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两文（见文末），我们介绍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情况，从1789年到1794年的五年，革命的破坏性被展现得非常明显。大革命中的主要领导者有些出身于中上层阶级，马拉的出身就很有代表性。通过上两文，我们可以得出这五年的五个特点。
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五个特点
其一，软弱的人无法在革命中生存。
路易十六被后世称为软弱的好人，一方面对革命派软弱，一方面对大贵族、大地主阶级软弱，左顾右盼中最终选择了支持传统支持者，使得君主立宪派、革命派发动了革命。
其二，阶级阶层越高，越主张妥协和缓，也越容易失败。
原因很简单，这样做使得破坏力并非巨大，自身的未来损失也会少一些。然而，革命一经推动、旧世界一经被推翻，那么，处于底层的阶级、阶层也就会越来越愤怒。
其三，革命的破坏性在于害怕。
革命中的愤怒很难把握，特别是各个阶级、阶层内部没有统一规划和领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上一个阶级、阶层依靠下一个阶级阶层中的强硬势力不断地控制时局，在这种不断地推翻与被推翻中，愤怒转化为害怕。
害怕的人希望用简单而又野蛮的方式消灭政敌，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个阶层的代表被推翻后，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几乎被全面荡平。直至罗伯斯庇尔杀掉丹东、杀掉埃贝尔（无裤党的代言人）成为孤家寡人之后被推翻、被推上断头台。
其四，革命中的新利益集团。
在革命中的愤怒从理智到非理智的过程中，曾经的高阶级、高阶层反而变得更加理性。他们通过对革命派的妥协、表面顺从既保留住了财富和权力，也在革命派不同派别的领导人在革命中逐渐变成财富、权力的拥有者间形成了“财富、权力拥有者的联盟”。
更简单地说，就是：曾经的有钱人有权人虽然在革命中失去了很多财富、权力，但是他们仍然保住了财富、权力，用“财富、权力的语言”不断地影响“穷人变成财富拥有者、权力拥有者”，进而，他们之间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
其五，革命的胜利基础在于谁获得最广泛势力的支持。
在革命中，谁能够得到最广泛的人民的支持谁就会胜利，这也是拿破仑最终成为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皇帝，叱咤欧洲十五年，以一国之力对抗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封建势力的根本原因。然而，当拿破仑等人逐渐由中下层成为顶流阶层之后，他们的意识也受“财富、权力拥有者”阶层影响。这就好像是我们在评论封建社会下农民起义的胜利者刘邦、朱元璋一样，他们成为帝王过程中、成为之后也脱离了曾经的阶级、阶层是一个道理。
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性影响，可以说打破了西方世界控制下的旧体系。不仅是欧洲，整个美洲大陆都开始癫狂，拉美地区更由此不断地出现民族解放运动。
革命状态的心理，不能以闲人心态评价：马拉之死的不同表达
从1789到1799年的十年，正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最癫狂的十年，各种力量、各种思想不断地碰撞厮杀。这些在很多后世人看来，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大变革，以后世闲人的精神状态评论着内中的一切。其实，不仅仅是闲人们，就是当时的人也难以有什么真正的评价。
例如马拉之死，如何展现马拉就成为一种价值观的展现。有些人歌颂马拉，有些人诅咒马拉。相应的对于杀手科黛也有不同态度，有的直接采取了无视，有的则采取了讴歌。这就是《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所展现的不同表达。
同样，对这两幅画作的点评也显示出后世闲人们的不同价值观。两幅画作中，《马拉之死》乃是马拉当时人的爱憎表达，有一些后世闲人在点评中往往以“谁在说谎”，纠缠于马拉手中的信到底写了什么。或者马拉有皮肤病，并没有在画作中有所展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马拉之死》的作者的爱憎在于认同马拉。
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于马拉之死当年。大卫的这幅画展现了马拉的仁慈、爱民，例如便笺上分别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科黛以“因为贫困寻求帮助而做报密者”的身份来见马拉。大卫的画作内所展示的信息，也是一种真实的展现。如果你要说要全面，这对艺术作品是很难达到的。如果非要拿这一标准去衡量《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这部作品，该作品所残缺的真实信息更多。
艺术不可能至上：法国大革命与马拉之死的不同绘画表现
法国要有革命的必然性：强势者弱势者都在疯狂中，论拉瓦锡与马拉
大好山河月明下朱棣迁都：对大明2好，对南方则有3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