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社会文明被长江一分为二，北方的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与武力，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则选择了如诗般美好的审美作为生活理念，在江南这样诗般的生活习惯下，江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息。而南北文化同样反映到戏曲上，南北方的戏曲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明清时期江南审美生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这是诗人们所说的：
三生花草梦苏州
的根本原因。昆曲作为这种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离不开其滋生发展的土壤，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昆曲都是中国最主要的戏剧艺术，是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致而追求完美的享乐主义渗透在昆曲的戏文和演出中，同时也影响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状态。
优渥的自然环境，儒道互补的精神文明——明清时期灿烂的江南文化精神江南文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自我繁殖起来的，而是在地理环境影响下各种文化历史融合的产物。同时江南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时由于古代市民文化的影响，那种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都对束缚个性的封建纲常理学构成强烈的冲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明清文人享受生活，在点滴的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于是寄情于昆曲声色之中。
人的审美会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国的北方多崇山峻岭与黄土高原，植被的色彩显得十分单调。同时北方的山川河流又具有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美，自然界的这种美感类型便在人们记忆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在以后的审美过程中又以审美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的一个基础。
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喜好雄伟壮阔，粗犷豪迈的事物，而江南物产丰饶、山川秀美，覆盖着繁密多彩的植被，由于观察到的景色变化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中感受到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长久以往，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就会出现精细和柔婉的特点。温婉柔美的江南地理环境柔化了南方人的心理与性格。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儒道思想中，江南文化对道家更为偏重，体现在精神上就是主情、尚文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儒道互补，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江南文人更看重修身养性，对个体价值的注重往往超越对于社会名利的追逐。一些江南文人像陶渊明一样表现出一种安世知足的人生态度。
乐天知命，审容膝而易安。
明清时期大批江南才子、狂士，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明代唐伯虎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苏人并未以为浮夸，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风流的一种表现。
在苏州，尽管狂士们的生活颇为落魄，或许不值得像追求科举那样受到一般人仿效，但他们绝不缺少欣赏者或捧场者。狂士的言行形成了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风潮，是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开端。
明清时期，封建土地制度已然走向末途，在经济发展上，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明代中后期，手工业等领域都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思想史上，尤其是明中后期，各种以自由，个人为中心等思想在文人之间盛行，近代革新思想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渐渐萌芽。而文学方面的表现，就是性空灵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富于个性、追求新奇、自由表现的作品。同样在艺术方面，那种感性高于理性，重视技巧和表达。
明代中后期的文学突破，江南地区发达的刻书出版业——明代昆曲的发展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早期资本主义在明代中期的苏州萌芽，市民阶层出现使城市更加繁荣。自南宋以来，全国文化中心南移，明代江南，活跃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
通俗文学的迅速发展，为传奇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思路，一些剧作如《十五贯》、《占花魁》等本身就是改编白小说，“三言”作者冯梦龙既是小说家又是传奇家，这本身就说明了通俗文学与戏曲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明中后期文学突破“文以载道”的正统教条，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性情、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这种文学上的思潮，是人本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上的延伸。戏曲本为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屑。而明清文人对戏曲的重视，与明清江南思想解放及异端思想有关。明清两代创作的昆剧作品至少在三千部以上，江南文人是创作的中坚力量。时人称：
曲海词山，于今为烈。
明清时期对艺术化生活及声色之乐戏曲的热爱和痴迷，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市井小民。尤其是在江南社会，昆曲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醒世姻缘传》描写当时出殡场合，为追求豪华的排场，往往请戏子戎装扮“昭君出塞”作马上驰骋。富家打围时为夺人眼目。亦定制戏服戎服出行。如珍哥打围时头戴昭君卧兔，身穿窄袖衫和蟒挂肩了，家仆众人亦戎装随行，浩浩荡荡，十分招摇，引得坊问邻里或艳羡或非议。
一些文人对昆曲的痴迷，甚至性命以之。明中叶传奇作家张凤翼，以“狂诞”着称，居家不仕，耽于昆曲，曾在新婚蜜月内写出传奇剧本《红拂记》。还与儿子在其家文起堂的门口串戏，扮唱《琵琶记》，以至于：
观者填门，夷然不屑意也。
总而言之，与江南同时代的其它物态文化一样，文人不仅把昆曲作为精神上的消遣，而且作为生活的寄托，在形式与风格上都求精求雅。昆曲与诗酒宴饮、妓女歌舞等联系在一起，构成文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文人的雅玩态度也影响到昆曲的审美发展。
精美绝伦——游离在写实与写意之间的江南昆曲服饰文化昆曲表演中人物服装来自于现实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现实，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如传奇文本的服饰描写中存在历史朝代模糊、颠倒的现象，这是传统戏曲艺术类型化的要求。这既便于舞台上生、旦、副、末、丑的场上扮演，又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定式。
而昆曲文本中服饰描写的写意性主要体现为妍娃白现的春秋笔法。与中国其它文学样式，如诗歌等一样，传奇文本中的服饰描写往往不作具象的铺陈实写，大都通过写意手法，突出人物的神韵。通过服装细节，或者他者对服饰的观感，来塑造形象，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
中国传统戏曲在舞美方面，与景物造型相比，对人物造型更加重视。这也是中国传统戏剧区别与西方写实戏剧相比的不同特点。
明清时期，昆曲在全社会普及，特别受到上层官宦、文人的喜爱。江南一些有经济条件的官商、文人，不惜金钱投入到昆曲服饰舞美等方面，在昆曲服饰方面“刻意精丽”，客观上丰富了昆曲服饰，提高了昆曲服装的装饰性与表现力。此外，商业戏班出现，对舞美方面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
官商和富裕文人组织的家班、内班，在服装、砌末等方面十分奢靡铺张。家班的戏服追求鲜华，成为普遍的现象，明潘之恒记载：
时有郝可成小班，名炙都下。年俱少，而音容婉媚，装饰鲜华。
昆曲戏服款式多样、绚丽多彩，同时更加注重装饰性。即使在民间，戏曲服饰也日益追求精美。可以说，这是明清时期生活常服上追新逐奇的奢靡之风在戏曲上的反映。
由此可见，昆曲作为传统戏曲样式，它的戏服除了具有传统戏曲服装共通的程序性、写意性的特点之外，在服饰审美上还体现出江南文化追求自然、尚雅的文化精神。
结语在生活艺术化的同时，一些明清文人在那个封锁的时代仍然践行着艺术的生活化。文人们把审美投注在日常生活中，构筑乌托邦来寄寓生命与理想。
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这种探索充满了边缘文化的反叛和不合作精神。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又带有明清江南文人文化的审美烙印。
昆曲在明清时期以文人生活的日常情趣、生活方式而存在。诞生于江南文化土壤的昆曲，与江南文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人居文化等物态文化，具有着审美上的异质同构，并因昆曲所具有的审美现代性，在当前时代仍具有存在意义。
参考文献：
《古本戏曲丛刊》
《中国戏曲选》
《江南园林志》
《苏州史志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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