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云：“俗，风俗也”；《荀子》说：“俗，谓民之风俗也”。
风俗所习，概一国或一地人民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文化习性，其体现于民风、节俗、礼仪各个方面，数辈积淀而来，已然融入于一国或一地之文化传统，无不印刻着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节奏和传奇智慧。
故而2006年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时，人们所熟知之“楹联”这两行文字，不是以传统文学之一种文体入围，而是被列入到“民俗类”之“楹联习俗”（项目序号：510、项目编号：Ⅹ-62）。即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角度考虑，流传千百年而经久不息，广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乃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撰制、书写、张贴楹联的风俗习惯。也正因为其民俗性，楹联才能得以流传千载，生生不息。
汉代《风俗通义》中记载：“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乘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这是关于“桃符”的最早记载之一。从那时起，我们现在已经能认定，由“桃符”演变到“桃符文辞”，再到“祈福”文字，再到“春联”的雏形，虽经历千载，但楹联起源受到文学性与民俗性双重因子的作用已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不过，相较于其他对仗文体，楹联的形成相对较晚，仅从目前已知的材料，却只能证明到唐代后期才出现早期的对联雏形，宋元以来，流传至今的所谓“楹联”多不经考证，能够坐实的例子十分鲜见，而人所熟知的王安石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得的确是祈福用的“桃符文辞”，而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春联”。不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窥探的到，至少在王安石那个时代，贴桃符等对仗文辞于门的习俗已经广为流传，贴联于门的习俗或许此时已出现，或许此后不久将相伴而生，直至演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春联模样。
当前楹联史研究者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楹联的真正成熟期到了明代中期，大约1550年前后，出现了成型的个人联稿，如李开先（1502—1568）《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成型的对联集锦，如刊刻于明万历年间的《精刻芸窗天霞绚锦百家巧联》，已收录医士联、追挽联等细分门类。步入清代，楹联习俗已十分普及，清人赵曾望在其《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中记到：“楹联小道，亦有风气存乎其间。”有清一代，我们可以从流传至今的楹联书籍，来一窥当时楹联习俗的普及性。如乾隆癸卯出的《类联集锦》、嘉庆庚申出的《对联精选》、同治甲子出的《汇选各项通用对联》，再到此后1914年的《国民适用通俗对联新编》、1925年的《分类实用楹联大观》、1930年的《应用联语粹编》等等；及至1949年后，即便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传统文化被搁置，我们依旧能够从历年出版的《历书》中，看到“农家春联”“革命新春联”“日用百姓春联”的影子；再到“破四旧”的特殊时期，楹联习俗已经仅剩部分特定条件下的春联和挽联，即便是千家一律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革命性极强的“口号”，也表露出楹联习俗其实一直得以保存；而在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则仍然一如既往地编印着《婚丧喜庆对联汇编》《实用对联集成》这样“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实用文本；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编印对联集锦或是手抄各类对联，又成为一时之尚，1980年代便能在江苏、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的书摊上看到新出的《婚联喜联萃集》《古今实用对联集锦》《实用对联》等集锦类的联书。据著名楹联学者常江先生所著《芸楼联目》，其收录古今“民俗实用类”楹联书籍达到296种，而据笔者多年收集整理楹联书籍资料的经验，这也只是历代实用类楹联书籍的一部分而已。通过梳理这些脉络可以得知，由于楹联习俗的深入人心，至少自明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专门用来收录实用类楹联，便于民间百姓使用的楹联书籍，这类书籍流传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至今仍发挥着“应用文”的作用。而张帮教所辑录之《对联大观》、曹汉勋所编著之《新编应时对联》，便是这千百联书中，于平凉大地绽放的几朵彩花。我们看新整理的《华亭对联大观》，从实用的视角，分为戏台联、婚姻联、谢雨联、丧联、庙堂联、守制联、营造联、寺庙联、生意联、春节联、医药联、谐趣联、嵌姓联、滑稽联、讽刺对联等诸类，基本都是历代实用联书的大体类别，只是作者特别突出了谐趣滑稽类的对联，多添了几分生趣。其中如所录滑稽婚联、吸烟联等，还是带有“颜色”的低俗联语，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俗类对联在选编原则上，更为因“俗”而市井化的一面。
民国人秦同培在其《撰联指南》序言中，就楹联习俗的广泛性有一段精彩论述：“婚姻诞育则用以致欢贺之忱，寿考大年则藉以尽祝颂之意，吊唁乃托为哀思之寄，垂诫亦用书劝勉之文，遇名山之胜而即景摅怀，感往迹之陈而因情寄慨……”他几乎概括出楹联在婚丧寿喜等领域的特有功效，并进一步说“顾社会普遍应用”。这一点，几乎与他同时期的华亭名士幸邦隆，在其《楹联丛稿·序》中也谈到：“楹联为表示文明精神之一种，由盛唐迄于民国，用之未尝少衰。余自师范毕业，膺务教育，对于家庭需要，社会应酬，时有撰联。”故而幸邦隆十余年间，在应酬频繁之中便撰联不少，他先后于民国中后期成稿的《三乡文集》与《中和惜阴录》，所收楹联累计1200余副，创作数量之庞大，正是达到了同时代人所说的“几无日无之”（民国慕寿祺《求是斋楹联汇存》）。其中，多数仍是教育、喜庆、哀挽、神祠、店铺、戏剧等日常实用主题。而翻阅较他稍晚成稿的曹汉勋《新编应时对联》，依然是基于实用基础上的“应时”交际用联。只不过相对于普通“乡村文人”，受过正规教育、担任过地方职务已晋升为“乡绅文人”的幸邦隆、曹汉勋等前辈，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些文人抒情的题咏之作，反映着他们另一面的生活情趣。翻开这部《民国华亭楹联丛书》，幸邦隆、曹汉勋、张帮教、高文斌，他们前后历经百余年，都在用两行文字，记录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记录着他们的生活，记录着周边每一个人的过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曹汉勋《新编应时对联》就记录了这位人生波折的前辈，其生活的酸甜苦辣，书中包括春联、寿联、挽联、婚联、祠庙联、行业联各个门类，而婚联又分迎亲、娶亲、纳妾，挽联又分哀挽、归殡、周年祭祀、宗教羽化，他有意无意将生活中的每一项习俗都用联语体现出来。当然，更多地体现出他的交际往来和生活日常，如同学三周年的纪念、县政府礼堂的追悼会、乡邻儿子完婚、宗教聚会、警察局成立、纪念剿匪阵亡将士、小学过儿童节、朋友家添置寿材等，经他的笔写出来，记录并得以流传，均是当时县域生活的一个缩影。总体来说，这部《民国华亭楹联丛书》所录的五部联作，均能紧扣楹联习俗、日用应酬这条主线，虽作者各异、经历有别，而在楹联文化传承演进的过程中，其立足于华亭一地，所起到的文化传承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华亭，陇东小县，又何尝不是整个甘肃、整个西北，乃至神州大地楹联习俗流传演进的缩影呢？
在楹联习俗流传中，还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就是由于古代刻书制版耗财费力，故而刻本书籍流传有限，这便又催生出一个反映楹联习俗的鲜活实例——楹联手抄本。为了方便使用，买不起书或是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原书的不少人家，只要识得字，便会自己动手从别处书中抄写联语，或甚至是逢年过节、遇到婚丧寿喜，逐门逐户积年累月地去抄，久而久之，积攒为厚厚一册，也基本能满足自家，乃至周边邻里，乃至整村整社，乃至十里八乡、祖孙几代人的日常使用。一般这样的差事，都会落在村里“秀才”身上，他们多是私塾先生，一本本经他们整理的手抄本，也便同正式印行的联书一起，承担起传承楹联习俗的历史重任。甚至他们的选编原则比起正式印行的联书会更为灵活，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或是地方特性，夹杂一些其他实用的内容，故而我们在曹汉勋《新编应时对联》后，看到了同时录入的祝词、祭文、谜语，张邦教《华亭对联大观》后附录着二十四节气歌谣等杂诗。对于外地我缺少调查，不敢断论，但在甘肃乡间，承担起此类抄写、书写楹联任务的还有一个特定群体，那就是民间的风水先生，我们俗称为“阴阳”。抄录《华亭楹联类编》的高文斌、高财父子，便是这个行道的里手，在从事阴阳的四十余年间，因为满足各种“客户需求”，他们有意无意地抄录了民国以来散落在华亭及周边地区的实用对联千余副，成为走村串户的阴阳先生，日常为乡民祈福纳祥的“肘中方”。
细读之下也会发现，丛书抄录的不少对联，格律均不大工整，这也是民间联语的一个特征，既受到作者学养的限制，也因民俗文体的灵活性，使得这类联语之作者往往不去刻意追求辞章文采，则是以切题和寓意作为其根本宗旨，能切题者，以体现其量身定做之用心，能有较好的寓意，则可以更大程度满足楹联使用者的初衷。如曹汉勋为某家之母三周年所作挽联：“归西天三载荏苒；仰慈范百世留芳”，为某商铺联：“金玉满堂祥兴市井风气；发达商业号称经济学家”，于格律讲，均存在瑕疵，但从立意来看，无疑是深受民间喜爱的“应用体”，直奔主题，用意突出。这类楹联往往为了切题，有时甚至不惜“合掌”，而为了体现好的寓意，有时也不惜笔墨，更难免夸大其词。这既是“应用体”联语的特点，也是它的弊端所在。但不可否认，数百年来，这种应用体联语的写作特点一直深受民间喜好，就像是大红大绿的年画，十分鲜艳夺目；乃至今日，最受欢迎的楹联依旧是印制的十分精美，甚至带点花哨，文字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之类的句子，也许这正切合了广大民众对于幸福美好的真实渴望，在没有一定修养，不懂得赋比兴的含蓄美时，不如外放洒脱，直奔主题，祝福的楹联就是要捡好听的说，哀挽的楹联就是要铺陈出绝对的痛苦。或许也正基于此，楹联才能既阳春白雪于文人案几，又下里巴人于阎闾巷陌，千百年来，文学性与民俗性共同促成了楹联文化的历次繁盛。
一部《民国华亭楹联丛书》浓缩着习俗，浓缩着历史，更浓缩着生活。而此书的编辑者王继儒先生，恰好也正是受到这股流传百年的文脉影响，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收集乡邦楹联文献，每每如获至宝，不辞劳苦，终有所成，他也和张帮教、高文斌他们一样，在日渐式微的文化环境下，为抢救楹联习俗这一文化遗产贡献了一份力量。随着以后科技突飞猛进，时代潮流演变，我们真的难以确定，未来之人是否还会坚守这些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或许以后要看到粘贴的楹联，只能去博物馆或是在影像资料里，这将是这个民族多大的悲哀！因为中国之习俗，恰是中国区分于异国的显著标志之一，倘未来人类均在科技演进之下全球趋同，各国人衣食住行乃至生活习惯别无二样，则“中国气派”如何体现，中华文脉又将何以传承。故而王继儒先生肯于故纸堆中找到这些不合时宜的文字，加以整理，使之流传广大，则是我们同道中人的一个共同希冀；故而王继儒先生嘱我作序，便忍不住借题发挥，拉拉杂杂说这么多无用的话，也是为了向华亭那些致力于楹联文化普及的前辈们致敬，为这千百年来的习俗至今还不至于消亡而鼓与呼。
故而我以为，此丛书最大之意义，不仅在赏其文辞，更在于存其习俗，以示吾国楹联习俗于民间之勃勃生机，以传吾国楹联文化于地方之殷殷余脉也。
是为序。
二〇二〇年元旦于河滨好联轩
王家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中国青年楹联研究会会长，甘肃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全国“联坛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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