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一直作为国产谍战剧的天花板让很多影视爱好者津津乐道。只是，真正的国共谍战并不是简单的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极其优秀的“职场剧”，穿了身“国共暗斗”的外衣。如果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静心去翻阅可见的档案，窥探过往中黑暗里的“角力”，你会发现，真实的“谍斗”远比编剧能想象出来的复杂、残酷、惊悚，以及今人无法想象的，对事业信仰的忠诚与执著。
英年早逝的中共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情报员赵孚民烈士就是这样的一个“暗夜斗士”。
赵孚民，山东泰安新泰人（今赵家栗行社区）。原名赵锡鸿，曾化名鲁南、赵伯、赵文伯。少时于教会学校就读，曾在济南市小张庄印刷厂学徒二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中国的侵略企图已经赤裸裸，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反日”，“抗日”运动。时年二十岁出头，正是热血青年的赵孚民当然对国土的沦丧感到切齿痛恨。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为救亡加入在其家乡驻扎的国民党山东保安司令部五旅。然而，中日全面战争一开，国民党的军队溃败不堪，赵孚民千里辗转于晋察绥一带。
侵华日军在攻破中国城墙后旧照
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面对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降军无数。而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逆流而上，挺进敌后，从“平型关战役”“响堂铺之战”“七亘村伏击战”等等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在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民族政权（根据地），让在侵略者铁蹄下煎熬的中国人看见了希望，看见了真正的民族脊梁。
“到延安去！”这是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响彻云霄的口号，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激励着广大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汇聚到延安-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核心枢纽，投身于中华民族为自由、独立，自强而战的大洪流中，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有生力量。
数万青年排除万难，甚至冒着巨大生命危险奔赴延安：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在朋友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后到达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国民党设立的封锁线，不少人遭受扣押；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带病前行。尽管各有各的困难，但却无法阻挡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漫画先锋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地在地上翻滚，亲吻着延安的土地。
在晋绥一带辗转的赵孚民同样也被延安所吸引，1939年，他只身投奔延安，热切地积极地要求加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上前线杀敌。
接待赵孚民的是延安交际处。延安交际处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党政军诸多机构中的一个部门，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其接待对象十分复杂，当时从国统区进入延安接触的第一站就是交际处，无论是自己人，还是爱国民主人士（如黄炎培、陈嘉庚等）、来访的国民党将领、国际友人等等，都由交际处负责接待。由于接待对象非常复杂，交际处工作人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技巧做好接待工作。
延安交际处旧照
交际处接待人员在了解了赵孚民的情况和他的诉求后，和他耐心地交流，说明正是国难当前，大敌当前，国共携手合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只要抗日的决心和方向是对的，都是为国效力，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做出贡献。
赵孚民离开了延安后，由中共关系介绍，进入了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的保安司令部，被委任为上尉书记。
而这位隐蔽战线英杰的情报生涯正是在这里开始起步。
这里要说到中共另一个情报保卫系统的“名将”李启明。
李启明老前辈旧照
李启明，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公安情报保卫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老前辈1915年生人，山西神池人。少年时代在山西太原一中求学时，读了河上肇（日共创始人之一）的书籍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吸引，开始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的活动。
1931年，于汾阳入冯玉祥所办的军官学校。
1932年9月，秘密加入中共，并从事中共秘密军运工作。
1933年，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4年，再入杨虎城举办的步兵学校学习。
1935年，至陕北回到红军队伍，任红26军42师3团连长，团参谋长，红军学校大队长。
1935年，陕北“扩大化”，李启明被人揭发是特务。李启明被捕，关押到了瓦窑堡，但从无审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改组和重建了西北政治保卫局，李启明便白天以犯人身份帮西北政治保卫局刻蜡版，晚上回牢房睡觉。西北政治保卫局的秘书耿红发现，在关押干部中，这个刻蜡版的年轻人，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纠正了对其定性的错误后，向保卫局的领导周兴推荐并调其加入中共情报保卫系统。
1936年，成为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西北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
1937年，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简称“边保”）秘书，（延安时期逐步升任科长，副处长兼延安军分区司令员。是当时情报保卫系统干部中最年轻的边保副处长）
1938年6月，李启明参加了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被称为保卫干部的“黄埔一期”，共有36人，其中8名女学员，包括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的卓琳。讲课的教师有陈云、李富春、徐特立、康生、潘汉年、李克农等。李启明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情报、侦察等业务知识。培训时间原本计划半年，但李启明在训练班仅仅学习了两个月，就被派到绥德独当一面开展情报工作。
1939年初，李启明以绥德警备区联络参谋名义与陈雷、林汝滨到达绥德。李启明在绥德开了个“抗敌书店”作为情报秘密点，书店中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青年学生。通过书店和其他关系，李启明认识了何绍南的副官及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赵孚民。李启明和赵孚民年纪相仿，又有着爱唱戏的共同爱好，遂经常来往，逐渐地，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绥德古城东门城楼老照片
李启明深入了解了赵孚民后，经过考察，决定将赵孚民发展成为中共秘密情报员。自此，赵孚民在中共隐蔽战线上迈开了第一步。随后，他继续发展了绥德专署传达长龚震，保安七团团副张振声、准尉特务长崔际州，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慕青成为边保的情报关系，以他为中心在何绍南内部形成了中共情报网。
不久，李启明在绥德又碰到了他七里铺一期同学毛培春。和他一样，毛培春没等结业，就潜伏至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二战区政治部的文工团。日军侵占山西之后，毛培春随政治部转移到了绥德，而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就是绥德专员何绍南兼任的。有了毛培春的帮助，李启明如虎添翼，并且通过在绥德建立的赵孚民情报网，很快掌握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十几万元、破坏边区的证据。（毛培春烈士，中共打入军统和胡宗南部的秘密情报员，在中共转战陕北时期，不幸被敌机扫射牺牲。）
毛培春烈士
当时，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及边区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市镇商业繁华，地理位置极为重要。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合作成立了绥德警备区，而时任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何绍南，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思团结抗日，却专以制造反共摩擦为能事，明目张胆地在绥德袭击八路军驻地，刺杀中共党政干部，还肆意贪污贩毒，串通土匪，祸害百姓。
当时在陕北有日本特务机构一个秘密情报点（麒麟命相馆），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破获后根据日特口供和书面文件，发现日军侵犯黄河渡口竟然是何绍南指使的！
何绍南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与侵华日军板恒师团长是同学。何绍南利用日军的力量，试图驱虎吞狼，让日军侵占黄河渡口。这样就有了借口，可以治中共军队失守河防之罪，同时还可以达到驱逐中共中央和中共军队出境。
这无疑已经是汉奸卖国行为了，为了对付共产党竟然引贼人入室，一旦日军攻破河防那么就能大军进驻陕北，对南方的关中地区呈压顶之势，潼关天险的优势荡然无存。
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战
但是何绍南已经是彻底将民族大义抛却脑后，他在绥德开会时表示：“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蒋委员长让大家到此地来，不是为了坐吃闲饭，而是要诸位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
更令人发指的是，1939年9月，何绍南亲自吩咐手下的吴堡县暗杀队杀害了八路军留守部队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案件还没查明真凶，在1940年除夕夜，何绍南竟然又派杀手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正富暗杀，趁夜抛尸河中。
何绍南的倒行逆施，成为妨碍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肉中刺”，李启明奉派赴绥德开展情报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搜集何绍南违法、搞破坏的证据。
1940年正月初十前后，驻绥德的八路军359旅组织了武装宣传队，罗列何绍南的具体罪状，以照片、画像和由演员化装的各类人物，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揭露。
1940年2月，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绥德警备区军民的一系列的政治攻势中，何绍南被迫逃离了绥德。中共随即在绥德成立了公安局，开展锄奸保卫等各项工作。绥德的解放，何绍南的逃离，李启明领导的赵孚民情报网功不可没。这也是赵孚民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斗士后的首功。
（何绍南，反共摩擦专家，先后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潜居天津郊区一农民家中的何绍南，经人告发后，被逮捕。1954年经人民政府公审后被处决。年61岁。）
赵孚民没有停止自己情报生涯的脚步，在绥德解放后的次月，即1940年3月，赵孚民打入驻扎在榆林城外的张砺生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游击军，任第一总队特务营书记。此间，发展特务营副营长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为自己的情报员。（张砾生，原名张秉义，同盟会元老。坚定的爱国人士，中共友好人士，1949年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1975年1月25日在北京病逝。）
张砾生画像
1940年10月，第一总队司令冀聘之突然找赵孚民谈话，问他的身世及经历。赵孚民本能地感觉到周围环境已经不利于开展情报工作，为了安全，即刻撤离，返回边区。作为未雨绸缪的先行步子，赵孚民的眼光将下一步的落脚点放在了伊克昭盟札萨克旗。当时的绥远省，札萨克旗是个国民党在当地的党政交汇点。省内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绥远蒙旗党部调查统计室就驻扎在此。（旧绥远省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现在还有原札萨克旗王爷府驻地札萨克镇）
今天的伊金霍洛旗那达慕一景
临行前，他先交代了崔际州前往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保安队落脚，作为前站策应和先行步子。其时，，他遣人先行，意在为将来工作打下基础。
（冀聘之，反共军官，曾经在续范亭的晋军暂一师任44团团长，暗中接受阎锡山授意，抓捕团内公开的中共军官党员8人，并且带部叛逃暂一师，在八路军和续范亭通力合作下，阴谋被粉碎）
形势的估计与赵孚民预估的一样，几个月后，在1940年冬，赵孚民领边保绥德情报站命，赴绥远工作，化名赵伯，与龚震一起，先是加入陕西省神木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作为跳板，为深入国统区进行隐蔽工作所需要的公开身份创造条件。
1941年3月，赵、龚辞职赴伊克昭盟蛮金庙马占山部骑兵第五师马场落脚。在这里，与先行潜入的崔际州接上了关系，经由崔际州公开身份为绥境蒙政会庶务的巴荣昌（中共潜伏的另一位秘密情报员）取得联系。在札萨克旗工作期间，赵孚民与巴荣昌密切配合，获取了大量有关绥远省境内的蒙政会、国民党绥远蒙旗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的活动情报，掌握了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拉扰蒙古王公投敌叛国的动态，及时向我绥德情报站作了汇报。
德王去日本时旧照
在进入札萨克旗开展情报工作时期，赵孚民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化名鲁南。由此，他领导的情报网开始称之为“鲁南情报组”。
经过了二个月左右卓有成效的在札萨克旗情报工作后，为了拓展情报来源和收集更多更重要的情报，赵孚民带领自己的情报组转移到更大的情报获取地点东胜县（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胜县是伊克昭盟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国民党绥远省东胜专署和伊克昭盟守备司令部所在地，还设有隶属于军统系统的第八战区缉私处东胜稽查所。
1941年5月，鲁南组转移至东胜。7月，经人引荐，赵孚民入东胜贸易管理局任秘书，龚震为办事员，崔际州给管理局主任张警士当听差。张警士与东胜县长、警察局长和稽查所长来往密切。在赵孚民的授意下，崔际州逐步取得了稽查所所长、军统特务李禾亭的信任。而后，又经李禾亭的关系，与稽查所电台台长结为至交，获取稽查所电台密码一份。
鄂尔多斯老照片
与此同时，赵孚民获得伊克昭盟守备区军队驻防图等北线重要情报。正当他们思考如何将这些情报送回绥德情报站时，祸从天降。
赵孚民曾经打入过的第一游击军时改称为晋察绥边区挺进军，调驻了伊克昭盟，赵孚民曾路上偶遇当年认识的某营长，引起了对方的注意与怀疑，密报给了当地国民党机关。
1941年8月下旬，躲藏在伊克昭盟守备司令部的军统特务贾耿夫突然借兵包围了东胜县贸易管理局，将赵孚民与龚震秘密抓捕。与他们认识的崔际州在询问后，他只承认老乡关系，别人所啥事都不知道，他就是听差的粗人得到特务的信任，没有陷入牢狱。
赵孚民，龚震被抓后，龚震的表现软弱，赵孚民不得已被迫承认自己曾与中共边保绥德情报站有过关系。军统想使用“反间计”破获更大的中共情报网，觉得赵孚民可以争取为军统所用，决定对赵孚民加以控制使用，“逆用”赵孚民，强迫他派人去绥德与中共建立联系。
这时候也正是赵孚民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个是手上的情报要及时送出去，另一个则是要将这里的情况及时汇报给组织。军统这个主意正是“瞌睡送上了枕头”，赵孚民在假意不顺从一段时间后，便提出让崔际州回绥德去联系。而崔际州领会了赵孚民的意思后，也是采用欲擒故纵手段，开始的时候拒绝接受，然后谈条件，最后，在贾耿夫做出保证其在绥远的人身安全的承诺，根据军统的安排，将赵孚民的密信带回绥德。在得到了赵孚民收集的各类情报，以及详细了解“鲁南情报组”实情后，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审时度势，为掩护赵孚民，给予了回信让崔际州带回军统。
军统误认为“反间计”成功，便将赵、龚取保出狱。保释后的赵、龚二人便在东胜街头开了一个青年饭庄。
1941年10月，赵孚民入东胜三青团团部任秘书，赵孚民竟然愈加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
到了1942年夏，赵孚民和龚震被绥远军统头目马汉山（公开身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绥远缉私处处长，军统内此时任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调往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陕坝。马汉山见他机警睿智、才思敏捷，欲派其回延安作为军统渗透延安的派遣特工，马对赵还说：“弟学业渊博，是个文人，尊号应在伯字前面加个文字，称文伯才好。”（从接受中共绥德情报站领导开始，赵孚民对外的公开名字叫赵伯）
自此以后，赵孚民在潜伏生涯的名字改称赵文伯。恰于此时前一点时间，赵孚民已接到组织上调他回延安汇报工作的指示，正在思考如何请假脱身的时候，马汉三的委派让他有了公开的理由，由军统安排出境，赵孚民从陕坝经榆林、镇川堡顺利返回延安。
马汉三
当然，赵孚民回到延安后，首先经受组织对其的甄别审查。接着，又接受了培训，结业后被分配在边保书报检查站工作。那个时代，正是延安“学习”时期，干部的甄别异常严苛，即便是长期在军队的老革命都在审查中又可能被委屈。赵孚民作为深入敌人内部，且有被捕经历的情报员，最后能够顺利过关，可见其光明磊落，经得起各种考验。我们无法想象赵孚民在审查中经历了多少，只有他生前曾向崔际州聊起这段过往，曾感叹道：“那时受龚震牵连，险些毁了我十年的‘修行’”。他所说的’修行’，应该是指他向往革命进步，矢志报国和加入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后的对事业忠诚的十年时间。
赵孚民与绥远军统系统的这段纠葛，成为他后来再度潜入对手内部做了最好的铺垫。
（马汉三，军统在北方的领导者之一，高级大特务。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与军统的内讧中失势，密捕后在南京秘密处决）
1945年，边保决定恢复北线情报据点，组建了绥蒙情报站，选调了一批干部派往绥蒙，赵孚民是其中之一。根据赵孚民本身的实际情况，组织上拟定了一套对付敌特的方案。其要点是：利用军统、中统之间的矛盾，疏远军统，接近中统，打入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室，窃据要害，长期经营。赵孚民面对的对手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里最强硬的骨头，一是他认识的老对手号称的马汉山，另一个是中统干将，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室张庆恩（后来曾升任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狭路相逢勇者胜，赵孚民不负组织期望，他笑到了最后。
1945年9月，赵孚民顺利打入国民党绥南专署，任国民党绥南专署秘书。
1946年2月，又至包头三青团团部任股长，主编国民党政治报刊《复声周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时的赵孚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在开展情报工作中，他却发展了米景铨、王琪为中共党员，再与老战友崔际州组成了中共情报小组。并由崔际州出面在包头车站二里半开设旅店，作为接头和转送情报的据点。
1946年6月，全面内战前夕，赵孚民积极筹划开辟绥远省会归绥市（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区政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市）的情报工作。正好张庆恩被委任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新官上任，其正积极扩充特务组织，四处拉拢干才。针对此，赵孚民决定主动出击，其行动方案得到上级组织同意并且给其做好了预案。
一日，他直接找到张庆恩，按照自己曾在军统的经历和组织上拟就的方案，对张庆恩讲了所谓自己受军统派遣回延安后受到“迫害”的过程，指责军统对"死里逃生的部下"弃而不管，表示了对军统的极其失望。与此同时，为了加重自己的砝码，他将事先准备一些已经过了时效的信息提供给了张庆恩。军统中统之间的矛盾和内斗，路人皆知，赵孚民的一套组合拳，果然让张庆恩晕头转向，很快就对赵孚民信任有加，被委任为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中校研究科长，不久，赵孚民又推举王琪为研究科少校科员。
呼和浩特老照片
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系由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室控制的核心特务组织，成立于1940年，下设情报、反奸、潜伏等专业机构，均以我绥蒙解放区党、政、公安部门为工作对象。
赵孚民打入敌特要害部门后，取得了有关绥远敌军将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等重要情报。
1946年10月，崔际州作为情报交通，承担了情报转送任务，他到达晋绥公安总局，要求协助转送延安。谭政文局长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说：形势如此紧张，等你把情报送回延安就误事了，还是由我们负责与延安联系。此后，赵孚民又数次派人送出情报。贺龙同志见情报很重要，时间很紧迫，便电询延安，问鲁南是哪家派往绥远的，并提议将鲁南情报组的关系转交晋绥，以便于领导。此后，赵孚民情报组的领导关系即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转为晋绥公安总局，晋绥公安总局又将其交绥蒙保安处。
1946年11月17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欧阳卿署名的将赵孚民关系移交给晋绥公安总局的介绍材料中，对赵孚民做了如下评价："重私情、讲义气、胆大、有魄力"，"为人机警、沉着、能干，乃可深造之间谍"。
1946年12月，崔际州顺利返回归绥，带回了由谭政文、李甫山二位局长署名的指示信。信中除对今后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外，还指示他们停止自行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的做法。对赵孚民的入党问题，信中说："你与崔均决定入党，已与崔谈过，以你收到此信之日为入党日期。根据新的规定，你的候补期为一年……。"
1947年1月8日，就在赵孚民带领他的“鲁南组”准备大展宏图之际，他却因患斑疹伤寒并发心脏病逝于归绥市公教医院。
临终前，他再三嘱咐崔际州立刻回组织报告情况，要求组织上派人前来领导工作，一个杰出的情报战士就此告别人世。
“鲁南情报组”并未因赵孚民的逝世而停止脚步，尽管因为保密要求，在国民党特种会议潜伏的王琪并没有与组织接头的方式，但他依然秉承着烈士的遗志，在失联的将近一年时间里，继续工作，并又发展出新的情报关系（先后发展了国民党绥远省调查统计室张玉清、王礼茂和绥远警备团副团长郭靖邦等20余人为秘密力量）。
“鲁南情报组”为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向所有有名，无名的为新中国建立而奉献出最大力量的中共隐蔽战线斗士们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