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德国，陈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人合影。
傅斯年（左）与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猛先锋、“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文章中，为“五四”辩护，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并回应“五四”的争议。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社会各界对动机没有异议，肯定是忠诚爱国；对行动却有争议，例如殴打、火烧、捣毁家具明显是暴力；对成果也有争议，例如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对外来思潮的过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叱咤风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蒋梦麟语），在北大求学时就是个风云人物，天赋、才华、锋芒已淋漓尽致地展现。胡适称他为“北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邓广铭早在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塾师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无论褒贬毁誉，无论政治立场，傅斯年必定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能绕，也绕不过。
书生意气，弄潮“五四”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京学生发出正义的怒吼。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在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可见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
5月2日，蔡元培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此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暴动”，时间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时，经蔡元培批准，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决议次日联合各校游行，当场公推傅斯年等20个委员负责召集。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锡朋。下午1时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在天安门短暂集会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前往使馆区，但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四个学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警察（代表政府）拦在东交民巷入口，阻挡学生的爱国行动，逼迫学生撤退和解散。个体和国族的尊严受到进一步刺激伤害，学生愤怒情绪在酝酿、在膨胀，游行秩序开始失控。国家快亡了，此时不起待何时？随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其实，傅斯年对攻打赵家楼一事有保留，和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担心发生意外，“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见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他只好带队前往曹宅。
随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情况。傅斯年离开之时，赵家楼已烧了起来，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表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
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偏偏没逮住傅斯年这位“带头大哥”。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由烧代表名单免除证据后患、在外避风头躲追捕两个细节，可知傅斯年比同龄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机意识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细节。
北京学生“五四”游行之后，全国城市（尤其上海）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承受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压力，6月28日，其代表团终于在原定签约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政治抗争和思想启蒙最直接的胜利果实。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五四运动之后，他的信心开始确立，“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傅斯年《“五四”偶谈》）；“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从赵家楼回来的次日就与运动脱钩。导火索是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与傅斯年冲突的对象，傅乐成说是胡霹雳，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说是许德珩。冲突的程度，有说傅的眼镜被一掌打掉，有说傅挨了耳光。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
性情中人，毁誉参半
批判拳头，不能代替拳头批判。说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干过。他直率冲动、好辩好斗。
《新青年》编辑、留学后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仅43岁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泪数次，称刘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
年轻时的傅斯年不仅会打架，而且会撒泼。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时，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没占到便宜，转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学教授罗家伦、何思源，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兄弟们帮他去打架出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0余岁大学教授的行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运动只是表因，还有三层内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时更情绪化。罗家伦说傅“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段锡朋当时在北大的名气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国民社。北大学生本来要推傅做刚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傅挨了一拳撂挑子，结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适影响，对学运保持距离，更不支持罢课。五四运动后期，北大学生罢课。许德珩晚年回忆，“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先生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
其三，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张国焘等5名北京学生代表，随蒋梦麟到美驻华使馆，欢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双方交谈时，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因为他是《新潮》主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力排众议，说：“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他在学问上豁然开朗、开天辟地。
傅斯年树大招风，何止留学遇险，校内外都有非议。“平日任气使性，不知人情为何物，故获怨于人者尤多”，匿名恐吓信就收到两三封。“自《新潮》出版，波澜层生，即同学中非之恨之者亦复大有人在。”段锡朋曾对傅斯年、罗家伦说：“二兄持新文学，反对之者引为众的。”
他还常被谣言中伤。有人声称，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陈独秀、胡适对此很气愤，分别为北大出众的学生辟谣。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公开驳斥：“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新潮”涌动，爱深责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尺，相互呼应，同仇敌忾。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中的意见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他抨击我国汉朝之后的文学，“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又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糟粕”，例如鼓吹专制、压抑个性、培养奴性。新文化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就主张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倡导青年学生“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年纪轻，易冲动，思想难免激进纠结。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写《万恶之原》的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断言中国家庭一无是处，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也许他有包办婚姻失败的切肤之痛，文末鼓吹解决的办法：“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爱之深，责之切。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猛烈、激进的炮轰，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济分析，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动机，“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全体人类的一面”。傅斯年以毕生的精力，追寻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长处，诊断和反省其短处。
这种表面矛盾、内核真挚的“爱深责切”情结，在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广泛存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探索实践弱国复兴、社会公共领域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试图通过自我救赎，再实现社会与国家救赎。胡适曾表白他们的共同心迹：“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称赞创办《新潮》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
清结旧账，开辟“新路”
王汎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英文论文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并在“结语”中将傅斯年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矛盾、挣扎、探索。并非傅斯年的个案，更是群体的宿命、时代的悲剧。傅所处的时代，先是外魔觊觎，晚清无能，丧权辱国；继而军阀混战，尔虞我诈，生灵涂炭；随后日寇入侵，狼烟四起，山河破碎；接着国共内战，两岸对峙，敌意难消。
此时中国受尽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国贬称为“东亚病夫”，几乎失去自我净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处于微弱星光下的命运十字路口：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未来还有光明吗？需要一个简洁、有力、生机的答案，需要优秀知识分子首先作出判断和选择，需要方向感、节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发力、持久力，这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经学功底深厚，又狠批传统文化；既个性张扬，又尊师重孝；既拥护全盘西化，又强烈爱国救国；既要自由主义之民主，又要社会主义之平等；既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又为俄国革命叫好甚至向往。“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他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长期有争论。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和自由主义领袖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无政治势力策划，与政治派别都没关系。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罗家伦证实，“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和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五四运动24周年、25周年，傅斯年连续写纪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现实价值，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为颠覆军阀之前驱”；这个运动的历史价值，是“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崖层”。五四运动彻底检讨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1944年，他清醒地说：“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旧全称的、无择的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他一方面承认当年“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另一方面也为此辩护：“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过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的“两难”无所不在。
时间公正，人心柔软。政治斗争的浓雾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渐复原、清晰。傅斯年、鲁迅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然因交恶分道扬镳，但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强调两遍的一段话，评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后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良苦用心颇为贴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觉的傅斯年，手执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语），上下求索，踟蹰而行。
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原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5月4日，“星期论文”栏）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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