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二)

陈 辉

肖华是总政主任,《长征组歌》歌曲的创作和演出首选应该是总政歌舞团,为何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拿下了《长征组歌》?这是观众多年来的迷惑?其实当年肖华有着两个选择:总政歌舞团和战友文工团分头创作。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作曲是战友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另一个版本《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是总政歌舞团创作的。这两个版本都是肖华作词,内容基本相同,但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却截然不同。

长征组歌对应的历史事件(四位作曲家与长征组歌的故事)(1)

肖华与四位作曲家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生茂、唐诃、肖华、晨耕、遇秋。

1964年,肖华在病中创作了12首的《长征组诗》。同年11月中旬,肖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将这部长诗交给他们,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

肖华明确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长征组诗》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

长征组歌对应的历史事件(四位作曲家与长征组歌的故事)(2)

肖华还从总的指导思想上,对谱曲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要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高度去理解长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谱写长征,要生动地反映长征生活,热情地歌颂红军英雄。

二、《长征组歌》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了歌颂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为了给后人提供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我们要努力写好《长征组歌》。

三、《长征组歌》应该写成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性的大合唱。具体要求是好听、易唱、亲切、动人。

为了让作曲家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有创作的空间,肖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因此,后来两个版本的歌词也略有不同。例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

《长征组歌》的两个创作班子分别开始谱曲。后来,肖华到青岛去疗养,还要把总政文工团的创作班子召到青岛去,一同研究《长征组歌》的谱曲问题,可见肖华对总政文工团的创作也是高度重视的。

这两套班子创作的两种版本即“总政版”和“战友版”的《长征组歌》,分别由总政文工团进行曲创作和排演。“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战友文工团创作、排演、推广。

当时,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和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刘佳向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汇报了肖华赋予的《长征组诗》作曲和演出任务,他俩当即表示支持。

长征组歌对应的历史事件(四位作曲家与长征组歌的故事)(3)

1941年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小演员合影

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是1937年12月11日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1948年8月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3年成立总政文工团,想把它成建制带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不同意。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5月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被命名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四位著名的作曲家。经过讨论,四位作曲家认为12首的《长征组诗》最后两首《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10首谱曲。

长征组歌对应的历史事件(四位作曲家与长征组歌的故事)(4)

作曲家:晨耕

四位作曲家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共同推敲,反复修改。他们在借鉴红军传统歌曲的基础上,分别揉进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族曲调。

同时运用多种音乐手段,在混声乐队中,有西洋管弦乐器,也有民族乐器,如打击乐器大中小钹,云南傣族锣,陕西秦腔低音板鼓,五音鼓、中音鼓、竹板等。

四位作曲家作曲的十个曲目各有特色:第一曲《告别》过门采用二胡和琵琶,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开头用西藏风味音调,第二句用华北蔚县秧歌,第四句用云南风味音調;第四曲的三弦,第六、七曲的竹笛独奏,第七、八曲的板胡、唢呐独奏等民族风味很浓;第七曲《到吴起镇》由唐诃和生茂分头写,后来唐诃觉得生茂写得比他的好,就主动放弃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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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生茂

第七曲的前奏曲是生茂1950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写的小提琴练习曲,包含陕西戏曲眉户调,山西南路梆子、蒲剧,以及加工的秦腔等;第八曲《祝捷》要区别第七曲的陕北风格,唐诃根据湖南花鼓戏改编,以湖南籍女战士的身份讲述。

第九曲《报喜》生茂写成女声二重唱,用苗族和声写了前四句,很满意,但如何发展写不下去了。睡一觉起来,灵感又来了,用节奏性的苗族舞蹈,不厌其烦重复48小节,然后用同一音型拉长两拍,作为轮唱变化,接着还用原音型,加快速度,再唱32小节,最后改成44拍,以整齐节奏象征红军前进的步伐,将情绪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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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李遇秋

李遇秋在伴奏、配器方面有特长,负责《长征组歌》全曲的统领。

为了修改乐谱,四位作曲家不仅在排练现场听取演员的意见和建议,还走访了在北京的60多位老红军。那时,北京军区机关以及各军首长几乎都是参加长征的老战士,杨勇、张南生、王紫峰是红一方面军的,廖汉生是红二方面军的,郑维山、傅崇碧是红四方面军的。晨耕回忆:一个星期天,他来到军区司令员杨勇家。正在菜地干活的杨司令员把他请到屋里说:“关于《长征组歌》,具体廖政委管,我从长征老战士的角度提两条:第一,我支持,红军应该写,红军长征更应该写。第二,我的意见是,这是一群革命人,要把他们写好,不写好对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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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唐诃

就这样,四位作曲家通力合作,反复修改,仅两个月就拿出了《长征组歌》第一稿。最后成曲后的布局是:第一曲混声合唱《告别》;第二曲二部合唱与轮唱《突破封锁线》;第三曲女声二重唱、女声伴唱与混声合唱《进遵义》;第四曲领唱与合唱《入云南》;第五曲混声合唱《飞越大渡河》;第六曲男高音领唱与合唱《过雪山草地》;第七曲齐唱与二部合唱《到吴起镇》;第八曲领唱与合唱《祝捷》;第九曲领唱与合唱《报喜》;第十曲混声合唱《大会师》。四位作曲家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965年4月下旬,四位作曲家专门到杭州为肖华试唱。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肖华边听边流泪。遇秋回忆说:肖华留我们住了10天,他每天讲解一曲。我们开始认为红军北上抗日,自然应该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肖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周恩来也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所以送别应该比较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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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长征组歌》首演。这是《长征组歌》之《过雪山草地》(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 摄

遇秋回忆说,第二曲为什么“路迢迢,秋风凉”?肖华含着泪说:“长征中两个地方牺牲最多,一个是封锁线,一个是雪山草地。敌人有准备,机关枪扫过来,我们的战士倒下一大片,后面又冲……连朱老总都亲自甩手榴弹。有关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重走长征路,草地上仍然有烈士的尸骨和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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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主任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李遇秋深有感触。

从杭州回京后,写总谱的任务就落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过的李遇秋肩上。老人回忆:“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开始创作”。

这期间,李遇秋经常是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也是小八路出身的李遇秋想起当年的情景说:“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就这样,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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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歌》曲目表

整个组歌最后还是定位为共分为10个部分,分别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历经半年时间的创作和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同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立即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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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长征组歌》首演。这是《长征组歌》之《遵义会议放光辉》(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保国 摄

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创作演出的同时,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相继作曲和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肖华观看了演出。演出后,周总理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说,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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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中,马子跃请老红军签名

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第一代合唱演员马子跃回忆说:“当时我们战友歌舞团的演员是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的这场演出,印象很深刻。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后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没有流传开,因此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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