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9期，原文标题《香港油麻地导赏团：繁华背后的阴影》
文/黄子懿
摄影/刘有志
油麻地警署曾是港剧警匪片的取景标配地点。如今已人去楼空，阿sir们搬到新办公楼
“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油麻地坐落在九龙南部，和香港的两大人气聚点尖沙咀和旺角毗邻，三区统称“油尖旺”。但与其他两区的光鲜亮丽不同，油麻地是相对黯淡的，像是夹在二者中间的洼地。
油麻地的招牌是庙街，上世纪90年代黑帮港片的取景圣地，时至今日夜里依然摊贩聚集，灯火通明。庙街中段一街之隔，有一处白色多用途的政府大楼，下层有垃圾站和厕所，上面是社区图书馆和多层停车场。停车场入口处，一座天桥从西直穿而入，又从东穿出，像是一把利刃刺穿一个躯体。
“这是因为先有这栋大楼，再有这座天桥。”住在油麻地的33岁律师陈玉峰对一群人说，“眼前这栋楼，可能是油麻地死过人最多的地方。”她以大厦西侧一层的一栋公共厕所为例解说，那个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男厕基本每个格子都死过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座大厦的停车场高8层，每层都有窗户向四面开放，可从各个方位跳下。过去几年里，每年都有人在不同方向、楼层一跃而下。2016年中秋前夕，一名男子从8楼跳下，砸到一名中年女保安，导致后者重伤，男子亦身亡。据当时香港媒体报道，事发后，现场一排大排档唱歌摊无惧命案，生意照做。有人载歌载舞，高唱：“命里有时终须有。”
在一座天桥上，导赏团向参团者介绍“果栏”车祸与隔街大厦中死亡4年才被发现的女模
油麻地多旧楼，与临近的旺角和尖沙咀相比显得黯淡许多
“我曾在这块政府用地住过5个月，但从来不知这里死过这么多人。”一个20多岁的参与者说，若不是2月16日夜里的导赏团，他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些故事和细节。他所参加的导赏团叫“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由陈玉峰和陈可乐策划并带队，这座政府多用途大楼是第一站。
导赏团是香港的一种特有公众服务形式，意思是策划并带领一批市民去了解某个特定专题。重口味的“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导赏团于2016年下半年创办，在秋冬季周末举行。两小时内，陈玉峰和陈可乐会带着参与者走过1.5公里路线，参观并讲解油麻地约10个死亡现场。“两万种死法”一名源自美国冷硬侦探小说《八百万种死法》，“八百万”特指纽约的800万市民，每人都有各自的死法。无人可逃，尤其是在纽约这座大城市。
陈可乐今年30岁上下，热爱哲学，一直从事社会公共工作，对死亡和权力结构有思考。他说，这个导赏团的灵感来自于2016年万圣节，为呼应万圣节特定的“死亡”主题，他开始关注凶案，发现自己居住的油麻地就常有命案发生。陈可乐说，他希望通过做这个导赏团唤起人们思考，“为什么处在同一空间内，他们死了，而我们却活着？”
原本想只做两期，但报名者络绎不绝，于是从2016年10月第一期开始，一直做到现在。3年下来，他们带团超过50次，逾500人。“每一步发展都超出了预期。”陈可乐说，2019年初经媒体曝光后，档期报名人数一下猛增至300人，团队应接不暇。
两个策展人，陈可乐在油麻地住了8年，陈玉峰住了5年。他们觉得，油麻地几乎是最具香港气息的社区。它楼宇旧且不高，房租便宜，因而人口密集，各类人聚集穿梭，有少数族裔、等待难民身份者、露宿者等。
狭窄的小巷中，亦有很多人在此生活与死亡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惠玲曾在油麻地做过“香港记忆计划”的社区口述，她说，油麻地的最大特色是街道，只差一两条街，生活面貌已大不相同。“一些街道老老实实，晚上乌灯黑火；靠近弥敦道者，则一直灯火通明，充满藏污纳垢的夜生活。”很多港人也避之不及，每次有朋友来港在附近住，都会劝他们尽量靠近弥敦道，“越往里越黑，感觉越不安全”。
这与陈玉峰的观察相符。她平日在中环上班，爱好爬楼，常在油麻地各个高楼的天台穿梭，发现除弥敦道、庙街等地灯火璀璨外，这个社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一片幽暗。而身为律师的她知道，那些幽暗角落一向有人生活与死亡，只不过很多人不敢独自去看。
陈玉峰与陈可乐选择了10件凶案讲述，多数发生在2012到2016年。陈可乐说，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希望他们代表不同的群体。然而，这些案件也呈现出某些共性：死者几乎都是在此生活的边缘人，有打工的女孩、坐台的公关、南亚的移民等，多为女性。陈可乐感慨：“城市是会吃人的，香港繁华的背后也有很多阴影。”
“死亡是随便的、随机的”2月16日这个夜晚，陈玉峰带着一行十余人从天后古庙出发，深入到油麻地的夜色中。
导赏团集合的天后古庙公园地处油麻地中心，周边汽车声与人声嘈杂，一行人只有紧跟带队的陈玉峰，才能听清楚讲解内容。她说，油麻地之名与天后庙都与香港开埠后的海上产业有关，天后庙早先在浅湾沙洲，靠近码头。据庙内1870年所立碑记，当时该地是“麻地”，是渔民晒船上麻缆之地，后因交通方便，聚起桐油及麻缆商店与从业者，改称油麻地。
“油麻地和旺角几乎是香港最早的华人聚落。”陈可乐说，天后古庙有上百年历史，最初兴建是为保佑华人渔民在此安泊定居。依傍这种水上文化，油麻地衍生出了庙街和“果栏”水果批发市场等地标性区域，江湖味浓郁，“黄赌毒”聚集。
从天后庙出来，是油麻地警署旧址。这栋蓝灰色的三层小洋楼，是《古惑仔》《无间道》等香港电影的取景地，现已弃用。陈玉峰说，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警察贪腐问题严重，油麻地警署的警察尤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临近“果栏”，收取保护费颇丰。2016年5月，附近一位76岁的果栏苦力推着几箱橙和芒果，被一辆车撞倒后死亡。这则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引发媒体大量关注。原因之一是水果散落后，许多经过此地的居民捡拾橙子，连清理现场、记者采访都没有停止，这些橙子因此被称作“死人橙”。而肇事司机，则是一位因醉驾被吊销执照的故犯。
策展人、律师陈玉峰在讲解中，因天气原因，导赏团只在秋冬季夜里举行
“为什么一位76岁的老人还在干苦力？”陈玉峰解释，一般60多岁都已退休，老人完全可以靠津贴度日。死者妻子是一名50多岁的内地人，经媒体曝光后，有人认为老人是被妻子逼的，但妻子在现场伤心跪地，对记者说，自己一直劝他不要工作，果栏实在太辛苦，苦力挣钱也不多。同时，老人有过另一段婚姻，长子是警察，完全可以供养父亲。“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下事件背景，可能就会避免误解。”
陈玉峰说，油麻地至今都存在很多“苦力”，粤语称为“咕喱”，他们大多在果栏等地负责搬运工作。每天有超过上万箱的水果经此送至全港。2月的香港夜里还是凉风飕飕，但果栏苦力们已赤膊上阵，汗流浃背地从卡车上搬出一箱箱水果至栏外马路边。夜里是他们最忙碌之时，每过5分钟，路面摆放都会有所不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果栏”外污水横流，有股臭气，一位市民牵着宠物犬走过时，特意把宠物抱在怀里。不间断的送货车辆让这里噪声不断，陈玉峰指着一栋与果栏隔街相望的高层住宅说，这里房价非常便宜，200多万港元能买下一处约100多平方英尺（十几平方米）的房产，“但买在这，你就不用睡觉了”。曾有一名女模特，在大厦房间里死去4年后才被发现，因为这里临近果栏，常有臭味，居民习以为常。大厦人情之疏离，可见一斑。
在车流人流之中，陈玉峰一头短发，语速很快，有干练感，案情说得清晰有条理，这是律师职业赋予她的理性特质。陈可乐则相对感性，喜欢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果栏附近是避风塘码头，曾有一名“靓女”陈尸海底，她姓钟，跟丈夫从内地迁居香港后，离家去夜总会做公关，另交了男友。某日在避风塘，她因口角被男友打晕。男友误认她死了，慌乱中将她扔进海里。最后她溺水而亡，衣服连同手臂都被卷进船只，被发现时全身赤裸。
“一般人会觉得她是嫌弃夫家穷，被香港的五光十色吸引去了夜总会，但我会质疑这种叙事。”陈可乐看过钟女士的照片，其面容和身份都让他想起香港电影《家有喜事》，吴君如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位夜总会女公关，有个喜庆美好的结局。陈可乐说，钟女士本可有类似故事，但结局却是悲剧。“或许她是没有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
女士落海处的避风塘曾是全港最大的码头。几十年前，很多渔民在避风塘以水为家，繁衍出独特的文化气息，与陆上的庙街遥相呼应。有老居民在“香港记忆计划”中回忆，避风塘船艇齐整泊岸，形成一条条街道，艇上就有酒家和学校。一到晚上很是热闹，卖唱的、放小电影的、妓院、赌博场所鳞次栉比，多在船上交易，警察很难监管。到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开始填海造陆，避风塘被分期填平，渔民纷纷上岸上楼，促进了油麻地的人丁兴旺，果栏、庙街等地熙攘往来，暴力与犯罪则开始频发。1975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特稿将庙街称为“罪恶之街”（Sin Street），称这是九龙的工人阶级夜里娱乐活动的首选之地。“在庙街所有一切中，与百姓们无障碍打交道的，是各种皮条客、暴徒、瘾君子、扒手等狡猾角色。”
这种草根特质，也让油麻地的死亡打上了很深的社区烙印。“死亡是随便的、随机的，死因很多是源自无聊，比如赌博等。”陈玉峰说。有一个赌博欠债的弟弟，拿了一把鱼生刀赴宴，打算送给自己的哥哥，却因为口角，当场顺势用这把刀把哥哥亲手杀死。也有人赌博时为躲避警察，站在晾衣架上，摔下楼身亡。事后警员说，赌博被抓最多只是刑事处罚，二人实不至此。
策展人陈可乐说，可以把他拍得憔悴一点
陈可乐说，油麻地的很多凶手并不聪明，属于“蠢贼”。比如有凶手杀人后用身份证去开房放尸体，后抛尸垃圾站时因为尸体太重，竟叫清洁员帮忙。清洁员觉得此包太重，待其走后打开，发现是一具少女尸身。
相比起来，一个80年代的案件至今让陈可乐印象深刻：案件发生在相对中产的荃湾地区，一个主妇因怀疑丈夫出轨而痛下杀手，后将他切成多块后蒸熟去除血水，放在密封袋里冷冻，然后每月往外扔一块。“这种方式只有家庭主妇才会弄，非常细心，想得很细。这种凶手在油麻地基本不会有。”陈可乐说，“就连犯罪手法，也带着一定的阶层色彩。”
夜间，油麻地红灯区霓虹灯璀璨
外籍移民之困我在参团前问陈玉峰，住在油麻地会觉得不安全吗？她说，安全感取决于身份。“如果你没有香港身份证或正当职业，是寻求难民庇护者或者性工作者，就可能会有危险，因为你见到警察会掉头就走。所以危险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你是什么人。”
他们所选取的10个事件中的3起，当事人都是外籍移民——油麻地的另一主角。由于外来移民的存在，很多港人对此地避之不及，“我们叫龙蛇混杂”，陈可乐说。最初，二人以为自己会渐渐厌倦，但很多故事讲得次数越多，他们越有新的体会，尤其是外来移民的故事。
一个典型案例是轰动一时的油麻地地铁弃婴案。2014年4月，地铁清洁女工在座位下发现一个环保袋，里面是一个仍有脐带的婴儿尸体，约38周大。警方很快查明，是一名印尼佣人的弃婴。印佣被拘后交待，她是意外怀孕后怕被雇主解聘，于是30多周时引产将其遗弃。
事件曝光后，陈玉峰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地铁是象征效率和文明的地方，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地方，还会发生这种事？”印佣在地铁遗弃婴尸，是因为雇主有两个房产要打扫，每天她两地往返。警方最后找到她，也是凭监控知道她每日定时往返，于是守株待兔。那一天，是当年的母亲节。
陈可乐最初只觉得印佣可怜，而讲解次数越多，他越觉得有问题：印佣怀孕38周，其雇主居然毫无察觉，直到警方上门才知道。“一边怀孕一边工作，把孩子打掉第二天继续工作，那会是种什么感受？”陈可乐开始想。香港的雇佣合约里并未规定不能怀孕，但印佣的身体已然不属于自己，而成了一纸合约。该合约还是违法的——在香港，雇主无权以一张合约让她清理两处房产，“为什么是她坐牢，而不是她的雇主？”
一年后，香港出现了类似案例。一名外佣因怀孕被解雇，她坚持上诉两年后胜诉。陈可乐看到新闻后想，如果这个案例早点判决，是否之前那名印佣就可以不丢弃自己的孩子。那名印佣，最后被判处监禁5天，缓刑执行。看似很轻，但对外籍劳工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印佣非本地人，没联络人无法保释，宣判时已被拘留数月。她以工作签证来港，被解雇后不能再留港，即遭遣返回国。“这里有一种制度性的缺陷。”陈可乐说，刚开始讲时没这些敏感度，后来才发现其背后的结构性不公平。
该案只是揭开了香港移民问题的冰山一角。油尖旺地区今日多南亚人活动，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最具全球化特色的重庆大厦就在附近，它因产权复杂、年久失修而租金低廉，成为很多非裔、印巴裔的聚集地。而在油麻地、旺角等地，相当一部分外来移民的生存之地，则是在天台。
2015年6月，长沙街发现一宗床褥卷尸。女尸如蛋卷般被床褥卷着，放置在街头半天才被发现。死者是一名印尼裔难民申请者，来港寻求难民身份。凶手是她的男友，同为南亚裔难民申请人，因口角杀人后抛尸街头。
陈可乐说，这是一件很有油麻地特色的案件，“他们其实还不是难民，而是来寻求成为难民的身份”。目前，香港大约有4000多名这样的人。一般来讲，从来港到确认成为难民，平均需要10年。其间他们不能工作，每月只有200港元的补贴。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染上吸毒，后暴毙街头。
这个案子中的死者和凶手在港相识，原本露宿在案发地一旁的天台相依为命。陈玉峰解释，为防火，香港规定所有天台必须开放。而油尖旺有很多旧楼，上层为居民楼，下层则是通宵经营的色情场所，所以半夜不会锁门。这些大厦天台因而就成了露宿者和无家可归人士的暂栖之地。该男友将女子抛尸街头后，就从人间消失了。
事件曝光后，市民只知道是街头卷尸案，当猎奇新闻看，但在印尼人社群里，这事引起了很大反响。陈玉峰事后曾找过受害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无果，却找到大量在港印尼人转发的凶案贴。警方也正是通过他们，抓住了凶手。“原来我们附近的外佣团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只是我们不知道。”陈玉峰说。同一片土地上本土与外来的区隔，不难从中体会。
而更能表现这种区隔的，是碧街7-11杀人案。陈玉峰讲完地铁弃婴案后，指向了地铁口的一家7-11便利店。2016年3月，一个人走进这间店，拿起一包薯片打开便吃。店主诧异间上前理论，这个人就拿了把刀捅向店主，店主抢救7天后不治身亡。香港市民自发给店主捐款140余万港元，连同7-11便利店退回的加盟费，都捐给了家属。
陈玉峰拿着iPad，给参团者看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凶手照片。“你们觉得凶手是什么人？”陈玉峰问。有人答是女人，有的则说是南亚人。命案发生后，有人称当街杀人的凶手是南亚人，认为该地区较多的南亚人搞乱了治安。一传十，十传百，市民在自发悼念中表达愤怒，在店门口挂出“假难民滚出香港”的横幅，也有团体来门前示威，叫南亚人速速离开。
事实上监控把凶手拍了下来，他肤色较白，更像是白人男性。待警方捉到凶手后证实，他是一个越南裔加拿大籍人士，持来港旅游签证。然而，刻板印象已很难纠正，时至今日，有人在谈论这宗案件时会称“碧街南亚人那件事”。一位导赏团参加者听完后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案子的凶手不是南亚人。”
陈可乐说，若非有人带领，这些小巷很少有人敢夜里走进去
正在消逝的城市记忆随着故事讲得越多、越鲜活，陈可乐对死亡的看法也开始变化。他有张娃娃脸，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写好了自己的遗嘱。
“我会天然地跟这些死者有一种贴近感。”他自认也属于社会边缘人，写遗嘱也是出于自身近况的体会。做社会工作的他收入微薄，常有经济压力。第一次跟他约访，他说自己身体状态不好婉拒了，后来才得知，他是陷入了抑郁。摄影师来拍照，他说自己很憔悴，但没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在媒体上展现出很阳光的样子呢？”
陈可乐有超过10年的抑郁症病史。中学时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男生，但他在一所基督教中学，性取向与信仰冲突，内心倍感纠结，和父母常有争吵。多重压力下，他患上躁郁症，一种更加复杂的抑郁症类型，成天琢磨着自杀方式。但教义告诉他，自杀者是不能进入天堂的，他一度觉得人生灰暗。
“那时候对我来说，死亡就意味着解脱。”陈可乐说，油麻地的故事讲得越多，死亡就更像是他与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写好遗嘱后，他举办了生前追思会。除了没有棺材外，追思会与葬礼几乎无大不同。
有朋友一身素衣出席，为他送花致词，泪如雨下。陈可乐说，那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此后，他开始稳定地去看精神科医生，按时服药，“还是得把这病搞搞”。别人的死亡故事讲得多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死很多次。“如果说他们是社会安全网接不住的人，我也可能是仅仅在边缘，只有一线之差。”
有人质疑，做导赏团是否对逝者不敬。陈可乐觉得，这也是缅怀的一种方式。正因为有这样的讲述，这些人才不至于仅变成报纸上的一个小豆腐块，之后就被永久遗忘。还有人觉得，导赏是猎奇，可否改成“导访团”，陈可乐则说，并没有想过说教，并非定要人严肃对待，“都是往事，可轻亦可重”。
但参团者不这样想。当周来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教师、从商者等。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他们结束后挨个儿发表感言。一位20多岁的参与者说，她在想：“香港到底是小是大，是包容还是排外，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就这样死去了？”另一位老师则说，很多案件之前有听说，但不知如此多的细节，“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后才会有尊重”。
常有意想不到的人来参团。比如急诊室的医生，他们常遇的病人，和命案主角很像。这些医生一来就是10个人组团，每人2小时，就是200个医疗时——在医疗资源紧缺的香港，这异常珍贵。还有一次，来了专做工业意外援助的社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看新闻，哪里有事故，他们就去现场，看那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是否需要帮助：料理后事、申请保险或救助金等。做过社工的陈可乐才第一次知道，原来香港还有这类社工。
图：灯火通明的庙街是油麻地的招牌，《南华早报》评论说：香港没有其他地方能像油麻地这样，在一天所有时间中都充满能量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很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弥补人情间的隔阂和缝隙。陈玉峰说，故事讲得越多，她就愈发觉得生活有很大的转角空间。她说自己并非特别热爱香港，只是想要关注社区。“如果我住在中环或国外，我也会关注邻里社区，并不介意是不是油麻地。”
而在她看来，死亡之外，油麻地有着自己的人情味，有一些不那么“香港”的元素——没有很多游客和名店，却有小店和街市，像80年代。居民能坐在街头，边吃东西边与老板聊天。很多店铺喂着猫，陈玉峰能叫出每一只猫的名字。能买到很多日常用品，文具、厨具等等，“在尖沙咀怎么能买得到？”
有段时间，陈可乐所住楼下就是“马槛”，一种没有固定的性工作者、仅提供性交易场所的地方，他与皮条客“马夫”成为邻居和朋友，常常聊天。他教“马夫”在天台种薄荷，后者则夜里帮忙盯着大门，盗贼不敢来。“马槛”一搬走，大厦就开始有贼。
油麻地还有一些市民自发的日间导赏团，聚焦这里的人文历史和人情味。“两万种死法”导赏团出名后，有日间导赏团找到陈可乐，希望向他们借两个故事一同讲解，让社区印象更加立体完整。“果栏”苦力老人在警署附近的车祸，以及长沙街难民卷尸两个故事，就这样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记忆中。
“一个社区不只有一个面貌，各个面貌由不同人和社群的各种生活方式呈现出来。”香港大学研究员王惠玲说，当初她在“香港记忆计划”中做油麻地口述史导赏，追寻的是社区与香港历史和寻常百姓的关系，不太关注死亡等惊心动魄的一面。但是，若把寻常百姓和惊心动魄放在同一个社区来看，更显出香港的那种混杂、流动和丰富，以至互相接纳、和谐并存。
油麻地故事还会讲多久？陈可乐没有特定打算，相较于城市，他更喜欢农业，下一步打算养蜜蜂。陈玉峰说，油麻地、旺角已被列入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她不知道还能在这住多久。近年来，油麻地的楼价、租金已开始涨价，一些唐楼的穷人因开发商收楼而被逼迁往远方。
2017年，香港市区重建局启动“油旺地区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增加区内容积率，把区内未用尽的容积率转移到其他楼宇，令楼宇建得更高，加速整区重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市区重建局前身就想过拆掉某条整街，打通油麻地到尖沙咀，做成一条步行街，但最后都没做到。更早的60年代，就有过搬迁“果栏”的动议，也未成行。
相比之下，避风塘码头消逝的步伐最快。这个与油麻地兴衰紧密联系的码头，在70年代的多次填海工程后搬了新址。新址近年来也因改造和填海，向外扩张了一公里。曾经的夜总会女公关尸卷船底案的现场，变得面目全非。导赏团走过的若干现场中，这处离得最远。隔着一条马路和高架桥即开讲，初来者甚至望不到远处的码头与大海。
“我们讲她的故事时，其实是在说一声抱歉。”陈可乐说，“码头离得太远，虽然我们很想走近看望，但只能这样。”
（感谢尉奕阳、陈品妤、黄姝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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