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雄人们都知道“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典故,它的由来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叫左思的文学家,他曾作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静宁县城也出现过“洛阳纸贵”的局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素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于右任先生1941年秋,从重庆到西北考查,10月2日,他乘车从西安出发,假道静宁探寻“外家”,当时慕名而来的人们好像过年一样,奔走相告蜂拥到静宁县城挤满了大街小巷,敲着锣打着鼓,期盼和欢迎于右任的到来人们纷纷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宣纸请这位做了大官的“外甥娃”写字,于右任面对“娘舅家”人,盛情难却,一连写了数刀宣纸,一时间静宁县城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所以直到今天,相对其他地方而言,静宁县留传下了较多于右任先生的墨迹,1999年5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8开精装本《于右任静宁墨迹选》就是最好的佐证，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于右任断头?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于右任断头
朱克雄
人们都知道“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典故,它的由来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叫左思的文学家,他曾作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静宁县城也出现过“洛阳纸贵”的局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素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于右任先生1941年秋,从重庆到西北考查,10月2日,他乘车从西安出发,假道静宁探寻“外家”,当时慕名而来的人们好像过年一样,奔走相告蜂拥到静宁县城挤满了大街小巷,敲着锣打着鼓,期盼和欢迎于右任的到来。人们纷纷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宣纸请这位做了大官的“外甥娃”写字,于右任面对“娘舅家”人,盛情难却,一连写了数刀宣纸,一时间静宁县城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所以直到今天,相对其他地方而言,静宁县留传下了较多于右任先生的墨迹,1999年5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8开精装本《于右任静宁墨迹选》就是最好的佐证。
于右任先生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县,母亲是甘肃静宁人。1870年即同治九年,静宁一带发生大旱,于右任的母亲随家人一路逃荒到陕西,后嫁给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有先生的《牧羊儿自述》为证,其中记载:“先世来甘肃省静宁县,余始居陕西省斗口村,后迁居三原读书,应试又成为三原人”。又记:“我尚未满两周岁,吾母逝世时寄孤于先伯母房太夫人抚养,伯母爱护我犹如亲生。关于先慈一切我全不知道,只记得伯母对我说陕乱平后,汝外租由甘肃静宁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行至长武、邠州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疼不能行,恐连累三人同饿死,故忍弃山谷道旁。”实际上先生曾于1923年和1941年两次来静宁寻找舅家,都未找到。先生在静宁探亲时留下了四首诗词,分别是:“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部枣熟射林鸦。天荒地变孤儿老,零涕归来省外家。”“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少人行处独吹笙,报答娲皇炼石情。缺憾岩孔容易补,思量往事泪盈盈。”从先生的这四首诗词中,可以看出其在静宁探亲时的沉重心情,即使在这样的清醒下,先生依然不顾旅途劳累,潇洒泼墨,给 “外家”静宁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墨宝佳作。
的确是“字如其人”,于右任先生早年满带“碑味”的行草书,独具风格,尤其是行书,中宫紧促,结构多变,在看上去不经意的把握之中,却显现出了一种奇绝、从容大气的效果；中年后,于右任先生开始转而专攻草书,风格多变,取各家之精华,自成一派；先生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先生基本上写的是不相连属的今草,但他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先生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于右任先生在干事做人上也是追求一流的。先生在兰州任职演讲时,操着一口陕西话说:“陕西是我大(父亲),甘肃是我妈,我是大西北的儿子,是中国的儿子,我忘不了父生母育之恩。”铿锵有力的话语感人至深。先生在游览兴隆山时曾感叹:“好一个锦秀河山!”后来,他拜谒了成吉思汗灵榇,观看了成吉思汗使用的戈矛等遗物,当时正值全民抗战,联想到大好山河正遭日寇的践踏,先生有感而发,作了《越调?天净沙》:“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曾与于先生会谈,因毛泽东与于先生皆深谙诗词之妙,故谈兴甚欢,毛泽东称赞这首小令末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
今天我们在欣赏先生书法真迹,品评他创立的“标准草书”给人以巨大震撼的同时,透过墨迹之后,依然强烈地感受到先生淡泊名利、俭朴自敛的高尚品格。正如先生曾说的:“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而这两颗印章,一枚即是其在书法作品上常用的“右任”,另一枚则是“关中于氏”。特别是“右任”这枚印章,对于人们鉴定其书法的真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时下流传的一些“写字的人”将“印信”交与内人保管,若要在自己写的字上盖章,则要一手交钱一手钤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不时听闻先生的作品亮相于一个个拍卖会,而且价格与日俱长。至于那些由夫人盖章的书家,只会徒留遗笑千年的笑柄罢了。
综观先生的一生,似乎更有着丝丝悲情元素。到了晚年,在台湾的他常思念祖国大陆。作为书法家和诗人,于右任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代开山立派的大师,即使长期历任政府高官,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财物,随身的小箱空空如也,他曾书嘱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年名”,但在临终时仍然言由心生地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海茫茫,山之上,有国殇”这样令人扼腕的嗟叹!这首《望大陆》其乡思之苦,溢于言表,早已成为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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