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亚当 · 斯密
近期，关注经济的朋友很多都在刷屏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其中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两位经济大家都提到要回到亚当·斯密，那么这位死了两百多年的苏格兰白人，到底说了什么，能让后世经济学家一再重温？
“社会分工”是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核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抑或二者之间。斯密奠定了分工的研究范式，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感叹“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在后世经济学家眼中，亚当·斯密的地位和牛顿、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界的地位相当，甚至还有过之。
翻开一张面值20英镑的钞票，背面肖像人物就是亚当·斯密，肖像下面有这样一句话：“钉子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句话摘自他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就是那本广为人知的名著，简称《国富论》。
尽管在亚当·斯密有生之年，这本书没有像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那样畅销，但它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排名第一的经济学畅销书。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述十九世纪的英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而事实上十九世纪是一个资本的时代。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席卷了全球，带来第一波世界性的产业革命，财富与生产力双双向前，资本主义从此取得了历史的胜利。
正当其时，脱胎于伦理学的经济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而《国富论》所要解释的就是人类财富之所以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而分工又是由于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人类的自私自利而形成的，最终却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理论要比这个观点更复杂，但毫无疑问，其核心就是这个观点。
1、分工为什么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幅提升？
这里亚当·斯密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之所以说经典，因为即使到了今天也常被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所引用。为了说清楚“分工”的问题《国富论》以最微小的回形针制造业为例”一人抽铁线，一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也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但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带来的效率是有目共睹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方式往往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下，一个农夫往往需要承担所有的工作和工序，仅有的一点分工大概就是“男耕女织”了，所以效率极端低下，做出的产品亦往往参差不齐，生产力的提高皆仰仗于个人的经验，因此在数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财富的积累远远低于由于社会大分工而形成的工业社会。
亚当·斯密在总结分工的好处时说：“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他把分工看作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他甚至认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
2、又是什么动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分工的形成呢？
这一切源于人类的自私自利之心，尽管这个看法有违我们一贯坚持的社会伦理，但却是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事实，出于自利之心而建立的交换奠定了斯密的经济人本性的原则，他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又必然被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了总体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从此，由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提出的自利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观点被斯密体统而且合法化，同时也彻底奠定了理性人的基础。
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就是交换必然受市场范围限制，所以在第三章斯密主要谈论市场。他认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反之，当市场比较大，分工就多，生产力就高。分工与市场关系还受其他一些技术因素比如运输交换成本或者今天制度经济学所谓的交易成本等的影响，比如因为水运成本小于陆运，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一般沿海和沿河地区就更为发达，分工也都是从沿海和沿河地区开始，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十八世纪海洋文明大幅度甩开大陆文明，走向现代化。
最后我们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原话作为结尾：“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此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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