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度长期存在于我国古代，对我国历史的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要说清楚分封制度，我认为应该先从“禅让制”说起。
禅让制是上古部落联盟时代的一种“元首”承继制度。在当时的环境下，它是与当时中华大地酋邦（暂且叫做酋邦）林立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现在，禅让制的很多方面已经说不清楚了。
然而事情到了夏代就开始明朗起来。夏、商、周一直被我们称为“三代”，在后世的文献中它们起码是统一的王国，甚至具有后世帝国的特征。应该指出，后世的大一统帝国的确脱胎于三代，但是夏商周决不是后世想象中统一帝国。它们只是成千上万的酋邦中最强大的一个，因此被奉为“天下共主”，我们暂且叫这样的酋邦为“中央邦”。中央邦的“王”既是本酋邦的首领，又是“天下”（酋邦联盟）的首领。王位的继承只在特定酋邦的特定氏族中进行，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很大选择性。当其他的酋邦强大起来以后，它们就会挑战中央邦的地位，所谓的汤武革命、春秋五霸、问鼎中原，都是本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酋邦，在强大到足以对抗中央邦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通过这些活动，原来被统治的酋邦就成为了中央邦，而中央邦也并为灭亡，它只是降格为一般的酋邦罢了。
当然，三代的统治权力是不断加强的，集权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深，为后来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殷商中后期出现的，到周代被广泛采用的分封制就是一个代表。我们没有听说过夏代有过分封制，大概那是各个酋邦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不需要来自中央邦、来自“王”的确认既可产生自己的首领。商代以后出现的分封制，正是对这种独立性的抵制，它要求原本独立、半独立的酋邦、部族的首领，必须得到中央邦的确认，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其中就显露出“王权”的加强。但是，另一方面分封制也是对酋邦林立局面的一种无奈的妥协，它并不能彻底消灭酋邦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即使是大行分封之道的周代，也会有三监之乱、穆王时代的徐偃王、昭王的“南渡不返”以及平王的东迁和春秋五霸。
历史发展到春秋，特别是战国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随着“郡”、“县”的产生，古老的酋邦不断瓦解为更小的宗族。秦始皇统一六国，试图用郡县为基石，搭建一个一元化的统一帝国。但是，古老的酋邦虽然瓦解，但是血缘、宗法仍然在宗族中延续。而且，以当时秦国的力量，也不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一个一元化的帝国。楚霸王想要恢复以前商周时代那种分封制，但是那种制度的社会基础——酋邦——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注定了项羽的失败。继之而起的汉帝国采取了一种中庸的立场。既然酋邦已不存在，统一帝国是大势所趋，而为了安抚各地的宗族势力，某种分封制度的保留也是必要的，因此就出现了“郡国并立”的局面。这一制度早期虽然不十分完善，但是经过高帝、文景、武帝的不断改革，使得这种中庸妥协的制度可以平稳运行400余年。
历史仍在前进，而分封制度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我们前面说过，分封制既是王权强化的表现，又是对各地相对独立的势力的无奈的妥协。东汉末年，分封制再次威胁到了皇权的权威。这次的挑战不是来自酋邦，而是来自宗族、家族。曹操父子所创立的相国—九锡—封公—封王—禅让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程序，充分利用了分封制度。他们用比较温和的方式重演了“汤武革命”，他们首先是汉帝国内部的一个诸侯国，由于这个诸侯国的强大以及这个诸侯本身的威望，他们从汉朝皇帝那里接过“天下公主”的权威。这种权力交换，不是在酋邦与酋邦之间进行，而是在宗族与宗族之间进行。同时，这种权力交换也揭露了汉帝国是各个宗族的联合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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