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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为南开奉献一生的张伯苓一大早就收拾好，准备去往南开中学参加校庆，然而，他的儿子却一脸为难的拦住他说：您就别去啦，他们不太欢迎您。张伯苓的儿子之所以拦张伯苓，是因为一天前，南开中学的人专门找到他说了一句话。身为“南开之父”的张伯苓到了晚年被南开拒之门外，就连他死之前的遗愿“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都被南开拒绝。是什么事情让南开的人对张伯苓如此残忍？
1876年，张伯苓于天津一秀才家呱呱坠地，原本家里人盼着张伯苓能像他父亲一样读书从文，可偏偏张伯苓从小就好武。
十五岁时，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在那里张伯苓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他一心想为国效力。
学习两年后，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张伯苓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终于能在军队里大展拳脚，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锤。他看到了清政府海军的羸弱，看到了北洋水军的落败，士兵们无精打采，有的腰里还别着烟枪。
在接下来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对于一心报国的张伯苓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1898年7月，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目睹了整个交接仪式。
他亲眼目睹了国旗三易！头一日降下太阳旗，升起清朝青龙旗，第二日，青龙旗降下，米字旗升起。
英国兵与中国兵同列，英国兵体魄魁伟，穿戴庄严，趾高气昂，中国兵穿着胸前绣有"勇"字的破旧兵服，满脸麻木。
盘旋在张伯苓脑海中的只有羞耻与痛心，他想到了严复，想到了《天演论》，想到了变法图强与维新运动，想到了"西学与改良"，想到了"开民智"。
他觉得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培育健全的国民，发展教育。
从那天起，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发展教育，救国救民。
张伯苓深感海军报国无望，于是张伯苓回到了天津选择了退役，并且开始从教。而也就是这时候张伯苓认识了严修，两人意气相投，并且都认为倡导新学很重要，尤其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的时候张伯苓前往日本，在看到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的景象，更是坚定了张伯苓投身教育的想法。
就在日本考察结束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将自己的私塾合并，随后成立了私立中学堂，同年招收的第一批70多个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金邦正（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三年之后又前往天津的开洼地建立新学校，改为南开中学，周恩来作为第一批学生入学。
当时周恩来的家庭十分清贫，张伯苓得知他经常在学校外吃白水煮豆腐充饥，就免去了他的学费，而且经常邀请他去家里吃贴饼、熬鱼。课余时间，张伯苓还经常去周恩来家里师生长聊，谈论国事和政治。
1917年，张伯苓辞去了南开中学校长的职务，赴美国开始留学生涯，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杜威等名师，学习近代教育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并考察美国大学及中小学50多所，研究办学宗旨、教学理念等。
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1919年初，张伯苓开始筹建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共96人，周恩来也在其中，学号为第62号。
那时候的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几乎可以说是张伯苓一手创建的“私人产业”。
在回忆与严范共同筹建南开大学时，张伯苓形容自己到处“乞讨”。
筹办学校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在搭上所有身家之后，张伯苓开启了一条“乞讨”之路。
张伯苓奔波于政界军界，到处请人捐款。
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张伯苓几乎来者不拒，就连当时的卖国贼曹汝林的钱，他也收下了，足以看出他当时筹办学校的急迫。
有人说他已经不顾体面，张伯苓却说，鲜花也不妨用粪水浇灌。南开大学就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一样，在张伯苓的一心筹办下，终于创建起来了。张伯苓将募来的资金都用在办学上，要是把学校的资产都算在他名下，他就富甲一方。可他没有为自己蓄一点私产，他说：“我用不着攒钱！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有钱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我只要教给他们一些德行，让他们一生受用就行。”
后来担任中国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曾就张伯苓与他的南开大学有过如下评论：“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的呼吁，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
可见张伯苓彼时的困境，而张伯苓也说：“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是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从此句对张伯苓当年的困境可见一斑。
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开办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周恩来因为领导参与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奖学金资助他去留学，回国后周恩来考入南开大学，并成为张伯苓眼中“南开最好的学生。”
张伯苓办学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首先他有感于国人身体之孱弱，提倡"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以期学生有坚强的体魄、强健的精神；其次他极力推崇科学，南开学校成立之初，便从日本购回多种理化仪器，而后历年添置；不止如此，南开系受外辱刺激而产生，因而他格外重视爱国教育，带领学生了解国际形势，分析中国现状，矢志培养学生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现如今，翻开当年师生名录，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卓有成器的人才，在目录上耀耀生辉。
里面有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的科技工作者、人文科学著名人士等等，数不胜数。我们熟知的周恩来、曹禺、老舍等都是南开大学出来的。
身逢乱世，国家前途命运未卜，南开的命运亦在风雨中，无法预料。然而，不管环境有多么艰险，张伯苓始终坚持一颗教育救国之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遭日军飞机炸毁，大学部最后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还要求学生能够打破保守，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有人称赞张先生是魔术师，张先生笑呵呵地说：“不，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还是会站起来的！”
张伯苓还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1944年4月17日是南开中学40周年校庆，同时适逢张伯苓寿诞，周总理专程前往祝贺，与同为南开校友的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相遇。两人把老校长扶上滑杆，抬起走了一圈，众人鼓掌叫好。有人赋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回到天津，受到南开校友的热烈欢迎。不久，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张伯苓任校长，他慷慨激昂：“我要为南开再努力干15年。”
后张伯苓赴美治病，将军诶是又派人探望，并送去一千五百元美金作为医疗费。
1948年6月，蒋先生几次邀约请张伯苓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甚至写来了亲笔信。他虽本无意从政，一心只热枕于教育，但实是盛情难却，最后只好勉强答应。他答应的同时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政府任期仅为三个月，二是希望仍兼任南开校长。
这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也成了被南开拒之门外的理由。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此时的张伯苓先生避居重庆，周总理给张伯苓传消息：“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收到消息的张伯苓知道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关心，使得决定留下来。
重庆解放后，张伯苓与学校董事会商议，将重庆南开中学无偿捐献给政府。当他告诉妻子这一决定时，妻子不快地说：“南开学校可是你的命根呀，你为南开学校服务一生，怎么舍得呢？”
张伯苓爽快地说：“有啥舍不得的，南开学校是私立不是私有，捐给政府，我放心。”
妻子又迟疑道：“那孩子们呢？”
妻子的意思是，总得给孩子们留些财产吧。可张伯苓的态度却是：“对于孩子们，留德不留财。”
这就是一个教育家的财产观。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抵达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张伯苓刚刚抵达傅作义的住宅，总理就匆匆赶来迎接老师夫妇。
张伯苓在北京生活的四个月，周恩来经常去看望张老先生。
1950年南开校庆，他早早准备去参加相关的活动。10月16日的晚上，一位来自南开中学的老师夜访了张伯苓的家，不过他是来找张伯苓的第三个儿子张锡祚的。他来到张伯苓的家后，就拉着张锡祚去一旁谈话，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让校长张伯苓不要去参加明天的校庆了。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开中学。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张伯苓为此内心痛苦极了，但外表依旧保持着镇定，一点儿也看不出颓唐的样子，在家中依旧谈笑风生。
而没去参加南开中学的校庆这件事，也成为了张伯苓一生当中的遗憾。他埋骨南开的遗愿也被无情拒绝。
张伯苓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教育中，包括钱。退休后连工资都不要。
1951年12月23日，张伯苓先生逝世。张伯苓先生生前给孩子留言“留德不留财”，最后他也遵循着他自己的理念。他去世的时候，房无一间，田无一亩，只有口袋里的六块九毛钱。就是这样一位将自己一生奉献于教育，却为人清廉的先生感动着一大批人。周恩来先生为他写挽联，蒋介石先生为他填写悼词，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也要专门刊文一篇，来报道他离世的消息。但在国内几乎没有报刊报导，甚至参加他追悼会的人只有350人。
1986年，张伯苓先生的遗愿在他逝世30多年后终于得以实现。人们在他亲手创办的南开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他的铜像。将他们夫妇两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他终于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可能很多在南开读书的学子都不知道，他们的老校长的墓地就在校园内。具体位置是南开大学蒙民伟楼前面的小花园里，思源堂的前面。
张伯苓一生，多专注于南开，少与政治有涉。晚岁在政治风浪中跌宕起伏，更有非个人所能掌控的因素。
但无论怎样，张伯苓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爱国者、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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