杨牧
1955年，15岁的杨牧以笔名“叶珊”发表诗作。
当时的台湾文坛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一片肃杀，诗歌成为突破的先锋。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在论战中互相激发，成为台湾现代诗的一个重要节点。
杨牧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下，写下了第一首诗。但他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加任何论争。甚至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站在潮流的边缘，预流而不逐流，勤奋写作。
风气使然，当时台湾高校的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以古典为尊，而拒绝现代诗。杨牧大学读的是东海大学历史系，而他也经常去中文系修课。他选修的《昭明文选》第一堂课，老师就说“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杨牧听了十五分钟，起身离开了。随后他即转到与新思潮、新创作密切相关的外文系，读到了加缪，也读到了他最喜欢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但他仍到中文系修课，从徐复观那听韩柳文章，为他后来师从陈世骧研究《诗经》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诗歌创作转型埋了个伏笔。
1960年，杨牧在蓝星诗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水之湄》，并主编《东风杂志》。其后又出版了诗集《花季》《灯船》以及散文集《叶珊散文集》，受到读者喜爱。
《水之湄》书封。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72年，已经颇有名气的他毅然将笔名更为“杨牧”，这是具有相当冒险性的重新出发。笔名变化的背后是诗歌观念的转变。他希望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转型为具有古典与现代相融合。抒情与批评并存的诗人。回头来看，这次重新出发是成功的。
1965年，即将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的杨牧，开始专心精度叶芝。他发现，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35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在35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
叶芝让杨牧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浪漫派。同时，1960年代的伯克利，各种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刺激他开始思考更为广阔的诗学命题：传统与现代、诗歌技术与社会现实。
“当时美国学生的激动和深思熟虑，对政府的反应讲得头头是道，对我冲击很大，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运动。当时规定外国学生是不能参加的，我也只能在那里看，每天中午都在听他们轮流演讲，听多了也实在觉得这个战争太不应该了。一直到后来，在华盛顿教书时，也对政治保持着一种心理浮动，对政治很敏感”，“那个经验，也让我在抬头看这个世界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创作时会受到影响。”
在徐复观的引荐下，杨牧得以拜见海外汉学界的泰斗陈世骧，随后放弃了哈佛大学，前往伯克利跟随陈世骧读博，并在那里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汉学家包弼德。米沃什在诗歌处理社会现实达到的平衡让杨牧受益，而陈世骧和包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这期间，曾写下了《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延陵季子挂剑》、《武宿夜组曲》、《将进酒四首》等极富古典主义情怀的诗篇，并完成了评论集《传统的与现代的》
诗集《瓶中稿》《北斗行》书封。
他终于做好了成为“杨牧”的准备。进入到杨牧阶段后，他创作力极盛，连续出版了诗集《瓶中稿》《北斗行》《禁忌的游戏》《海岸七叠》，以及散文集《年轮》《伯克莱精神》等作品。
“叶珊时期，杨牧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改了笔名之后，整个视野是完全不同的，有更多的社会介入跟向往。”但是，杨宗翰提醒，杨牧的特殊性在于他不是一个会上街头抗议的诗人，“也几乎不写张口见红的文字，他的文字与社会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1986年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杨牧谈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显然，在杨牧看来，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不能让它侵蚀诗歌。
正是这种观念，使他拥有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给人一种站在奇莱山深情凝视着岛内的喧嚣，内心激动，却又缩回颤抖的手。
传薪者
相比于余光中、洛夫，杨牧的身份更加多样。在杨宗翰看来，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学者，除此之外，他还是很重要的编辑、出版人、译者、教育家。
后面几重身份都与致力于台湾文学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70年，当台湾的出版界还停滞于固有的文艺创作和翻译小说出版模式之际，他和林衡哲医师合作，为颇受台湾读者界喜爱的志文出版社编选‘新潮丛书’，引领台湾出版界重视文史哲新知识的新风潮。”向阳在文章中写道。
1975年回台后，杨牧担任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授，受《联合副刊》主编所托，为该刊主审现代诗来稿，拔擢战后代青年诗人，“大量刊登他们的诗作，为其后的台湾诗发展栽培生力军，带来全新气象。”
更为重要的是他与中学同学叶步荣、诗人哑弦、生化学家沈燕士共同创办了名为“洪范书店”的出版社，为台湾的文学出版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与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被誉为“五小”，缔造了1980年代台湾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峰纪录。
“更为难的是，他长期地亲自选书，每本书的前后责口都是他一个人来写。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愿意亲力亲为做编辑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整个台湾文学都受惠于他良多。”杨宗翰介绍说。
1991年，他又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回到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并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从华盛顿大学退休后，杨牧回到了花莲，教书、读书、写作。直到去世前两年，仍保持了很强的创作欲望。他一生著有散文、诗集、戏剧、评论、翻译等作品50余种，获得纽曼话语文学家、瑞典蝉文学奖等奖项，诗作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兰文。
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和推崇，让他成为世界诗人，也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叶不染一样，这些喧嚣并不能扰动杨牧。他虽在世界的舞台，但眼里始终是太平洋的风和玉山的雪。
（本文参考了向阳《植根台湾的文学巨树——杨牧》（2019年1月1日《文訊》399期）、郭玉洁《在花莲听杨牧讲诗》（单读07：旁观者之痛）、翟月琴《“文字是我们的信仰”：访谈诗人杨牧》（《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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