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呢，孔闻謤将剃发易服一事引申为礼乐制度，是说不太通的。
就拿我们传统的汉服来说吧，从商朝到明朝，汉服的样子已经改过很多次了，改得怕是当年的设计者都认不出来了。
商朝时期的贵族服色尚白，民间则多黑、红。衣服有衣、裳之别，即上衣下裳（裤），贵族多穿长袍，但样式并不固定。交领、对襟、圆领等等各种样式都出土过。
大部分平民百姓的衣服更简单，即为“贯头衫”，类似现在的T恤。当时的人们为嘛要这么时髦呢？答案就是制作简单。取一块长方形的布料，中间挖个洞，再将布料对折，缝好两边，这就是一件衣服。
有钱一点的人家则要做出领子、斜襟。这个斜的方向也很讲究，目前出土的商代陶勇大多是斜向右侧，学名叫右衽。不明白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衣”字的那个“撇”，这就是右衽。
这个就是右荏，不过这是汉代的陶勇
到了周朝，周公旦制定了《周礼》，确定了各个社会阶级所能穿戴的服饰式样、纹饰制度，即所谓的“制礼作乐”。而贵族的服饰，就是我们现在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那种袖宽且垂、上下连体的样式，即所谓的“垂裳治天下”。
按说有了成文的制度，服饰应该统一规范了。可是根据出土的俑人来看，还是乱七八糟。
交领有、矩领也有，连体有、分体也有，宽袖有、窄袖更多，可谓五花八门。
毕竟那些干活的农奴，天天挥舞着宽大的袖子、穿着连体衣，是很不方便的。
到了先秦，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人家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不是管仲带领齐国抵御蛮夷，我们就都要像夷人一样披散着头发穿着左衽的衣服了。
可是呢，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的图片中，大诗人屈原所着服装即为"左衽"。
其实这倒没什么，人家楚国一向以蛮夷自居，知道你孔子是谁？左衽就左衽了。可是出版社后来却出来道歉，说是配错了，根据出土的楚国陪葬衣物，楚国也是右衽。
这就暴露水平了。
因为根据儒家定的规矩，死人跟活人衽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礼记·丧大记》载：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也就是说，要是楚国真的按照孔子那一套来，死人身上的衣服恰恰应该是左衽。而现在楚国死人的衣服右衽，那么活人则应该是左衽。
好啦，这些衽来衽去的事情也叨叨不明白，这里我们就先不多说了。
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服饰，叫深衣。深衣来源于先秦经典《礼记》的《深衣》篇，其大概样式是上衣﹑下裳分开裁剪并缝合到一起，制成连体衣。从广义上讲，这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汉服式样。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现在所看到的汉服，跟这里的“深衣”是肯定不一样的，原因后面我会讲。
到了秦汉时期，汉朝所定的《礼记》，加上消失重现的《周礼》，再加上儒家另一本经典《仪礼》，共同构成了传统的汉服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体系可不仅仅是今天的小姐姐们穿的青衫，还包括丧服、深衣、玄端、冕服、袆衣等等。
有人会问，那么这三大经典所制定的系列服饰都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要十分不好意思地告诉你，我不知道。这倒并非我故意不告诉大家，因为古深衣、玄端的制作式样在魏晋时失传了。
所以，我上面所说的现在的汉服跟最早设计的深衣是不一样的。而咱们现在的汉服样式，多是源自南宋朱熹复原的深衣样式。他自己都没见过，怎么能准确复原呢？
然而，虽然汉代已经制作出了汉服，但是汉代出土的平民画像、陶俑，依然是裋褐、短袍、长裤和古朴的上衣、下裳为主。也就是说，那些高大上的汉服，民间依然很少有人穿得起，并没有在普遍意义上推广。
汉代陶俑
下面就是魏晋乱世，礼崩乐坏，衣冠服饰更是五花八门。
有上衣宽大、下袴也肥大的袴褶；有“汗衫”的前身裲裆；有直到现在都很时髦的背带裤（裙）；像有些天才根据深衣“被体深邃”的特点进行思维发散，发明了紧身衣；还有开领低胸的抹胸衣；甚至有人用道士所穿的“鹤氅”当常服。
更有甚者，还有透明衣，即用现在常用的薄纱所做成的衣服。
还有搞笑的，像南北朝时北方婚嫁普遍采用的是白衣。这尼玛简直就是现代婚纱的翻版啊，要是一家出殡、一家嫁娶，在路上碰到了根本分不出是喜是悲。
到了隋唐时期，衣冠服饰终于又重回了华夏正统。可是，古深衣的制作方法失传了，只能根据想象来设计了。这种新版深衣，又叫襕衫。这种衣服的下摆只到膝盖，再续接布料至脚背，又加衣缘，以象征上衣下裳缝合一体的深衣。
当然，这种衣服仍然不是民间主流。
像那种类似草帽的帽子再围上一层纱巾，即起源于西域的幕离、帏帽，成为唐朝妹子们的最爱，增加神秘感，类似今天情趣系列的纱巾。
同样源自西域的圆领、交领右衽袍，成为男同胞们的时尚。
有些朋友为了骑马方便，在深衣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发明了了两边开衩、通身裁剪的直身、直裰类袍衫。
妹子们除了穿男装，还大胆进行女装创新。上襦下裙的模式已经被普及，且裙子的束腰提高到了胸部。此外，部分比较大的妹子为了凸显自己的优势，还将束腰和抹胸合二为一，称“齐胸襦裙”，相信看过范冰冰的同志们都懂。
到了北宋，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个女性大解放的年代。而女性要解放，就离不开男同志们的捧场。那么在大尺度的内容进行前，怎么才能让男同志们主动捧场呢？
答案很简单，穿少点。
宋朝女子从市井小民到贵族人家，都喜欢单穿抹胸、裹肚，搭配开衩外裤、外裙。抹胸外无上衣，只套褙子，不系结。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内衣外穿。
男同胞的服饰倒没啥创新，仍是唐朝时期的幞头、圆领袍，一直影响到明朝。
至于劳动者，衣着倒是比较复古，仍然是短袖、短裤的裋褐，还有无袖少布的背心。
到了辽、金、元时期，基本上是各穿各的，有很多少数民族同胞还被汉化了不少，也开始喜欢穿长袍。
朱元璋建国后，力主恢复汉族衣冠制度。诏“衣冠悉如唐制”，但因资料缺乏，考据限制等因素，加上数百年民间衣着的传统习惯，最终恢复的衣冠制度也不太像唐朝。
像明朝皇帝的圆领袍式的衮服，像官服的补子制度（明清时期在官服胸前或后背上织缀的一块圆形或方形织物），这都是跟传统礼仪服饰制度相悖的。
而朝鲜是明朝属国，由明朝颁赐衣冠，在服制上是照搬明朝的。只是朝鲜服制因为等级问题，长度皆比明朝服饰短小，而且腰带、系结等位置根据朝鲜审美，都改到十分高。所以想看明朝时期服饰衣冠的，可以去看看《大长今》。
注意，上图是明朝的官宦人家，不是《大长今》！注意后面的阿姨，她是左荏，这让孔子看到了，恐怕。。。
说完服饰，再说说发饰。
现在很多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影响，认为古人不剃发，这是错误的。
明朝时期男子往往将头发束为发髻，即头上凸起的一小坨，通常包上方巾或戴上纱帽。如果古人不剃发，那么半米多长的头发，怎么可能束成那么一小坨发髻呢？
再者，头发的寿命长短不一，从2-7年不等，有的未待长成即脱落，如果不理发，长短不一，怎么能整齐地束起来呢？
其实古代男性理发的频率，跟现在长发妹子理发的频率差不多，长了就会剪一下。就连《礼记》中就记载：
“（小孩要在）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
所以即使是古代的汉人，也是要定期剃发的，只不过不会剃成满人传统的那种秃瓢式。
所以说，孔闻謤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他后来所说，衣冠服饰“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是扯淡，其实汉族的服饰一直在变；而他所言如果剃头，则“臣家未能尽孝”，即不尊重孔子定下的规矩。这也是胡扯，他自己肯定就没少剃头，只不过不会留光头罢了。
即便真是三千年不改，也只是在士大夫、士绅、贵族中不改，老百姓下地干活儿，是没有时间琢磨服饰、礼仪和发饰的。即使在明代，也有很多老百姓剪短发、穿短衫，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礼乐制度远不如糊口重要。
所以说，对大部分人而言，剃不剃头、改不改衣冠，关系并不大。如果多尔衮循序渐进，而先在官员、士绅中倡导剃发易服，由官绅阶层向民间潜移默化，久而久之，说不定民间也会跟风效仿。
然而，多尔衮并没有这么做。基于我上一篇所说的原因，多尔衮在表面上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后，采取了急切地、严厉地、强制性地剃发措施，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顺治二年六月初五，多尔衮令江南各处文武军民：
尽皆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清廷正式下剃发令。多尔衮谕礼部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州县卫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人等：
自今布吿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制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同日，多尔衮谕户部晓谕各官：
“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以南京平定，颁诏于河南、江北、江南等处，诏书云：
自本年六月初一日以前官史军民人等犯罪，咸赦免之；
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本年六月初一日起，倶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免加派加耗；
归顺官员，验才酌用；
故明宗室子孙，奉表来归一体优待；
江南各省地方，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投顺遵依文册汇奏，否则加兵。
七月初九，多尔衮谕礼部行文：
禁京城内外军民之非满式衣冠者。
以上，就是一系列关于剃发易服的法令原文，剃发易服运动正式开始。
先说说剃发令下达后朝堂上的情况。
剃发令下达后，未剃发的南人党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不剃发。直接上疏反对多尔衮，他们没这胆；可就这么把头剃了，他们又不甘心。于是，他们心一横，不敢惹主子，还惹不起奴才吗？他们决定拿冯铨开刀。
顺治二年七月，御史吴达首劾冯铨，罪名是：
“今日用人皆取材于明季；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也。”
这个“逆党”，即阉党。吴达的意思是，冯铨、孙之獬这些人在明朝已经被打为阉党了，已经被明朝认定为败类了，所以现在清朝也得认定他为败类，也不能用这种人。
注意，虽然此时多尔衮已经下达剃发令，但吴达并没有攻击冯铨剃发。这是个比较聪明的举动，但是却逃不过多尔衮的法眼。
其实这份弹劾奏章是很有问题的。站在多尔衮的角度看，这是什么逻辑？你明朝认定为败类的人，难道我清朝就得认定为败类吗？我清朝所有的用人取材标准都得依照明朝吗？
但是，多尔衮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未置可否。
冯铨被弹劾后很害怕，决心向南人党退让。他向多尔衮上疏，意思就是南方已经平定，人才很多，要尽量选用。
多尔衮仍是不发话。
多尔衮的沉默和冯铨的退让让南人党以为他们胜券在握，于是他们继续加火。
八月初一，吴达再劾冯铨，列其罪状有三：
一、冯铨是魏忠贤之义子，仕清后揽权纳贿，曾向姜瓖索银三万两，准以封官，恶习不改。
二、纵令其子于内院盛宴诸官，终日欢饮，趁机结纳党羽。
二、“票拟自专”，“使人畏惧逢迎”。吴达力请罢黜冯铨，“以肃政本”。
多尔衮还是不发话。
多尔衮的沉默让这些御史们更加认定冯铨即将完蛋。
于是，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给事中许作梅等三人、御史王守履、李森先等六人，交章弹劾大学士冯铨原系故明孰忠贤党羽，曾向大同总兵美瓖索银三万两，侍郎孙之獬、李若琳均为其党，应罢黜究治，将冯铨父子肆诸市朝。
说说上疏的这几个人的情况。
吴达，祖籍江南，原明朝官员，投降过李自成；许作梅，河南新乡人，原明朝官员，投降过李自成；李森先，山东莱州人，原明朝官员，投降过李自成。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被南明阮大铖列为“顺党”而无法南下，先投降李自成后投降清军，都不是河北人。而这些特征，跟南人党首领陈名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前台人物的幕后力量，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弹劾，多尔衮不再沉默。他立即下令刑部审讯确实。刑部审了一圈回奏，无实据，也就是说没有证据。
但是这群人仍然不依不饶，李森先再上奏折，痛骂冯铨。搞笑的是，为了增加冯铨的罪恶感，李森先把明朝灭亡的这口大锅扣到了崇祯朝十七年都没当过官的冯铨身上。再指出由于冯铨一伙的恶势力过大，导致刑部各官对冯铨诸罪不敢问、不想问。再骂冯铨奸相误国，请求多尔衮将冯铨“立彰大法，戮之于市”，并颁告冯铨罪恶于天下。
看完李森先的奏折，多尔衮亲自出马，担任主审官，逐一核实、审问。发现虽然告状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冯铨贪污、擅权的确凿证据。
当天，多尔衮谕上疏弹劾之人：
“今尔科道各官，如何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据尔等所劾三人，皆系恪遵本朝法度者。即此足见尔等结党谋害。此番姑从宽免尔等罪，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
后数日，因御史李森先启内有请将冯镣父子肆诸市朝之语过甚，令革李森先职。
这次事件过后，以冯铨为首的北人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南人党试图借攻击冯铨扩张势力的企图失败，全体老老实实地剃发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做出了自己的抗争，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孔闻謤。
顺治二年十月三十日，孔闻謤上疏多尔衮：
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
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
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在这份奏疏中，孔闻謤援引金、辽、元时的例证，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均未要求孔家剃发。表示我们剃发是尽忠，但却不能同时尽孝。要求多尔衮允许孔家蓄发。
现在很多人以此奏章为例证，证明孔闻謤是好样的，是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大英雄云云。
我却不这么看。
其一，孔闻謤在在上这封奏疏的时候，剃发令已经推行了四个月，他本人都已经剃发了，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上疏呢？
其二，他的这份上疏并不是要求多尔衮停止推行全民剃发易服，而只是要求给孔家特权，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换句话说，你多尔衮在其他地方爱怎么剃就怎么剃，我不管，只要我们家别剃就行。
其三，孔闻謤的这份奏疏，多次强调孔家的“归顺之诚”，表明自己是效忠大清的。
综上，孔闻謤的举动跟姜瓖一样，俗话叫当什么还想立什么。
多尔衮答复：
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巳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著革职，永不叙用。
这是孔闻謤第二次被永不叙用了。
至此之后，满朝文武大臣、满汉大臣，几无一人因反对剃发而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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