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的票券黑市上，稀稀疏疏的人流中，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美女——本案舞台上的龙套演员尹萍款款而来，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尘封档案系列100?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尘封档案系列100
一、解教美女与工商干部1959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的票券黑市上，稀稀疏疏的人流中，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美女——本案舞台上的龙套演员尹萍款款而来。
尹萍出身于洋行高管家庭，解放后家境败落。她自幼享惯了福，父母不能提供享受小资生活的条件了，她就只好争取外援。上海滩是一个任何年头都不缺有钱人的地方，尹萍凭着天生丽质，很快又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当然，交换条件就是她自己的身体。但这种生活没过多久，1957年初夏，尹萍被劳教了，不长，十八个月。对于一个自幼生长在中产家庭的娇弱女子来说，别说下田干农活了，就是光让她待在号子里这么些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好在尹萍年纪轻，挺过来了。
品尝了十八个月的劳教滋味后，尹萍决定以后不再卖淫。那么她应该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呢？那个年代，一般的能够糊口的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得通过街道介绍。尹萍却没进街道办事处的大门，而是自谋出路——去虬江路票券黑市转了两趟算是取经，然后就无师自通地做起了票券贩子。．
票券贩子这个行业，始于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棉布进行配给供应后。既然是配给，就说明粮棉属于国家紧缺物资，对于那些想挣一份非法收入的人而言，这里面就隐藏着商机。1953年到1958年，粮票、布票的供应还算不上紧张，所以票券行业处于平稳发展阶段。1958年由于“大跃进”而发生了问题，恶果迅速凸现，1959全国范围内粮食、棉布供应吃紧，直接影响到副食品及其他方面，于是在进入1959年后，当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新中国最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就此拉开了帷幕。于是，票券贩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尹萍就是赶在这当口入行的，当时她每月倒卖粮票、布票的收入，已经超过父母工资收入的一倍以上。
可是，尹萍没有好好考虑过，凡是获利大的行当，风险也相应大。思维不密虑事不周的人，如若没有鸿运罩护，早晚会尝到苦果。这天，当尹萍兴致勃勃来到黑市时，却不知厄运即将降临。
1959年4月2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七中全会，开会的地点就在上海。按照惯例，凡是举行这等重要会议之前，会议所在地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治安整顿。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对于票券贩子这一行的高人来说，这种整顿只要稍有动静，比如黑市上突然出现个把一眼看去就不是行内人的主儿，那就得加倍注意了，没准儿这人就是工商监管部门派来的。于是，立马收敛，不再露面。这几天，高人们就是这样。可是，尹萍是个初入行的小阿妹，又没有拜师傅，纯属无师自通，这方面经验不足，所以她还是照常出动。于是，尹萍就栽了跟斗。
这天，尹萍是带着一些上海市布票来黑市上出售的。由于量不多，也就十几丈，所以只能零售。尹萍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个一眼看去就很老实的中年男子，几句话搭讪下来，两人就到旁边角落里去谈价钱。正当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行将成交时，背后不知怎么已经站了一个男子，一把揪住尹萍的风衣后领：“别动！跟我走一趟！”
尹萍在劳教场所锤炼了十八个月，胆子属于“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冷不防被人这么一揪，竟然毫不惊慌，手一甩，正要把布票扔进旁边的阴沟，却被另一个工商人员一把攥住，那是个女人，手上却有—把劲力，她连挣几下也没挣脱。于是，转脸回头，想分辨究竟是真的遭遇了工商，还是从哪个旮旯里蹦出来的痞子想敲竹杠。那时的工商人员统称为“工商干部”，听上去威风，却是不戴大盖帽的。控制尹萍的那二位，男的三十出头，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方脸，浓眉，大眼；女的二十多岁，高个儿，壮实，脸上分布着若干青春痘。尹萍看对方时，人家也在打量她，她的眼光和那男工商干部相遇时忽然就都停住了，对方一声低呼：“咦—是你？”尹萍也是脱口而出：“贵根爷叔！”
刘贵根是尹萍的老邻居。解放前，像个小公主一般的尹萍坐着家里的包车出出进进时，刘贵根是弄堂口摆修鞋摊头的小皮匠。解放后，小皮匠不见了，也没有人关心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哪料到他竟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工商干部！尹萍认出刘贵根，当然指望对方网开一面，私下放了她算了。但五十年代干公差的基本底线就是“坚持原则”，也叫“六亲不认”，哪怕抓到的是自己的直系亲属，昨晚还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不能徇私。这样，尹萍就折进了局子——闸北区工商局。
尹萍的运气有点儿差，她倒卖的布票是一百一十八尺，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满一百尺者就可以作为投机倒把罪处理了，至少送安局关押三个月以下，也可以劳动教养，而像尹萍这样有过劳教前科的，通常都是先关押后劳教——再劳教就不是一年半了，起码两年。尹萍一听有这样的规定，马上就缠着刘贵根一迭声“爷叔”，眼泪鼻涕齐淌。她的记性极好，竟然还翻出了小时候一次次到皮匠摊头上给小皮匠送零食送点心的往事来，刘贵根便有些于心不忍了。
同事们问明了双方的关系，便出了个主意：如果尹萍有立功表现，就可以从宽处理了。一语提醒了刘贵根，于是就点拨了一下。尹萍就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姓卢的贩子最近放出风声，高价收购“满天飞”（即全国粮票），口气大得惊人，有多少收多少！
刘贵根认为老卢是条大鱼，于是就向局里汇报了。领导研究下来，决定钓这条大鱼，顺便也给尹萍一个立功机会。这活儿就落到了刘贵根头上。尹萍很是高兴，眼泪鼻涕擦净后，表示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特别使命。
尹萍于是就开始全力为工商效劳。可是，折腾了若干天也未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老卢就像大风中的一粒抄子一样，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刘贵根这边倒还沉得住气，他知道越是大鱼，钓起来就越是费劲。可尹萍却不行了，隔三差五找刘贵根诉苦，她最为担心的是钓不着老卢这条大鱼，立不上功，回头工商一翻脸，没准儿就让她重回劳教农场下田干活儿。
又过了两天，尹萍兴冲冲地跑到工商局向刘贵根报告：找到老卢了！
其实，这时她还没见上老卢，连对方是高是矮是黑是白也没弄清楚，她不过是通过黑市上的一个朋友辗转给老卢捎了话说她手头有“满天飞”，如果老卢有意向，可以跟她联系。这风声已经放出多日，这天终于有了消息。老卢忽然给尹萍打了一个传呼电话，问她手头有多少“满天飞”。尹萍说这事儿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要么我们约个地方面谈。老卢在电话那头稍一沉吟，最后说："下午三点我们在闸北公园门口见面。”
二、老卢和全国粮票这里说一下“满天飞”——全国粮票。粮票，从1953年开始使用到1990年退出市场，是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将近四十年的最活跃、最重要的票券（没有“之一”）。根据当时中央政府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印发各自地盘的粮票，这种粮票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使用。那么如果有人因公或者因私跑到其他省区勘事，吃饭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这个问题，国家已经考虑好了，就是使用全国粮票。这是由国家粮食部直接颁发的唯一一种可以在全国各地流通的粮票。而兑换全国粮票不是一桩容易事。首先，兑换者需要向粮食管理部门摆出自己需要去外省区的理由，这个理由自己说了还不算，得由其供职单位提供书面证明，没有单位的就由街道居民委员会提供；其次，阁下去了外地，那本地贵府开饭时桌上就没了你的那副餐具，所以菜就少准备一份了，是不是？嗯，说菜干吗？要说的，须知粮食管理部门除了管你的口粮，另外还顺带管着你的食油，那也是统购#统销的物资嘛，而且规定粮食和食油是捆绑在一起的，油前跟着粮走。你把自己的口粮标准带走了，那同时意味着把食油标准也带走了。所以，你凭着单位证明来兑换全国粮票，还得把油票带来交给粮管所。
费了这等麻烦才能兑换到属于自己粮食定量的全国粮票（证明上是写明外出期限降的不能超量兑换），由此可见全国粮票的价值了。在当时的黑市上，每市斤全国粮票的交易价是人民币五角。而当时上海市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工，月薪不过十八元，一个月的薪水拿到黑市上去只能购买三十六斤全国粮票。
说完了全国粮票，再说老卢。老卢听尹萍在电话里的口气，手头好像是颇有点儿货的，于是就决定前往闸北公园跟尹萍见面。老卢其实不是票券贩子，不不过他对黑市并不陌生。翻开他解放后在其住所所在地公安分局登记时留下的记录，他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情报特工。不过，他属于特工中的小角色，那类策划于密室或者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豪华舞厅、豪华饭店里灯红酒绿的活儿是轮不到他头上来的，说实话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只能终日泡在市井伸长了耳朵探听信息，记忆中最好的活儿就是坐在茶馆里美美地享用着用特工经费埋单的旗枪、花生、瓜子、蟹壳黄（沪上一种大众化点心），当然耳朵是不能闲着的。因此，即使后来不做特工，开了家烟纸店过日子后，每当他置身于类似虬江路票券黑市的那种场合，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像老卢这样的角色，即使以前做特工时确实没给“军统局”、“保密局”发挥过什么作用．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没有理由把他作为良民搁在一边不闻不问，因此他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伊始就折进了局子。不过，调查下来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罪行，只是奉命打探情报，一部分纯是国民党内部派别之争的内容，缴获的敌伪档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工作跟中共地下党受到损害的人与事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处理时就从宽判了六年徒刑，押解苏北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56年，老卢获释回到上海。老卢被捕前是开烟纸店的，回来后时过境迁，烟纸店经营不成了，就四处混点儿事做做，挣点儿小钱，属于打零工性质。一个月前，老卢遇上一个熟人。这个熟人给了他一个眼前能够发点儿财、日后有望过上舒心日子的机会。当然，天上从来不会凭空掉馅饼的，要获得这种实惠，老卢得有所付出。这个付出，就是去黑市上收购“满天飞”。
当初警方审查老卢时曾查看过缴获的敌档．里面对他的评价比较差，几乎每季度的等级评定都是最低一档。不过，老卢毕竟接受过特工的正规训练，再差的水平用在做票券贩子方面，还是够得上出类拔萃。因此，他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摸熟了黑市的情况，下一个星期，他就广交朋友，放出风声。然后，他就从新交的朋友那里得知有一个叫尹萍的美女贩子手头有全国粮票。
尹萍兴高采烈向刘贵根报告消息时，老卢去了虬江路附近的一家茶馆。如若票券黑市搞考评萍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贩子，因为她入行虽然早于老卢，却不知道真正的大生意并不是在市场上做的，而是在其他场合悄然洽谈，老卢此刻去的这家茶馆就是上档次的票贩子经常进行洽谈的地下交易所。巧的是，老卢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也知晓尹萍其人的票贩子小张。小张听说了卢、尹放出的关于“满天飞”的供求风声，现在遇见老卢，就把尹萍手头有货的消息说了说。老卢有着情报特工的素质，没说他已经跟尹萍联系上了，反而向小张打听
尹萍的情况。小张就住在尹萍家附近，对尹萍比较了解，当下说了说。老卢听着心里便有些吃惊：即将和他见面的交易对象竟然不过二十出头，而且被劳教过，还是美女，这……好像有问题啊！
问题在哪里呢，这样年龄和经历的一个姑娘，她手头可能会有货。而老卢确实也很想收这批货，可是，他不敢收。为什么？老卢在劳改农场混过这么些年头，跟那帮弟兄交道打得多哩，知道他们的行事路数，也知道他们在社会上的朋友是一些什么样的家伙，其中就包括尹萍这样的主儿。因此，老卢怀疑尹萍手头的货是赃物。委托老卢收购全国粮票的那个熟人曾反复叮嘱过：货的来源一定要安全，价钱可以给得高些，但是安全第一！
因为老卢有了这个怀疑，所以他就决定取消与尹萍的约会，而尹萍不知道，还是兴冲冲地去了闸北公园门口，刘贵根也悄然前往。当然，都是白跑了一趟。
不过，老卢最终还是没能逃掉。三天后，尹萍去虬江路黑市转悠，得到一个消息：老卢被闸北分局捉进去了！
老卢确实被关进闸北分局看守所了，此刻他还坐在监房里连连自责，埋怨自己“太冲动”呢。那是昨天上午的事，他去虬江路黑市打听“满天飞”消息时，跟一对流里流气的男女发生了纠纷，动手时打折了对方的胳膊。于是，中兴路派出所就绐老卢开了一纸拘票把他送到看守所去了。
尹萍急报工商局，刘贵根就去派出所向承办民警了解情况，主要是打听从老卢身上搜查到什么没有。民警说老卢身上只有一个旧钱包，里面装着五元六角三分钞票。从派出所出来，刘贵根又去了老卢家。这一去，问题就来了——在老卢家里发现了三百斤全国粮票、六百四十元人民币。粮票是杂七八新旧混合的，凭刘贵根的经验，这些粮票显然是老卢从私人手里收购的。钞票呢，竟是清一色的崭新连号十元大票。在当时，六百四十元乃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了，刘贵根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吃不喝也攒不下。
领导听了刘贵根的汇报后，说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三百斤粮票确实是从黑市上收的，那倒是可以处理老卢；至于这笔款子，就不是我们工商的活儿了，他肯定不会承认这钱是为倒卖粮票准备的。所以，领导的意见是干脆连那三百斤粮票也不管了，连同钞票一起交给公安分局，让警察去处理就是了。
这样，刘贵根就写了一个说明性的材料，盖上公章，连同钞票、粮票一起送往分局。这一送，就引出了一桩案子。
三、又冒出一个妖艳女人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是老红军出身的中共资深保卫工作者黄赤波。四天前，各分局局长前往市局参加工作例会时，黄局长下达了一个指令：根据公安部获得的情报，台湾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对付解放军可能会在半年后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期间对金门、马祖等岛屿实施类似“8.23”炮击那样的军事行动，已指令特务机关着手刺探内地通往福建前线的交通情报，以便提前布置破坏行动，阻止军火输送，减轻军事压力。为此，公安部要求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河南、诃北等地的公安部门特别注意相关情况。根据公安部的这一指令，黄赤波要求从现在起，各分局都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不能放过，必须一查到底。
各分局于是迅速布置下去。因此，尽管在不管是寻常百姓还是像老卢那样的不法分子看来，社会上一片平静，其实警方内部的弦绷得很紧。老卢斗殴伤人这事儿，算不上异常情况，由于他被拘留时身上只有五元多钞票，承办民警并未十分重视。当刘贵根把从卢家搜得的粮票、钞票送到分局后，老卢立马摇身一变成为值得警方驻步一瞥的对象了。六百四十元，这在1959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于是，分局领导就决定把这事儿一查到底。这活儿，就交给了治安科民警田家浩去做。田家浩接手后，就去了卢家，问卢妻这笔钱款是从哪里来的。卢妻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田家浩又去了银行，要求协助查明这笔连号钞票是不是真币，是从哪个银行取出来的。次日，银行的消息来了：钞票是真币，但从号码看，并非从上海市的银行取的款子。至于该号码段的钱款是从何地的银行提取的，那得向北京查询了。田家浩寻思此刻前往北京调查是不可能的，那就只好去看守所问老卢。老卢听田家浩问到那笔款子，额头上就冒冷汗了，说这钱是他以前存下的，出狱后取出来想做生意，一时找不到好项目，于是就去虬江路倒腾点儿票券赚些差价糊口。
“存下的？存哪家银行呢？”
“这个。‘…我没存银行，就藏在家里嘛。”
田家浩昕了“嘿嘿”冷笑：“你是几时被政府拿下的？”
老卢嗫嚅道：“是……是1950年底。”
“1950年使用的什么钞票？从你家抄出的是什么钞票？那时的人民币是这个版本吗？”
老卢见蒙不过去，干脆就不开口了。这样，这笔钞票就更加疑窦重重了。不过，别说田家浩了，就是分局领导也还没把老卢跟公安部那条情报联系起来。这笔钱数额不小不假，老卢不肯交代来路是是事实，但著不能因此认为他跟台湾特务机构有联系啊。人家这钱可能是向某个不愿意说出来的人（比如以前的拼头，或者不愿意露富的亲友）借的呢。所以还得往下调查。
4月19日，田家浩去了老卢的居住地，正好户籍警也在居委会，于是请治保员叫来卢家几个邻居。了解下来，邻居说老卢出事大约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曾经有一个三十七八岁、烫短发、看上去有些妖艳的女人去过他家，不过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走的时候，老卢很客气地送到弄堂口，两人一边走—边说话，那女人说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市区人。
这个妖艳女人是谁呢？田家浩想了想，就让户籍警把老卢的妻子叫到派出所来问。可是卢妻还是一问三不知。卢妻离开后，户籍警给田家浩出了个主意，说要么去传呼电话亭碰碰运气，那个女人访问老卢，总要事先联系一下吧，联系无非就是写信或者打电话，估计打电话的可能性比较大。田家浩到传呼亭一问，传呼员说老卢经常来打电话，不过打进来传呼他的电话倒是不多，我给你们翻翻存根看。_翻就翻着了：4月12日上午9点35分，有一个姓曹的女子打来电话要求传呼卢学仁（即老卢）接听。传呼员因为当时太忙没法分身，就让对方留下电话号码，待另一传呼员传呼返回电话亭后再去通知老卢回电。这样，田家浩就查摸到了曹姓女子的电话号码。到电话局去查，是虹口区祥德路的一个传呼电话亭。
田家浩再去看守所讯问卢学仁，说了有妖艳女人来访的事，老卢又是一个愣怔，可是马上摇头，说他记忆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他并不认识什么姓曹的女人。
第二天，田家浩待局办公室一上班就去开了介绍信，骑了辆自行车前往管辖祥德路的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因为有传呼电话号码，又有那个女人的姓氏，所以一查就着：那个女人名叫曹少珍，三十九岁，饭店收银员，最近在家病休。家庭情况：丈夫庄亚铁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于解放初期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镇压，遗有一女名曹虹二十岁，商店营业员，已于春节出嫁。
田家浩寻思既然来了，那就查个清楚吧。这个曹少珍不但跟老卢通电话，还登门家访，她想干什么？于是，就请户籍警把传呼电话亭的传呼单子存根借来。一翻阅，发现曹少珍除了跟老卢联系外，近日还与普陀区曹家渡一个姓李的人通过几次电话。于是，田家浩又去了曹家渡派出所，请那边马上协助调查李某。
四、奇怪的巧合李某，三十三岁，大名思宝，江苏盐城人氏，抗战初期逃荒到上海滩。当时李思宝所在的位置，其实离曹家渡派出所不远，不过半里地左右距离。这个所在跟派出所一样，也是吃皇粮的单位，全称叫上海市普陀区曹家渡工商所——属于区工商局的下属单位。李思宝不是国家干部，在工商所干吗呢？他是让人家作为执法对象请进来喝白开水的。
李思宝是有工作单位的，他是曹家渡附近一家棉纺厂食堂的炊事员。不过，最近他被诊断患了肝炎，交了一纸病假单就不再露面了。生了肝炎那就在家好好休息吧，李思宝却是满不在乎，整天不着家。去了哪里呢？曹家渡码头。去码头干吗？跟卢学仁—样，收购“满天飞”。曹家渡也有一个票券黑市，不过规模比闸北区虬江路的那个小得多，说是“市”，其实根本没形成市场，只不过时常有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凑在一起嘀咕着进行数额不是很大的票券交易。由于曹家渡是连接外省的入口，这里的票券交易以全国粮票为主。
这天上午，差不多就在闸北分局民警田家浩踏进虹口区欧阳路派出所的当儿，炊事员李思宝出现在曹家渡码头畔的蔬菜公司门口，这里就是专门交易“满天飞”的一个小小的黑市。
这天合该他倒霉。李思宝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谈妥了价格，以每市斤四角六分的价格收进八十斤全国粮票，双方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忽然从两头同时冲出两个工商人员，一人一个揪住了，二话不说就往工商所扭。
在这之前，尽管李思宝已经收了一些全国粮票，但一次也没被工商人员拿下过，因此，这次应当属于“初犯”。收购八十斤粮票，应该算不上什么，态度好些，对人家点头哈腰，再装出一番可怜相，只要稍稍引起对方的同情心，差不多也就可以混过去了。当然，交易的钱钞和八十市斤全国粮票那肯定是没收充公了。李思宝也是这样想的，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人家呢，也准备这样做了，已经做完笔录，甚至已经让他签字了。可是，李思宝终究还是没能离开工商所。
问题出在上家身上。工商人员让李思宝在笔录上签了名字后，又叫那个卖粮票的女人签名。那女人指着桌上的粮票问这你们怎么处理啊。回答是：没收充公！女人立马发作了，二话不说就动手，倒是没打人，却把桌子给掀翻了。工商人员当下就发火了，说这个女人太嚣张，竟敢对抗执法，该让你尝尝苦头！尝苦头就是现在的治安拘留。不过工商属于行政执法，不能直接开拘票，得向公安打报告。这报告打上去当然是百发百中，公安不可能拒批。不过这就要费些时间了，工商承办人员要起草报告，请所领导批；光工商所领导批准还不够，得
送到区局去请局里批准，然后，就送交公安分局由警察出面拘人。
这样一折腾，李思宝也走不掉了。倒并非是要搞株连，而是作为一个行政案子来考虑，人家要把他留到警察带走上家时再同时放行。
李思宝收购粮票乃是秘密行为，连家人也没告诉。这样，当曹家渡派出所通过传呼电话号码查到李思宝其人后，户籍警登门要请李思宝去派出所时，家里人并不知晓他去哪里了。本来还得费一番折腾的，幸亏这时工商所往其家旁边的传呼电话亭打来了一个电话，户籍警这才知道原来李思宝被工商拿下了。
工商来电话干吗呢？是通知家属给李思宝送午饭去。那时，粮食供应紧张，被工商或者派出所留置时，公家是不供应饭食的，因为行政管理中没有这么一笔开支，不拨钱款，更不拨粮票。但又不能让执法对象饿肚子，于是就通知家属送饭。这样，其时还蒙在鼓里的李思宝在工商所吃过由家属送去的午餐后，就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去了。
这段时间，田家浩没闲着，他在向派出所的老警察了解李思宝的情况。跟老警察一聊，田家浩惊奇地发现：这个李思宝的情况跟老卢有些类似！
李思宝早年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包打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给日伪警察局当差。这个时期，他被“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机构发展为秘密成员。抗战胜利后，他就转到“军统局”当了一名情报特工。不过．别看这人资历丰富，其实本事有限，可能还不大会做人，反正不管干什么差使，都没有进步，干来干去总是处于最低档的小角色。李思宝特工生涯的最后一年，是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干的，公开身份是警察，负责收集分局警察中的“异常动态”。前面说过，这人其实不是干这一行的料，所以明明蓬莱分局内有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小组，他却一点儿没有发觉，屡屡受到上峰的训斥，奖金一次也投有领到过。
上海解放后，轮到人民政府清算反革命分子了，按说像李思宝这样的角色是逃不掉惩罚的，尽管他跟老卢一样并无直接的血债或者其他严重的罪行，但毕竟是替反动政权出过力的，判个三五年徒刑那算轻的。可是，为帝国主义、日伪、国民党反动政权放过力的李思宝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使他们这类人闻风丧胆的镇反运动，连局子大门也没诜去过，甚至派出所民警也没把他叫去谈过话。为什么呢？因为李思宝做过一桩事，算是立功表现。
“文革”前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该影片男一号的真实原型名叫李静安，又名李侠，湖南浏阳人，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1937年，李侠受组织指派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于解放前夕不幸被捕。上海解放后没多久，上海市军管会指派上海市公安局寻找李静安的下落，最后查明：李静安已于1949年5月7日晚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浦东杨思镇外的戚家庙。向调查人员提供这一线索的几个旧警察中，就有李思宝。李思宝凭着这一表现，未被人民政府处理。田家浩了解了李思宝的历史情况后，顿时觉得这人跟已经收捕的老卢的历史情况很是相似，当下就不由得一个激灵：这二位不但以前同为“军统局”、“保密局”的情报特工，现在又同在黑市上收购全国粮票，这情节怎么这么巧呢？于是，田家浩在接下来跟李思宝打交道时就用了点儿心思，一上来先不问祥德路那个女人曹少珍，而是问：“有个叫老卢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李思宝一脸困惑：“老卢是谁？”
“你给我老实点儿！老卢——卢学仁，认识吗？”
“哦——原来是卢学仁啊！认识认识！”
“认识就妤……”田家浩突然话锋一转，“那么，曹少珍呢？”
李思宝猝不及防，惊慌得脸上的筋肉都在瑟瑟发抖：“曹……曹什么？”
田家浩站起来，走到李思宝跟前，像老朋友似的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李思宝啊，你应该是亲身体验过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刚解放时不是已经对你从宽了吗？难道你现在不想获得从宽了，我是想帮你忙的，已经给你提示过两个姓名了。这样吧，再给你三分钟时间，我出去一下，你一个人考虑考虑。”
李思宝却不需要时间考虑了："请留步！我有话要说！”。
李思宝交代，曹少珍是解放前他所在的“保密局”情报小组组长庄亚铁的老婆，卢学仁则是情报小组的同事，也是庄亚铁的部属。庄亚铁在上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处决了，当时，那个情报小组的六名成员中只有李思宝因为有立功表现而没有折进局子。李思宝念及庄亚铁以前对他们这些下属不错，就悄悄去看望了曹少珍一次。之后，直到今年三月，他都没跟曹少珍见过面。
上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思宝正在家门口劈柴时，传呼电话亭的阿姨叫他接听电话。他还以为是厂里哪个同事打来的，过去一接听，竟是曹少珍的声音，问李思宝是否有空，想请他去静安寺旁边的“吉祥馆”吃个便饭。李思宝去了，曹少珍订了个包房，李思宝原以为还有别的客人，不想对方就请他—个人吃饭。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主要是曹少珍了解李思宝的情况。曹少珍得知他在棉纺厂食堂当炊事员，每月只能拿四十二元工资，其妻在街道加工厂打工，月薪是二十四元，而他们却要供养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不禁叹息连连，马上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李思宝面前：“思宝兄弟，这一百元你拿去用！”
李思宝暗吃一惊，待要拒绝，对方已经把钞票硬塞进他的口袋里了。曹少珍黯然道：“记得当初亚铁是有机会去台湾的，他还说干脆把你们这些弟兄一起带过去，都是我阻止，那主意才黄了。哪知，亚铁最后落了个挨枪子儿的下场，而你们几个弟兄呢，也没有一个能过好日子的。”
李思宝也是一阵伤感：“当初如果真的去了台湾，如今就是生话在天堂啦。”
曹少珍倏然接过话题：“思宝兄弟，你如果现在想去也可以呀！”
李思宝惊问：“此话怎讲？”
曹少珍笑道：“我是个女人家，又没有干过你们这一行，我的话只能说到眼下达一步了。思宝兄弟你是干过这一行的，理应懂嘛。好了，不说这个了，嫂子有点儿事情想麻烦你帮忙，不晓得你是否愿意？”
李思宝自是点头。于是曹少珍请他相帮去黑市上收购全国粮票。李思宝寻思这有何难，一口答应了。曹少珍让他先去打听一下行情，然后再给他钞票去收购。隔了一天，曹少珍还是打了传呼电话，问李思宝行情如何。李思宝说去曹家渡码头看过了，没问题。于是，曹少珍就约他去大自鸣钟（地名）那里去见面。这回没有吃饭，曹少珍交给他八百元钞票，作为收购粮票的本钱。到昨天为止李思宝已经收购了六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分三次交给了曹少珍。
到这一步，别说警察田家浩了，就是寻常百姓，稍稍想—想大致上也能梳理出以下思路：李思宝和卢学仁原是“保密局”特工，而曹少珍则是那二位所在情报小组的组长庄亚铁的老婆。庄已被镇压，现在他的老婆找到了丈夫的原下属，拿出大笔钱钞来让他们收购全国粮票，而且还说出“现在想去（台湾）也可以呀”这样的话来。如此，曹少玲就显得大为可疑，跟台湾特务机构策划的在通往福建前线地区的铁路沿线收集情报的阴谋是否有关暂且不说，但至少是跟台湾方面有关。
因此，田家浩在结束对李思宝的讯问后，立刻往闸北分局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闸北分局领导对此甚为重视，派车过来将嫌疑人李思宝拉往闸北。当晚，分局领导亲自参加对李思宝和卢学仁的讯问。两个嫌疑人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终于作了彻底交代，于是爆出了一起敌特案件：曹少珍以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原“国防部保密局”）“蓝星”特遣组特别联络官的名义发展李思宝、卢学仁为该组成员，目前使命是大量收购全国粮票。
闸北分局方面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汇报该案。黄赤波马上通知闸北分局领导及相关政保部门领导开会研究案情。会议决定，从市届政保一处、闸北分局抽调精干侦查员共十一人组成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五、落叶塘的浮尸专案组成员到位后，第一桩要干的活儿就是拘拿曹少珍。清晨五点半，侦查员应荣贵、武臻等四人赶到祥德路，可是，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入室查看。大门是用铁挂锁锁住了的，没有钥匙，只好动手砸锁了。侦查员向邻居借了工具，砸了锁具进门查看。曹少珍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女人，不但把自己的衣着服饰收拾得清清爽爽，家里也搞得整洁有序。侦查员查看下来稍稍放心，寻思曹少珍似乎不像是畏罪潜逃，因为大橱、樟木箱里的所有衣服都或挂或放收拾得整整齐齐，毛巾、牙刷、牙膏也都好好地放在原位。
那么，曹少珍去了哪里呢？随同前往执行拘捕的户籍警小王晚来了居委会治保委员张嫂，让她领头叩门带侦查员一家家询问邻居。邻居薛氏夫妇反映，昨天傍晚他们下班回家路过曹家时，看见曹少珍手里端着饭碗在吃晚饭，大米饭上堆着的菜肴是梅干菜烧肉。薛氏夫妇回家后还议论说曹少珍真舍得花钱。接着，侦查员又从天天一大早就要在弄堂里出现的倒马桶的清洁工陈嫂那里得知了曹少珍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四点半左右，陈嫂推着粪车从大弄堂拐入旁边的小弄堂，当时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她看见曹少珍穿着浅绿色直贡昵外套和黑色卡其布裤子，左手撑着一把油纸伞，右手拎着一只小皮箱迎面走来。她跟对方打了个招呼，曹少珍抬了抬雨伞作为回答，匆匆朝弄堂口走去了。
侦查员返身回到曹少珍家查看，发现确实没有雨伞，这说明陈嫂的陈述是确凿的。侦查员于是开始寻找曹少珍。大清早开着警车停在弄堂口户籍警、治保委员弄堂里外奔进跑出，侦查员又查问了多名群众，这消息已经没法保密了，必须迅速抓获曹少珍，否则一旦被她知晓，那就肯定滑脚开溜了。祥德路这边呢，就留下一名侦查员和户籍警小王一起蹲守吧。
曹少珍有个二十岁的女儿曹虹，已经出嫁，住在黄浦区。侦查员决定先击曹虹家查找，考虑到保密，就请曹少珍的一个邻居大妈和居民小组长随行。到了那里让她们佯称为选举之事搞家访，因为曹虹的户口还在祥德路，所以选举还是要回去的，不过可以委托其母代选，此刻上门就是来征求曹虹意见的。曹虹信以为真，写了一纸委托书让其母代投选票。她的住所里并无曹少珍其人，从其接待来人的神情举止上，也确实看不出曹少珍去过她家的迹象。
这样，往下就该专案组忙碌了，除了已经布置的在祥德路的蹲守，还得布置便衣在黄浦区其女曹虹住所附近蹲守。同时，还要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进行布控。另外就是调查曹少珍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关系，一个个登门访查。
三天过去了，曹少珍像一个飘浮在空中的肥皂泡泡，4月21日拂晓在弄堂口露了一面之后，就倏然消失，无影无踪了。
4月24日上午，专案组长彭博欢在阅读由市局办公室编发的当天《敌情通报》时，发现上面载有一条信息：昨天下午，川沙县高桥镇派出所报称．当地群众在镇外落叶塘发现—具无名女尸，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中高身材，微胖，穿绿色灯芯绒上衣、黑色哔叽裤子，衣服口袋内空无一物。经县局刑警勘查鉴定，初步认为系失足落水溺亡。
彭博欢心里一动，立刻拨通了高桥派出所的电话，问了问女尸的年龄、体态和发式，听上去酷似曹少珍。于是就问尸体现在在哪里，派出所说已经拉到县人民医院去了。彭博欢立刻拨通了川沙县公安局的电话，不问别的，单问昨天高桥拉来的那具女尸怎么处理了。对方答称尚未处理，冷冻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正准备去拍了照片公开认尸。彭博欢说：“什么也不要做，我们马上过来！”
当下，彭博欢先给祥德路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让那边找辆车载上两个曹少珍的邻居，立刻前往川抄县人民医院。然后，又叫上几名侦查员，连同法医、技术员驱车直奔浦东。经辨认，溺水而亡的女尸确实是曹少珍。法医解剖验尸的时候，一干侦查员和痕迹技术员驱车前往高桥镇查看发现女尸的现场。
落叶塘是一条江南地区常见的小河流，也就不过十来米宽，最深处两米余。曹少珍的尸体是在昨天下午两点爹被渔民发现的。
侦查员认定发现女尸的位置是第二现场，这种现场基本上没有获得破案线索的指望。唯一的作用是根据落叶塘这条小河的走向，判断曹少珍究竟是何处落水的。经向高桥水文站的工程师了解，得知落叶塘虽然不宽，却是一条与黄浦江连通的活水，受潮涨潮落的影响，河水的流向每天有两次变动。那么，曹少珍的尸体是不是从黄浦江流进来的呢？工程师认为可能性极小，因为以黄浦江的宽度和江水的流速，尸体如若原是在黄浦江的，那就会被水下暗流冲到江心位置，一路流向长江口，不可能流到落叶塘这样的小河口再被冲进来。所以，曹少珍的落水位置应该是在高桥镇畔的某处河边，其落水溺亡后，尸体在涨潮时随水流往东侧移动，退潮时又随水流往落水位置方向的西侧移动——就这样来回移动着，直到尸体内部腐烂产生大量气体浮出水面。
再说法医尸检。曹少珍全身无外伤，内脏亦无受损迹象，未检得毒药成分，从肺部状况判断，可以认定确系溺水而亡。死亡时间应在4月20日晚九点至十一点之间，至于是失足落水而亡，还提被人推人小河而亡，抑或投水自尽，由于不知落水现场情况，所以目前还难下结论。
当晚，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副组长诸葛仁一宣布法医尸检结论，资深老侦查员武臻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医认定曹少珍的死亡时间为4月20日晚九点至十一点之，可是，清洁工陈嫂说得清清楚楚，她是4月21日清晨四点半看见曹少珍出门的。这两个说法，在时间上不是有矛盾吗，其他侦查员昕武臻这么一说，纷纷附和。于是，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陈嫂和法医的两种不同说法，究竟哪个可信呢？陈嫂说得信誓旦旦，她是亲眼看见曹少珍从跟前走过去的，她还跟对方说了话。而法医呢，人家是留过洋的老法医了，正因为有着这份资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专案组才点名要求派其亲自出马进行勘验。而且，像曹少珍这种死亡时间的判断，别说法医了，就是老刑警也都知道点儿皮毛：根据进食时间、吃了什么食物，分析尸体胃脏内的食物残渣情况，大致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因为各种食物从进人胃脏到消化殆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人停止呼吸后，胃脏也就停止了工作，所以食物就残留下来了。这样的问题，法医肯定不会弄错！
出于慎重，专案组还是给法医打了电话，说了陈嫂所说的情况。法医没有评论陈嫂的说法，只是把他认定曹少珍死亡时间的依据说了说，这等于是推翻了陈嫂的说法。专案组意识到，这个问题认定的准确与否与能否成功侦破本案是具有重要关系的，所以必须调查清楚。于是，就派三名侦查员连夜去祥德路访问陈搜，要求把每一个细节都调查清楚。
侦查员应荣贵等三人找到了陈嫂，再次询问她遇见曹少珍的情况。陈嫂照样叙述了一遍，还是肯定自己没有认错，对方就是曹少珍！侦查员于是换了一个角度询问，请她回忆以前遇到曹少珍时的情形，比如两人见面是不是每次都打招呼、是谁先开口打招呼、打了招呼后互相有何反应，等等。这一说，陈嫂就一怔：“不对呀，这里面像是有问题昵！”
曹少珍出身资本家家庭，嫁的又是“军统”少校，解放前的作派是可以想象的，说她飞扬跋扈可能有些过分，但对待陈嫂这样的劳动人民肯定是侧目而视的。这种作派到解放后就彻底改变了。曹少珍还是蛮机灵的，丈夫一被捉进去，她马上改变作派，见了谁都点头哈腰，包括老虎灶店主的戆大儿子。而其夫庄亚铁虽然是“军统”特务，对共产党犯下了罪行，但平心而论平时对邻里还是不错的，属于没有民愤的那一类对象，所以群众对曹少珍也就网开一面没有为难她。陈嫂回忆起来，解放后每次曹少珍见到她，十有八九都是先打招呼，如果是陈嫂先打招呼的话，曹少珍就会显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可是，4月21日清晨那次，对方对于陈嫂的先打招呼并未作出符合以往规律的回应。因此，陈嫂就对自己之前的认定产生了怀疑。她说：“可能哪个女人不是曹少珍吧，可是，我亲眼看见她从曹家走出来，锁上门后离开的呀！”
应荣贵三人结束走访返回市局时，专案组剩下的八人已经初步排除了陈嫂的认定。因为有侦查员忽然想起，陈嫂4月21日清晨所遇见的那个女人穿的是直贡呢外套，与曹少珍尸体上的衣服不符。应荣贵他们回来汇报了情况后，大家就更有理由否定陈嫂之前的认定了。
由于之前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供述内容足以表明曹少珍涉嫌敌特案件，尽管法医在验尸时未能发现曹少珍死于他杀的迹象，但专案组还是倾向于曹少珍死于他杀。之所以要杀害曹少珍，显然与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被捕有关。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对本案进行调查：一、前往祥德路曹少珍住所附近进行广泛查摸，希望能够获得陈嫂所见的那个被误认为是曹少珍的女子的线索；二、走访曹少珍的女儿曹虹以及曹少珍生前的亲朋好友等，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线索，三、去看守所讯问卢学仁、李思宝二犯，指望从两人口中获取曹少珍被害以及“直贡呢”女子或者其他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四、浮派员前往高桥镇走访群众，查找与曹少珍被害有关的嫌疑人与他杀第一现场的线索。
以上四项措施必须同时进行，这样，专案组就显得人手不够了，于是连夜向市局值班领导请求加派侦查员。类似这种涉及敌特的案子，应该是受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啥给啥”的特殊待遇的，因此，次日上午八点前，从市局和分局临时抽调来的十名侦查员已经站在专案组长彭博欢的面前等着分派任务了。
六、军官太太4月25日，二十一名侦查员兵分四路同时出动，开始进行细密的调查。
第一路六名侦查员前往曹少珍生前住地祥德路走访，整整忙碌了一天，前后一共走访了八十三位群众，可是，除了已经提供过线索的那个清洁工陈嫂外，再也没人能够提供什么蛛丝马迹。4月中下旬的早晨四点半毕竟还太早，通常人们是不会这么早就起床到外面走动的。
第二路五名侦查员先叫了曹少珍的女儿曹虹前往娘家查看，目的是要弄清楚4月21日清晨四时半从曹家离开的那个“直贡呢”女子拿走了什么东酉。曹虹检查下来，说母亲的贵重物品包括几件黄金首饰和一盒珍藏多年的长白山野山参一件未少，其他物品看来看去也就只少了那把被“直贡呢”撑走的油纸雨伞。这使侦查员有点儿困惑。陈搜看见“直贡呢”从曹家出来时，一手撑雨伞，另一手是提着一个小皮箱的，这个情况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是来人空手潜入曹家，取走了这口箱子；二是来人潜入曹宅时是带着箱子的，离开时自然还要拿走；三是来时带了箱子，潜入曹宅是为了取其他物品，取走的东西装进了那口箱子。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第一种情形似乎可以排除，因为曹虹对母亲家里的这口箱子并没有印象。再往下想，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直贡呢”在这个时间段冒险提着那口小皮箱潜入曹宅，是为了取一件于其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至于这件东西是什么，那还有待于调查。
然后，这路侦查员就按照预定计划分头走访曹少珍的亲朋好友等，一共询问了一百多人，结果跟第一路侦查员一样，一无所获。此外，他们还去电话局调查了曹家附近这个传呼电话亭的三部电话机的通话记录，未有发现。
第三路四名侦查员先把关押在闸北看守所的卢学仁、李思宝移押至思南路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然后分别讯问。侦查员让他们看了曹少珍的尸体照片，两人皆大惊，但还是没有提供什么新内容。讯问其能暂告段落。
线索，是去高桥镇调查的第四路侦查员获得的。不过，当天他们并无收获。这路侦查员由专案组长彭博欢率领，六人离开市局前，先是开了个小会，对要调查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曹少珍住在虹口区，却死在近郊高桥镇的小河浜里，那肯定是凶手将其骗过去的。近郊类似落叶塘那样适于夜晚杀人的地方有的是，凶手为什么单要选择高桥镇呢？通常说来，那是由于凶手对高桥镇比较熟悉，也许本身就是住在高桥镇上的人，也可能是在高桥镇居住过。如果是后一种情形的话，那凶手事先应该先到高桥镇踩点，如果是从上海远郊或者外地来的，那还可能借宿于高桥镇上的旅馆。这样，调查思路就形成了，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调查工作惯例，侦查员决定先去调查旅馆。
当时的高桥镇上只有两家旅馆，六名侦查员三人—拨分头去查问，还查看了旅客登记簿，有远郊金山县和江苏、江西来沪出差的旅客，但经向其本人以及服务员调查，发现曹少珍被害时他们都在旅馆内，并未外出，没有作案时间，于是统统排除。
然后就是走访群众，包括水文站的工程师。当天一直忙碌到天色微暗，却无甚发现。次日，运气降临副第四路侦查员头上了！
当天，侦查员正在镇派出所商量下一步怎么调查，忽然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看样子跟派出所民警很熟。民警介绍说是镇上机修厂的厂长兼支书老马，老游击队员，解放后干过公安。落叶塘浮起女尸后，高桥全镇自是轰动，老百姓议论纷纷。老马来派出所就是反映一个他听到的与此有关的议论。他说铁工厂有个磨刀工姓袁，4月20日那天也加班，晚上将近十点钟下班，骑车路过镇外横跨落叶塘的那座半里桥时，看见有两个女人站在桥上说话，那副样子一看就不是高桥人，看样子是从外面过来的，像是在桥上等人，只听见其中一个说一口带着明显外地口音上海话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指甲钳借我用一下”什么的。老袁住在镇外七里桥的乡下，这几天家里修房子没来上班，因此对于落叶塘发现女尸之事并不知晓，今天来上班听说后，定觉得跟他那天看见的一幕可能有关，就在厂里跟工友说了。这语传到老马那里，他是干过公安的，立马就来派出所报告了．
彭博欢等侦查员马上出动。警车先去铁工厂拉上老袁，再去了半里桥，实地听袁讲述。让侦查员感到惊喜的是，老袁对那两个女人所穿衣服的描述，正是死者曹少珍和陈嫂所见的那个“直贡呢”。
侦查员就在桥上对老袁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从工程师所作的关于水流和尸体之间关系的分析判断来看，脚下这座桥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杀人之处。不过，一个女人要把另一个体重比她重些的女人掀过桥栏扔进河里而且竟然没容对方做出任何反抗，那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会不会另有帮凶，这个问题可以暂且不论，先着眼于眼前的线索。
从老袁反映的情况来看，“直贡呢”涉嫌谋杀曹少珍的可能性甚大，那么，她下手后会怎样呢？是离开高桥镇，还是就地留下？分析下来，大家认为离开的可能性大，因为她作为一个一眼就看得出非本镇人的外来妇女，作案后没有必要留在镇上：再说，如果她留在镇上，那就要过夜住宿，派出所那儿天的临时户口申报记录中并无外来女性，镇上两家旅馆的住宿登记资料中也没她那样一个人，所以，“直贡呢”应当是当时就离开了。
那么，她是以什么方式离开的呢？高桥镇位于浦东北侧，晚上是没有公交车的，要离开就只有三种方式：步行、三轮车、出租车。步行的可能性极小，很难想象一个女人夜晚独自步行出镇走向另一个镇子，不说安全与否，对于一个作过大案后时时都提心吊胆的夜行者来说，光是提防夜间乡村道路上时不时会闪出来盘查的巡夜民兵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就只有借助交通工具了，晚上，三轮车、出租车只有轮渡码头才有，得去那里调查。
一干侦查员于是就去了轮渡码头，一问，末班轮渡开行之前，三轮车肯定是有的，出租车较少，有时甚至一辆也没有。不过，另有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可以借助的，那就是私人载客的自行车。这有些像如今的黑车、黑摩的，但那时生活水平低，有辆自行车已经不错了。
于是，彭博欢下令立刻进行查摸，人手不够，就向高桥镇派出所、川沙县公安局借调了二十名民警协助。查到第二天下午，终于找到了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姓李的司机，说其20日晚上十点多在高桥轮渡码头载过一个穿浅绿色直贡呢上装的妇女说上海话，但带着外地口音。该女是在高桥轮檀码头上的车，出租车上了末班汽车轮渡过了黄浦江，然后，在四川北路武进路口下的车。
再往下查，就查不到“直贡呢”去哪里了。但有一点是知晓的：大约四个小时后，陈嫂在祥德路曹少珍家弄堂口遇到过她。那么，“直贡呢”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呢？当晚，围绕这个问题，专案组举行会议反复进行研究，却没有结果。
次日，4月28日，专案组再次撞上好运。上午，高桥镇派出所就打来电话说，有群众反映在凶杀案发生的当天白天，一个酷似国民党海军军官康锦飞老婆的妇女出现过，而且穿的就是浅绿色直贡呢上装和黑色裤子！
专案组马上意识到有戏，彭博欢和侦查员朱小正、张晖、李银根四人驱车直奔高桥，了解到以下情况——
高桥镇清洁所有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叫陶美萍，解放前长期在大户人家帮佣。大约1947年前后，她所帮佣的那户刘姓人家（解放前夕举家逃亡海外）举行家宴，招待朋友，来宾中有一对夫妇是开着挂军牌的小吉普来的。陶美萍听主人夫妇称那个男的为“康先生”，女的就是“康太太”了。后来，那对夫妇提前离开，她听主人向其他来宾说起康氏夫妇时，提到那位康先生是海军军官，而他的太太也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据说手枪打得极好。两三个月后，陶美萍一次去吴淞镇走亲戚时，在镇口国民党海军搭建的临时住宅区门口见到过那位康太太。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那对夫妇了。而21日那天下午，她在高桥汽车站附近扫马路时，意外看到一个酷似康太太的女人从她旁边走过，款款走进了汽车站。陶美萍一怔，再定睛看时，已经不见影子了。
侦查员稍稍议了议，就向陶美萍打听当初刘大户那次家宴还有哪些人参加。陶回忆着说了三个宾客，又说其中一个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被政府枪毙了，另一个去年生病死了，还有—个姓居的老先生也好久没看见了，听说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说话了，住在市区他儿子那里。彭博欢一干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打听居某的情况，得知是个老中医，帮会人士，不过并未作恶，解放后政府也就没有找他麻烦。半年前他确实生了病，听说是咽喉癌，儿子把他接去休养了，住在五角场一带。
两名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五角场派出所，幸好要找的是一个较少见的姓氏，派出所几名户籍警凑起来一议，有印象，告知了地址。登门前往，居老先生动手术后已经失去了说话能力，不过精神尚好，可以笔谈。一番划拉后，终于知晓了那个康先生是国民党海军中校，好像是管军火的；至于康太太，好像是“军统局”的一个什么军官。
这下，专案组全体一个激灵。看来，康太太就是“直贡呢”，就是台湾特务机构派来执行破坏使命的特务了。可是，如果说下手杀害曹少珍的确实是她的话，那么她杀人之后明明已经连夜逃离高桥镇了，怎么次日又来了呢？难道她在高桥另有落脚点？而上一天晚上夜离高桥则是为了去曹少珍家里取某样重要物品？可是，从防范角度来说，她取物之后似乎设有必要再次来高桥，尽管那时曹少珍的尸体还没浮现，但待在高桥的安全系数毕竟要比其他地方低啊。这样看来，就像她杀人后必须去一趟祥德路一样，高桥这边肯定也有她必须冒险再来一次的事情要办。
于是，追查“直贡呢”二赴高桥的目的的使命就摆在专案组面前了。众人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决定采用一个听上去有点儿笨的办法：请派出所出面通过居委会对全镇逐家逐户调查，反正这是一个小镇，总共就这么大，逐一调查到也不需要费很大周折。
这个笨办法竟然起了作用，很快就有消息传来：有一持江苏省建期县建设公社介绍信的女性采购员吴育玲于4月20日上午十时二十分登记人住本镇迎宾旅馆，于次日下午二时五十五分退房离开。
专案组乍闻之下，都觉不解：之前侦查员首先调查的就是镇上的两家旅馆，当时查看了曹少珍死亡当天即4月20日前后的入住记录，两家旅馆均无女性旅客入住，怎么现在冒出了这个“吴育玲”呢？于是马上前往迎宾旅馆调查。原来，“吴育玲”那天办理入住手续时，管登记的那个服务员小李去医院看望被车撞伤的孩子，带走了钥匙，而登记本是锁在抽屉里的。于是，另一服务员老周就对旅客说这张介绍信如果你暂时不用，那就作为人住凭证留下来，回头等小李来了再登记，房间钥匙可以先给你。“吴育玲”欣然同意，于是就留下了介绍信和十元钱，拿走了107房间的钥匙。接下来的情况是：小李的孩子转到市区医院救治，她请假一周，钥匙交给前往医院慰问的旅馆经理带回来了；次日接手暂时负责入住登记的另一服务员小王上一天休息，毫不知情，而老周呢，当天把介绍信和钞票交给经理就算没事了，次日“吴育玲”退房时小王正好不在，经理代班，直接就给办理了手续。据经理说，他当时是准备把介绍信还给旅客的，正要把姓名、单位作个登记时，“吴育玲”说她时间来不及了，你也别登记了，把介绍信留下作为入住凭证就行了。4月25日侦查员去旅馆调查时，经理去镇政府开会了，是小王把入住登记本拿给他们查阅的，结果上面就没有“吴育玲”入住的记录，而事后小王也没向经理汇报此事。直到这次居委会协助派出所逐家逐户访问时，经理、小王都在场，于是真相大白。据老周回忆，那个“吴育玲”的体态模样、口音、穿着等特征与“直贡呢”完全相符。
几个侦查员把那张介绍信翻来覆去仔细查看，是文具店里出售的统一格式的介绍信，这肯定没问题，关键是那枚公章，他们都算得上半个专家了，看来看去没有发现破绽。于是就往建湖方面挂长途电话核查，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接通，对方说他们这里没有“吴育玲”其人，也没有派过女性采购员公出。这样，问题就清楚了：“直贡呢”和“吴育玲”是同一人，基本可以认定就是当年的康太太，现在的台湾特务。
七、终于落网了专案组立刻着手调查康太太的历史情况。当天傍晚从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一个前国民党海军情报部少校军官钱某那里得知，他所熟识的康锦飞中校的老婆名叫史瑾，湖南长沙人氏，原系“军统”特务，后来又留任“军统局”改组的“保密局”，听说是搞情报的。使侦查员兴奋的是，钱某说他家里有一张几个海军军官携家眷在南京郊游时的合影。当下直奔钱家取来，让陈嫂、老袁、老周辨认，他们都认出了上面那个烫着长波浪的女子就是嫌疑人史瑾！
至此，终于确认了“直贡呢”的真实身份。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认为这个女特务应该还没有撤回台湾。因为从受曹少珍指使进行活动的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情况来看，他们收购全国粮票的使命尚未完成。据以往抓获的台湾派遣特务交代，通常情况下，没完成使命是不能撤离的，除非另有指令；而撤离的途径是由台湾特务机构安排的。况且，史瑾在杀害曹少珍后还冒险潜入曹宅提了一口小皮箱出来，估计内装特工器材，那说明她是要把活儿干下去的，因此，可以确定史瑾肯定还没有撤离。至于具体藏身于何处，那目前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了。一般说来，以史瑾此刻的心态，她肯定是想尽快离开，而离开是需要一个前提的——必须完成使命。
专案组认为这就是一条查缉这个女特务的思路，于是就讨论史瑾会通过什么途径完成使命。反复议下来，最后众人的观点集中在一点上：她极有可能继续利用曹少珍的丈夫庄亚铁手下的那几个特务。之前，史瑾已指使曹少珍联系并命卢学仁、李思宝开始活动。但那二位运气差，不但折进了局子而且还牵连出曹少珍，此时曹少珍对于史瑾来说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所以果断灭口。接下来，史瑾还要把活儿干下去，那就只有找庄亚铁手下的另外几个特务了。相信凭着史瑾的那份受过训练的特工思维，她肯定已经事先从曹少珍那里获取了另外几个特务的姓名、住址。现在她要做的，就是亲自出马，迅速联系，开始行动。干完了活儿，立马滑脚。于是，专案组查缉史瑾的思路也就形成了；查清那几个特务的下落，秘密监控，守株待兔。
4月29日，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庄亚铁小组其他四个特务的下落。一拨人去了看守所，分别提审已被捕的卢学仁、李思宝两人。那二位所说的内容是一致的：庄亚铁小组除庄亚铁与他们两人外，还有四个特务，分别叫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纪博士（不是学位），解放前他们一起活动过，但按照纪律规定互相之间是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除了姓名之外，其余诸如居住地址、家庭成员等等就不清楚了。解放后，卢学仁、李思宝一个被捕，一个虽然因有立功表现未被捕，但都接受过调查讯问，写过书面材料，对庄亚铁小组的活动情况作了彻底交代，那些材料应该是保存在当时的案卷里的。
另一拨侦查员其实已经在查阅卷宗了，还有一拨则盯着已被处决的庄亚铁的死囚案卷进行分析；第四拨呢，则去了提篮桥监狱查阅是否有潘、楚、洪、纪四人的服刑档案，因为据卢学仁、李思宝以前的交代，那四人都是被判了刑的。一天调查下来，查到了以下情况：潘、楚、洪、纪四人确实都因解放前的那段情报特务历史而被捕判刑，由于罪行不算严重，交代得还算彻底，所以也就只判了四年至六年徒刑，至1956年均已获释；这四人都接受过收集情报的特务训练，都有过活动实践，如果史瑾找到他们而且他们肯干的话，料想是完全能够胜任台湾方面的使命的。因此，估计史瑾不会放弃过四个最佳人选。
次日，侦查员根据专案组安排，分头悄然查访潘、楚、洪、纪四人的家庭住址和现实情况。可是，查下来的情况却有些不妙。这四位被捕时的讯问笔录中的确记录了家庭住址，当侦查员分别按照地址前往管段派出所调查时，却被告知这四人自被捕后就跟当初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那么户口呢？户口是随人转移的，被捕判刑了，户口就转到监狱，这是有规定的。但释放后呢？按理说，获释人员的户口还是应该迁回原籍居住地派出所管段的，可是，这四位的情况有些特殊——
潘大展原住徐家汇枫林桥，家有父母、妻子和一对子女，他服刑期间父母病亡，妻子带着一对子女改嫁他人去了外地，原先的住房是潘家的，但临走时被她卖掉了。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法回迁了。
楚阿牛原住虹口区虹镇老街，被捕时未婚，父母早在他当特务前就已经双亡。楚家有三个儿子，他是老三。以前当特务时挣的钱钞没少拾两个哥哥花，可是他进监狱后，两个哥哥就把他忘记了。等到快要释放，监狱振人击落实户口时，老大老二早已把他原来住的房子给瓜分了，以最时髦的“划分阶级界限”为理由坚决拒绝落进户口。
洪春笙原住杨浦区榆林路，他倒是有房子的，也有老婆孩子，不过在他吃官司的当儿，老婆病死，孩子失踪。不仅如此，家破人亡之外还多了一项内容：紧邻的工厂扩建，搞动迁时因为他家里没人，就没给安排。刑满前，监狱替他落实户口，派出所不是房管所，没法解决。监狱方面也就到此为止，因为他们不可能替他跑房管所交涉，即使去也白搭。
纪博士原住卢湾区马当路，他是四人中唯一一位出狱时有房子可以栖身的，不过不是被捕时他居住的一幢花园洋房中的一个汽车间。花园洋房还在，汽车间也还在，甚至已经扩大了，不过已经让军队征用了。监狱方面替他落实户口时，街道让他住进了附近的一间无主草房，不过户口没法解决，因为那草房是没有门牌的，按规定没有门牌的房子是不能上户口的。
所以，这四人都是“袋装户口”——即监狱给了他们户口迁移证明，但只有当他们有了可以迁入户口的住房时才能迁入。当然，这是1954年至1956年间他们释放时的情况，现在已经是1959年了，这期间是否已经落实了户口，那就不清楚了。那时候的户籍还没有用电脑管理，都是各个分局、派出所各管各的，如果要查，那就需要侦查员一个个派出所跑。
那么，有没有捷径可走呢？专案组想到了两条：一是向卢学仁、李思宝两人调查，问他们是否知晓昔日的老同事潘、楚、洪、纽四人获释后的情况；二是向曹少珍的女儿曹虹打听，那四位获释后是否去过她家，她是否听母亲说起过他们的情况。
于是，专案组连夜行动，派出六名侦查员分赴看守所和黄浦区曹虹家。他们完成调查返回市局时已是午夜。前一路对卢学仁、李思宝的提审未有收获，那二位解放后没遇到过那四个老同事。后一路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曹虹说潘、楚、洪、纪四人获释后都来她家看望过她们母女，以后也曾来过一两次，至于最近其母是否跟他们有联系，因为她已经出嫁，就不清楚了，而那四人的住址，她就更不知道了，但估计其母应该是知晓的。
侦查员抱着微弱的希望，问其母是否有通讯录之类。曹虹说记得有一个三寸长两寸宽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一些亲友的地址。可是，专案组在搜查曹家时并未发现这个本子，曹少珍的衣服口袋里也没有这样的本子。看来，是给史瑾拿走了。这样，就更有理由相信史瑾是想利用潘、楚、洪、纪四人帮助她完成此行使命了。
这下，专案组别无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分头跑派出所查找潘、楚、洪、纪四人的现住址。上海市当时有十个区，一百多个派出所，每个派出所一天能不能调查完都没有把握，因此，专案组成员都作好了长时间查访的心理准备。
果然，跑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摸到，着手查访的十五个派出所里只查完了三个，而没有着手查的派出所还有一百多个！
5月1日，侦查员继续查访。谁也没有想到，这天竟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专案组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一个疑似史瑾的女人的下落！
这封举报函件寄自苏州，但奇怪的是，信中被举报对象的地点却是在杭州。信是手写的，字体看着似乎有些奇特，但—时却又无法说出奇特在哪里。信的内容很简单，写信人称其近日在与一友人闲谈时得知，上海有一专门倒卖票券的女子，最近好像受到了上海执法部门的调查，为此惴惴不安逃至杭州市，暂住于武林门一带；写信人作为一名守法群众，深感有义务向执法机关反映。为此特地咨询了懂行朋友，得知该女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故特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希望人民公安机关尽快调查，以免不法分子逃脱国法的惩罚。
信是以平邮形式寄给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亲启的，黄局长是否亲启了专案组不知道，反正信的内容立刻出现在当日的《敌情通报》上了。专案组长彭博欢读到这个内容时，手下的侦查员几乎全都派出去查访潘、楚、洪、纪四人的下落了，只有侦查员小钟留在他身边。小钟昨天去杨浦区调查时，脚扭伤了，于是彭博欢就让他留在驻地汇总材料。现在，彭博欢读到这个内容后，就让小钟给市局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把该信原件送到专案组。
这是一封普通信件，信笺信封都是当时街头小店都有供应的没有特色的大路货，花两分钱就能买到，邮票也很普通，盖的是苏州市阊门邮局的日戳。彭博欢和小钟分析了信件内容，觉得被举报的对象似乎有些像史瑾。不过，使人不解的是，如果那个女人确是史瑾的话，写信人怎么知晓其曾在上海倒腾票券之事？尽管信中称系其听别人说的，但“别人”又是怎么知晓的呢？须知像史瑾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通常对于自己的机密是绝对守口如瓶的。想来想去，有这样两种可能：一是告诉写信人的那位在接触这个女人后根据什么迹象自己猜测的；二是这人确是史瑾，她把收购全国粮票的业务转移到了杭州，为获取杭州黑市人员的信任，故意放出了风声。
对于专案人员来说，不管那个女人是否跟史瑾有关，眼下既然有了这封举报信，那就得去杭州作一次调查。于是，当天下午，诸葛仁、田家浩、老刘、老徐四名侦查员就开了辆吉普直奔杭州。四人抵达后，先去了武林门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协助下，对辖区内大大小小的旅馆逐家进行了查访。查到第六家“飞跃旅社”时，侦查员发现入住登记本上的一行记载似曾相识：江苏省建湖县建设公社采购员吴育玲。定定神，哎！这不是史瑾留在高桥镇“迎宾旅馆”那张介绍信上的假身份吗！马上往下看，这个旅客于4月24日九点四十分入住．4月27日十二点二十分退房。
侦查员把旅社包括经理在内的所有职工全部集中起来开座谈会，了解到以下情况——
持该介绍信入住的女子的容貌、体态、穿着、口音与史瑾相符；史瑾入住期间，有时外出，有时待在旅社内，曾向服务员、食堂厨工打听过在当地租房的情况，说她有个亲戚要来杭州找曾大娘治疗皮肤病，托她顺便打听一下在曾大娘家附近租房的情况。
曾大娘是当时杭州新冒出来的一个民间郎中，社会上传说其有祖传秘方，专治皮肤方面的疑难杂症，已有不少患者治好了。当时卫生部还没有医生执业资格方面的规定，对于类似曾大娘这样的民间郎中比较宽容，只要不把人折腾死折腾残，想打什么牌子就打吧。这位沈阳籍的曾大娘，不久就被证明是个大忽悠，因为给人胡乱吃中药治死了人，就给判了刑。
侦查员分析，史瑾打听租房之举，可能是准备在杭州这边备一个应急住所；或者她担心其介绍信可能已在上海凶杀案中被警方发觉，不久就会向杭州通报，所以不能再用这个身份入住旅馆了，于是就用租房方式来解决在杭州活动期间的住宿问题。因此，有必要顺藤摸瓜往下追查，运气好的话，查摸到她租的房子把这个女特务堵在屋里也有可能啊！
这时已是入夜了，侦查员就在“飞跃旅社”登记入住。这家旅社只有一部电话机，是安在服务台的，不适宜跟专案组通话。于是，侦查员出去吃过晚饭后就去了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接通了专案组，兴致勃勃地向彭博欢汇报情况。彭博欢在电话那头就叫了起来：“不对！你们不必往下查了，连夜回上海吧！”
赴杭调查的几个侦查员一头雾水，正要发问确认该指令的准确性时，彭博欢再次下令：“立刻回来！”随即挂断了电话。因为这个电话，彭博欢自此获得了一个光荣绰号：“彭大胆”。
彭博欢在指派四名侦查员赴杭调查那封举报信之后，脑子里就一直反复琢磨这件事。尽管诚如前面所说的，对于收到这封信可以有说得通的解释，可是，凭着一个老侦查员的那份长期在保卫战线上历练出来的直觉，他内心深处总觉得这封信的背后有问题。晚饭后，他就一直等待着杭州来电。当他接到电话时，听说入住“飞跃旅社”的那位女旅客就是史瑾后，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有过多的巧合：举报信——杭州武林门附近——使用与高桥住宿旅馆时相同的假介绍信(相同的姓名这一点最为可疑！)——住店三天内频频跟不同的员工接触，不谈别的，单单放出打听租房情况的风声，而且曾大娘的位置跟举报信里点出的武林门这个坐标重合。这些巧合，对于一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来说，就不单单是什么低级错误了，而应该作为故布疑阵来考虑。彭博欢甚至怀疑，那封举报信是史瑾自己炮制的，为的就是调虎离山，要把专案组词往杭州去追查其行踪，而她呢，则在上海迅速活动，完成使命后逃返台湾。
彭博欢深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他决定还是集中力量追查原庄亚铁小组潘、楚、洪、纪那四个特务的下落，守株待兔，拿下史瑾。因此，他二话不说，立马让四个侦查员连夜返沪。之所以说彭博欢胆子大，是因为他敢于放弃“以防万一”的侥幸指望，干脆不去什么曾大娘住所附近查摸史瑾租房的情况，而是把宝直接押在上海这边的潘、楚、洪、纪四人身上。这对于一个敌特案件的专案组负责人说，实在是一种罕见的果断。
午夜时分，诸葛仁等四名侦查员返沪后，立刻参加了专案组全体会议。诸葛仁汇报了杭州之行的情况，彭博欢说了他的判断，众凡皆表赞同。彭博欢说那大家立刻休息，明天全体出动，四人一组分头去查摸潘、楚、洪、纪四人的下落，查到后千万不要惊动他们，立刻予以暗控。
第二天，一大早就阳光灿烂，彭博欢说今天看来要撞远了。果然，这天专案组竞查找到了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纪博士四人的下落。他们都已经离开了被捕时所在的区，两个去了普陀区，一个去了南市区，还有一个则在长宁区，除潘大展外，楚、洪、纪三人都已经另外组建了家庭，四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活儿，分别在工厂烧锅炉、码头装卸货物、火葬场焚尸和蹬三轮车。侦查员按照预先的方案，没去惊动他们，而是对他们实行秘密监控。
异常情况出现在三轮车夫纪博士身上。那是次日中午时分，刚在虹口区公平路一家面馆里吃了午饭出来的纪博士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他坐上了自己那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点了支烟慢慢地抽着。曾有两个路人意欲乘坐其车，但都被他拒载了。一支烟抽完后，他干脆打起盹来了。当时的三轮车夫如同现今的出租车司机，其收入是多劳多得，所以上班时巴不得每分钟都有活儿，哪有肥猪拱门往外撵的道理？于是，跟踪他的两个侦查员武臻、朱小正就觉得选人可能有戏。
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矮矮胖胖的姑娘，她也显得反常：明明马路边上一溜儿停着四辆三轮车，她却偏偏不叫车夫没打盹的另外三辆，而是去了纪的那辆前，把他唤醒，低声说了句什么，纪便马上请她上车，踩了就走。车夫和乘客都没有察觉，背后已有两辆自行车悄然轮流尾随。
三轮车去了水电路海军招待所，隔得老远就停了下来。那姑娘下车后也没付钱，纪博士则拿出一根铁链把车锁在路边的树上，整理了一下衣服，还用手指梳理了头发，这才跟在姑娘身后。这动作使武臻、朱小正想到他可能是被这个姑娘领着去见史瑾的。侦查员目送两人进了招待所大门，稍稍商量，武臻立刻前往门卫室出示证件后让门卫把招待所负责人请来。很快就了解到，先前那个姑娘与另一中年妇女是持株洲市一家工厂的介绍信于三天前入住的。那么，现在那个中年妇女是否在房间里呢？负责人说不清楚，不过可以马上查清。很快，负责人去而复归，说另一旅客在房间里。正说着，忽然一指窗外说：“她出来啦！”
那女子正是史瑾。原来，她对刚才受负责人指派前往房间送开水的服务员起了疑心，当下立刻起身欲出门查看。这种情况，在侦查工作中是不大遇到的，武臻又惊又喜，立刻冲出门卫室直扑史瑾：“不许动！”史瑾这时已走出大门，立马拔腿奔逃。但只奔出数步，就被从斜刺里蹿过来的朱小正一个绊腿摔了个狗吃屎。
女特务史瑾就这样落网了。
八、来自台湾的女特工史瑾，三十八岁，湖南长沙人氏，毕业于抗战初期“军统局”临澧特训班，现为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中校特工。
1939年从特训班毕业后至抗战胜利，史瑾一直在“军统局”情报处当内勤。1946年7月1日“军统局”正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那天，史瑾被调往一处（情报处）做外勤，职务是情报联络官，具体干的就是传递沪宁沿线各地的情报。
当时，曹少珍的丈夫庄亚铁系“保密局”上海站下辖的一个情报小组的少校组长。根据局部的规定，甲种站（上海、北平、天津、四川、云南属于甲种站）各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应当直接交由局本部情报联络官负责处置。因此，史瑾和庄亚铁隔三差五要打交道，交道打得多了，不但庄亚铁，就是其妻曹少珍也跟史瑾成了小姐妹样亲热的朋友。
史瑾作为情报联络官，一周数次往返于上海、南京沿线各城市。不过，像史瑾的这种出差是不配备汽车的，只有乘火车。史瑾挤了两年多火车，最后染上了两种毛病：肝炎和肺结核。于是，上峰马上让她长期病休——当时的肺结核，就像如今的癌症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让她等死。但史瑾却没有死，并非医生误诊，而是她的海军中校丈夫康锦飞能量大，通过他所熟识的英美海军朋友搞到了特效药盘尼西林。
史瑾的身体恢复后，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已经定下来了。史瑾随同丈夫逃往台湾后，前往已经迁到台北市的“保密局”本部报到，上峰安排她给美国情报专家当助手。不久，她的军衔由上尉晋升为少校。不到两年，丈夫康锦飞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因意外事故身亡，从此她就成了寡妇。之后，史瑾的工作岗位和生活没有改变，直到1959年春节，她才接到通知，让其完成一桩特别使命。
春节前，主管全台湾情报工作的最高长官蒋经国召集各特务机构的头头脑脑开了一个团拜会，说是提前拜年，其实还是以谈工作为主。会上，小蒋作了讲话，有一段大意是这样的：今年10月1日是“共匪”的建国十周年纪念日，到时候可能会进行一系列庆祝活动。而按照毛泽东那谁也猜不透的神出鬼没的思维方式，很有可能在那个时期来一次类似去年“8.23”炮击金门那样的重大军事行动。“8.23”事件发生前，台湾方面竟然未能获得任何相关信息，以至于当共军的大地猛烈轰击时，金门防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还在餐厅喝酒，因此我方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鉴于这个深刻教训，这次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提前制订应急预案——小蒋说到这里就刹车了，因为应急预案涉及多个部门，其中当然少不了特务机构，但究竟应该由哪几个机构负责，那在会上是不能公开讲的，否则泄了密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然，具体使命还是立刻就下达了。事关军事行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当然要承担重任。重任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情报部门查清大陆各地通往福建前线的铁路、公路包括桥梁、隧道、重要车站在内的综合情况；二是由行动部门指派特工伺机破坏，包括爆炸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在铁路上放置异物制造火车出轨事件，策反收买或者行刺暗杀重要火车站的站长、铁路局的高级工程师、军代表等。总之，凡是能够即时切断或者延缓内地向福建前线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行动，均可实施。
情报部门接受使命后，召集情报专家日夜开会，制订相关方案。结果发现，光是与使命要求相关的（即通往福建的铁路、公路）线路的公里数已经令人咋舌了，如果要百分之百完成刺探使命，就是小蒋亲自出马带上“军情局”的情报特工潜入大陆也难以完成。所以，与会专家就提出可以打个折扣。这个折扣打得有点儿大：首先，公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对公路实施破坏无非就是炸桥梁。桥梁就算让你顺利炸断了，中共的工兵部队还不是迅速修好，耽搁不了多少时间。况且，根据事后收集的情报判明，“8.23”事件前中共军队的军需物资运输基本以铁路为主，公路运输少不了，但没法起到关键作用；其次，大陆那么长的铁道线，根本没法一一刺探到，所以，还是实际些拣实用的做吧。
所谓实用是指这样的情况：当时内地通往福建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上海经浙江、江西入闽，一条是北方经河南、湖北、江西入闽。这两条铁路具有一个共同点，入闽前都必须经由江西境内。因此，如若要搞针对大陆的相关破坏行动的话，最好是在江西境内下手，破坏了江西的部分铁路、桥梁，就等于切断了所有省市通往福建的铁路运输；当然，作为预备方案，如果江西境内防范过严无法下手，那就只自自退而求其次，在与江西相邻的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境内下手。于是，就确定派遣特工潜往大陆进行上述刺探括动。
这时，情报部门主持该项工作的老汪是当年史瑾在“临澧特训班”的同学，也是抗战后史瑾担任情报联络官时的上峰。他对史瑾很熟悉，忽然想起当年，史瑾联络的庄亚铁小组。庄已被中共处决成了“烈士”，但他那个小组的其他几名特务应该还在大陆呀，如果指派史瑾前往上海执行该任务的话，可以让她就地招募原庄亚铁小组的几个成员为“军情局”效力。
于是，老汪召见了史瑾，先问她是否愿意去一趟大陆，这是一个立功机会，如果成功就可以得到晋升，不单是军衔破格晋升，职务也能破格提拔。史瑾被捕后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当时是昏了头．明明是单身过日子，无家无口，少校衔级的那份薪饷还花不了，为什么还想着要晋级升官发财，竟然糊里糊涂地点了头。
“军情局”对于派遣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一个设想提出来，哪怕是小蒋甚至小蒋的老爸蒋中正先生提出的，也得经过专家组的反复研究，确认有把握了才可形成方案，着手准备，一切都妥当后，方才正式实施。这次自然也是这样。专家组找史瑾面谈了数次，与当年的庄亚铁小组相关之事凡是想得到的都一一问到了；然后，又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大陆目前f《啪、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最终认为老汪的念头是可以形成方案的。
史瑾接受使命后，马上晋升为中校，许诺其完成使命返回台湾后将受到嘉奖，并晋升为上校。然后，虽然她是科班出身的老情报特工，但还是根据需要被送往台北市附近的一个无名小岛上接受了若干天的特工训练。
1959午3月12日，代号“蓝星”的台湾“军情局”特工史瑾携带一万元人民币、五斤上有旧时老字号铭记的黄金首饰、一百斤全国粮票和一个被称为“护身法宝”的特工器材万能印章（这个装置可以随意拼制大陆上百多种职业、不同单位的公章），离开台湾，先是乘坐军舰，继而在公海上转换由“军情局”安排的渔船，偷渡至广西防城海滩登岸，又从陆路经广西、湖南抵达武汉，再换乘长江客轮潜往上海。
史瑾抵沪后，以伪造的介绍信住进了徐汇区的一家旅馆，然后，就去祥德路那边窥察，打听到曹少珍还住在原址。于是，通过电话约见了曹少珍。曹少珍是个头脑简单且严重缺乏社会经验的上海滩白相女人，当下见到史瑾又惊又喜，也不打听史瑾从何地而来，只是哭哭啼啼地诉说着庄亚铁的被镇压和她这些年来所受的委屈。这对于史瑾来说倒是正中下怀，暗忖如此也就省得她煽情了。待曹少珍发泄得差不多了，她就开口询问曹少珍今后有何打算。曹少珍逮才想起打听史瑾的来路，史瑾避而不谈，只是盯着问今后打算。曹少珍说我还有什么打算？要问我最想干什么，那就是到台湾去呀！去了台湾，我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去街道工厂上班做苦力，不会有人要我汇报思想，甚至开斗争会时无论和我有没有关系都得站在一旁低头接受教育。史瑾于是说，台湾方面获悉庄先生殉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局里还根据规定拨出了—笔可观的抚恤金，因为无人领取，由财政处代为保管，这么些年下来利息也很可观啦。你如果真的去了台湾，就可以领取这笔款子，还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这个问题上曹少珍不笨，马上意识到史瑾来自台湾，于是就要求替她牵线搭桥助其赴台。史瑾知道这事基本上算是成功了，就摊了牌：“不瞒嫂子说，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奉命来大陆组建‘蓝星’特遣组，做点儿游山玩水顺便留意沿途桥梁、车站、隧道之类的闲事儿，你如果愿意，就参加进来，完了事就跟我去那边。不知嫂子意下如何？”
曹少珍自是一百个愿意。史瑾说眼下先要收购几吨全国粮票，作为活动经费使用，反正你听我的指令就是了。曹少珍点头如母鸡啄米。史瑾于是就记下了当年庄亚铁小组其他六名成员的情况，然后立刻让曹少珍把一直带在身上的通信本当场毁掉。按照计划，她要把这六人抓到手里，让他们为其特别使命服务，但在摊牌之前还需要对他们的情况进行调查。对于一个情报特工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桩特别犯难之事。调查下来认为可靠的，那就使用，使用过程中出现意可能会影响到她本人的安全或导致任务失败的，那就毫不手软地予以制裁——曹少珍暴露后她就是这样处置的。
史瑾很快就完成了对卢学仁、李思宝六人的秘密调查，认为可以使用。但她在上海待了若干天后，已经感觉到全社会警惕性之高，不敢掉以轻心，遂决定自己不出面，而是让曹少珍跟六人中的两人（卢学仁、李思宝）联系，开始进行整个计划中的第一步——收购全国粮票。
刺探铁路情报与全国粮票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需要，史瑾动身时多带些不就行了嘛。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军情局”的特工专家在制订这项计划时，考虑过大陆方面的多种因素，其中一点是从1959年初开始呈现的粮食紧缺迹象。在饥荒年代，有时会出现有钱却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好在大陆实行粮食配给制使用粮票，这样粮票就比钞票更害易使人产生直观心理的亲切感，更容易被人接受。史瑾指使那几位弟兄出去刺探情报，是要和外省的铁路员工、农民、流浪汉之类打交道的，你要想从人家那里得到大大小小的帮助，那就得跟人家接触。接触伊始有一个人家是否愿意跟你说话的未知数，这时候，如果你给人家送上一张钞票，没准对方就是一个激灵：这人给我钞票干吗？也许就会想到反特片里经常灌输的两个字："收买”。而粮票就不同了，半斤、一斤先意思意思，好比递上一支香烟，当然在饥荒年代，粮票远比香烟诱人。至于跟人家交上朋友后，那粮票赠送起来就不是半斤一斤，而是几十上百斤甚至更多了，最后就是钞票、黄金首饰。因此，史瑾需要数吨之多的粮票，必须从大陆黑市上就地收购。
往下就要说到曹少珍被灭口了。那天傍晚，曹少珍吃过晚饭出门散步时，无意间从一个在传呼电话亭闲谈的饶舌邻居那里得知户籍警向电话亭阿姨打听她使用传呼电话的情况。对于像她这样一个内部挂号的列象，过多半不是好兆头。因此，她立马奔了两条马路，到另一条街道的传呼电话亭往史瑾下榻的旅馆打电话，说有急事面谈。史瑾料想发生了意外，于是就约曹少珍到外滩见面。
曹少珍一说情况，史瑾就意识到这问题性命攸关。不过，她表面上一点儿都不着急：“嫂子您别慌，反正您回头就要去台湾的，这边的家撇下也就是了。今晚我给你安排个地方先去住了，明天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您刚才出门时没忘记放记号吧？”曹少珍说没忘记。所谓记号，是出门时在门缝上粘一根头发什么的，待进门时先检查一下记号是否动了，以判断是否有人进过家门。
史瑾这些天也没闲着，狡兔三窟，她已经调换了数家旅馆、招待所，使用的是用“护身法宝”伪造的不同的介绍信。常常是同时登记了两处住宿处，白天黑夜轮换着住上两三天，然后再去登记两家。这些旅馆、招待所，有的在市区，有的在近郊，比如高桥镇上的“跃进旅社”就是她这天上午刚去登记的，原准备明天过去住，现在看来得提前入住了。当下，史瑾就招了一辆出租车，载上曹少珍一起从外滩前往高桥镇。
史瑾对高桥镇不算陌生，上午她去高桥登记旅馆时，已经镇内镇外转了一圈。曹少珍拜托她的这份熟悉，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史瑾让出租车在高桥轮渡码头外一百米停下，此时夜航轮渡还没结束，码头外面有一些出租车、三轮车和私自载客的自行车。两人下车后，往前走了一程，招了辆三轮车让往半里桥去。半里桥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座横跨于落叶塘之上的小小公路桥，就在镇外半里地之处。离桥不远的几个方向有一个小村庄、一家部队医院、一个油库，因此即使夜晚有人要去那里三轮车夫也不会生疑。
半里桥是曹少珍的生命终点。两人上桥后，史瑾说站一下，等一个人。曹少珍不知自己死期临近，按照特务行业的规矩，还不敢问等谁。这时，史瑾开口说：“嫂子把你的钥匙拿给我，我的一个手指甲裂了，修剪一下。”曹少珍的钥匙串上是有指甲钳的，当下不疑有他，立刻把钥匙串掏出来给了史瑾。史瑾修剪后（本来不必做这个动作的，因为正好磨刀工老袁骑车经过，所以要稍待片刻再下手）佯装把钥匙还给对方时，以受过特工训练的那份敏捷和令人惊讶的力气，把猝不及防的曹少珍掀过半人高的桥栏，抛入落叶塘，当场淹死。
史瑾杀入灭口后，事儿还没有完，她的那些首饰和“护身法宝”是藏在曹少珍家的，她还得冒险去取，之前拿钥匙就是为这。当下，她急奔到码头，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四川北路武进路口，下车后步行前往北火车站，买了一张次日凌晨四点多开往外地的火车票（作为退房的理由，免得引起怀疑）。然后去旅馆拿了行李（即陈嫂看见她拎的那个小皮箱），退房步行到北站，在候车室里待到将近四点钟。当搭乘该趟客车的旅客开始检票上车的时候，她悄悄离开了候车室，随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虹口区祥德路。史瑾觉得自己这时去曹少珍家颇有些冒险，但这个险必须冒，否则往下她就没法活动了。
这个时候，闸北分局已经获取了李思宝、卢学仁两人的口供上报市局，市局正在调兵遣将组建专案组，尚未来得及前往曹少珍家实施拘捕（当时不知她已死亡）和搜查。所以，史瑾在检查了曹少珍留在门上的暗记确信无碍后，用曹少珍的钥匙开门入室，没取曹少珍的任何东西，单单拿了寄存的首饰和“护身法宝”，因为下雨，又顺手拿了一把雨伞匆匆离开。
本来，史瑾是准备立马逃离上海的，可是考虑到自己已在高桥登记了旅馆，不辞而别肯定会引起怀疑，于是决定还是过去一趟。想想曹少珍的尸体没有那么快浮起来的，就干脆在房间里美美地睡了一觉，将近下午三点才退房离开。之后几天，她在苏州、无锡、常州转了一圈，返回苏州后又乘内河轮船到杭州转了三天，给上海警方布置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史瑾已经来过一次上海，并且联络上了三轮车夫纪博士。然后，她去了趟苏州，专为寄出那封用左手写的举报信。
在苏州，史瑾有了一个意外惊喜。她在去寒山寺闲逛时，遇到一个失恋的无业女青年殷菁，在枫桥上哭哭啼啼地要投水自尽。史瑾凭着专业特工的那份口才，没费多大劲儿就劝消了对方轻生的念头。她自称是外地某保密工厂的干部，让其跟着出差，如果她愿意也可以到保密厂工作，当然，这是要通过政审的。殷菁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是经得起政审的，当下欢喜万分，就跟着史瑾到了上海。
这样，史瑾就有了一个蒙在鼓里的助手，她指使殷菁出面与兰轮车夫纪博士联系。后者的职业使史瑾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与潘、楚、洪三人联络的最佳人选。被捕的时候，史瑾就是派殷菁去把纪博士带至地下榻的海军招待所来交代使命的。
至此，这起敌特案件的侦查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史瑾在一年后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纪博士以及之前被捕的卢学仁、李思宝，分别被判处九年至十二年徒刑；殷菁被判刑五年；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三人，经查史瑾还尚未与他们联系，并不知晓且未曾参与其特务活动，拘留审查后即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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