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大型历史剧《大秦赋》正在热播，并凭借其宏大磅礴的时代背景、饱满细腻的人物群像、精彩绝伦的故事情节甚至是几可乱真的服道化设计，艺术的再现了战国晚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全貌，实为近年来少见的良心剧集。
这年头历史正剧难得一见，《大秦赋》看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当然还要赞一下该剧中一众老戏骨的精彩演技，尤其是饰演吕不韦的段奕宏。话说从十几年前的《士兵突击》开始，我就成了老段的铁粉，对这家伙神神叨叨的表演方式钦佩至极，所以对他能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吕不韦深感期待。
然而剧还没追上几集，其中屡屡出现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不时感到有些“出戏”。那就是老段饰演的吕不韦因其商人的身份，屡屡被斥之为“贱商”——虽说在我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商人都是被各阶层一致歧视和凌辱的对象，但在先秦时期的情况可完全不一样。话说不管是平原君赵胜还是公子赢傒，在地位和权势上当然都远高过当时的吕不韦。因此他们无论怎样羞辱甚至是杀死后者都不算什么大事，但若是一杆子打倒一群人、将商人侮辱性的称之为“贱商”，恐怕他们的麻烦也不会小，弄不好会遭到整个商人阶层的愤怒和反噬。这样一来不但他们的日子甭想好过，连自己的家国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老段饰演的吕不韦，是我追剧的动力之一
毕竟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春秋战国是商业的黄金时代，商人非但不受歧视，反而备受优待。
商人是个古老的职业，早在商周时期便已有之。比如《尚书》中就有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周书·酒诰》），《诗经》亦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经·大雅·荡之什》），用以说明经商获利很大，而且商人还有了明确的定义和分工：
“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白虎通义·卷六·商贾》东汉·班固）
所以商人早早的就被划入“四民”之列，后世无论如何贬商抑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商人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在始皇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之前，商人更是当时的社会化大分工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众所周知，夏商周这先秦三代之所以不能被称之为大一统的王朝，根本就在于分封制。在分封制下，天子将土地及居于其上的子民大规模的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作为封地，而诸侯封地既不为天子所有，天子也不能直接对其行使权力，只能收取少得可怜的贡赋。所以先秦时代的天子并非像后来的皇帝那样是至高权力的所有者，而仅是“共主”性质。一旦王室权威不再，就很容易遭到诸侯国的反噬，连共主的地位都名存实亡。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势就好像现在的欧洲，一大堆诸侯国各吹各的号、各跑各的调，就算有个周天子（欧盟）貌似高高在上，但实际上谁也管不着、啥也管不了。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各诸侯国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但想要发展壮大所需要的物资却很难自给自足。因此除了发动战争进行掠夺以外，更常见也更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商人调剂有无、互通互利。
商人是经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无论如何贬抑也不会消失
齐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想当年姜尚刚被分封到齐地时，就曾因地制宜的“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得齐国因为富足而闻名天下。到了齐桓公时，更在管仲、鲍叔牙的辅佐下通过发展商业而首霸于春秋，于是商业与商人逐渐受到了各国的重视，有了极大的发展。
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主流，两国间爆发了无数场大战，关系非常紧张。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阻碍商业交流的脚步。
在左丘明所著《蔡声子论楚材晋用》一文中，便曾提及到楚国没少向晋国出口木材和皮革：
“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木材可以用来生产战车和武器，皮革更是制造甲胄不可缺少的材料，都属于重要且应加以严格管制的军事物资。楚商将其贩卖给晋国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资敌”的行为，应该予以严厉打击。
别看晋楚争霸打得欢，背后的生意做得更欢
可事实上楚国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即便楚商不卖，晋国仍然可以向秦国、齐国等其他诸侯国购买。既然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那么楚国还不如纵容本国商人“资敌”，起码还能赚上一笔。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尽管经过数百年的诸侯兼并战争，使得 “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中国文化史》民国·柳诒徵），甚至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了七大国争霸，但仍属于一个“多极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像如今大洋彼岸那个半疯的大统领一样，挥舞制裁的大棒封锁敌国的企图无疑是徒劳的；而反过来妄图闭关自守、仅凭一国之力挑战天下更是愚蠢的。唯有开放国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才是富国强兵之道。
因此，哪怕是后来对商人态度最为恶劣的儒家，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商业与商人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比如孟子就认为“王天下”之路有五条，其一即为招商：“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其二则为通商：“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皆引自《孟子·卷三·公孙丑章句上》）。
荀子更是认为统治者阻碍商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国破家亡也是咎由自取：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篇第十》）
真正的儒家既不保守也不刻板，只是后来被人唱跑调了
在这种情况下，各大诸侯国的君王只要脑子没进水，都会重视商业的发展、给予商人很高的礼遇，怎么可能斥之为“贱商”？即便是以耕战为国策的秦国，其实对商人也并非一味排斥。像是经营畜牧业的大商人乌氏倮就曾被诏令与封君同列，“时与列臣朝请”（《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经营丹砂业的女商寡妇清更曾获得始皇帝的敬重，在其死后筑怀清台以记之（寡妇清比始皇帝大好几十岁，所以两人间的八卦纯属胡扯）。
像在《大秦赋》第一集中，赵国因长平之败而国力大衰，又遭致秦军围攻邯郸之役。在这种情况下，赵国一方面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齐楚魏等国的援军上，同时还得指望像吕不韦这样的商人将粮食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进邯郸，二者缺一不可。话说这可不是吕不韦求着赵国做生意，事实是恰恰相反。即便吕不韦狮子大开口或是故意拖延，赵国除了好言相商以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更不可能像剧中演绎的那样派兵把吕不韦抓起来以性命威胁并斥之为“贱商”——除非赵国不怕商旅断绝，再无一粒粮食流入被秦军围困的邯郸。
真正的平原君赵胜，不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事实上吕不韦在经营嬴异人这个“奇货”期间周旋于秦赵两国，像赵王、华阳夫人这样的大人物想见就见不说，还敢随意忽悠，恰恰说明了当时商人地位之高。
在春秋战国时商人可不是“等外之民”，出将入相不过寻常事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豪商”为数不少，但一般下场都不好。比如西晋时因“王石斗富”而得名的石崇，仅仅因为不愿将宠妾献给权臣孙秀而遭到诛杀，并被夷灭三族；再如明初的江南第一巨富沈万三，就因为巨额家财引来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遭充军发配之厄。
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商人如果得不到政治上的保护，财富是得不到保障的。而商人想要攫取政治上的权力，在那个普遍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年代，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春秋战国则是个例外。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春秋战国即是如此
最早为商人代言或者说正名的人物是管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第二十》），首次将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国之柱石”的高度。
既然都成了柱石，那么授予商人官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各国都将商人、哪怕是来自敌国但也能给自己和家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商人们奉为上宾，那么一旦本国出了个“豪商”或是有巨商前来投效，自然也要高度重视，不惜以高官厚爵笼络之。
比如越国大夫范蠡。他先是助越王勾践兴越国、灭吴国，成就霸业后被拜为上将军。此后他急流勇退，易名为鸱夷子皮后又在齐国为相。期间范蠡三次因经商成为巨富，又三散家财，最后定居于宋国陶丘，自谓“陶朱公”，被后人奉为商人祖师。
再比如孔子的弟子、位列孔门十哲之一的端木赐（即子贡）也是一个大商人：
“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也就是说，子贡在曹、鲁等国做生意，经营的还都是各国需求很大的消费品和奢侈品，而且只做批发不干零售。于是各国的国君都得亲自出面跟子贡谈生意，双方地位平等可以“分庭抗礼”。最终子贡不但成了天下闻名的大富翁，更是孔子门徒中的第一“大款”，没少赞助师父的游说大业，否则孔老夫子不知得平添多少“累累若丧家之狗”般的日子。
如果贬商抑商，孔子怎么会收子贡为弟子？
所以子贡能在卫、鲁两国为相，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弱小的诸侯尽被吞并、天下间仅剩下数个大国，看似商人与商业的拓展和回旋空间变小了，其实情况又是截然相反。比如经营盐业和畜牧业的猗顿、经营冶铁业的郭纵都对赵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乌氏倮和寡妇清在秦国备受尊敬，而曾为魏国相的白圭更是敢为天下先——不但辞官下海经商、成为一代“商祖”，他所提出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商思想即便到了今天仍被无数后来者奉为圭臬。
更不用提本文的主角吕不韦了——其实以商人之身成为一国之相在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稀罕事。没看到人家白圭连国相都不惜的干、又跑回去干商人的老本行了吗？
要知道那时的魏国可正处于鼎盛期，堪称天下霸主啊！
所以说，那时候的商人可一点都不“贱”。谁要是敢说商人“贱”，那么他才是真的贱。
商人后来真的变成了“贱商”，其实跟吕不韦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商人变“贱商”，是始于始皇帝时代。
不管多么英明神武，始皇帝都是个受过心灵创伤滴银鸭！
后人对始皇帝有很多误解。比如说他好色如命，比如说他暴戾成性，比如说他的疑心病病入膏肓，成天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等等。
其实这些事情与嬴政的人生经历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母亲赵姬，使得他终生不信任女人，甚至连皇后都没有立过；另一个就是传说中他的“野生”父亲吕不韦。令嬴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家伙将君王像货物一样贩卖，触犯到了他的底线：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卷七·秦五》）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这就意味着当政者要在利益的不断碰撞、对冲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而非一味的索取。在这一点上，商人与政治家其实很像，而且（起码在表面上）更没有底线——只要能得到利益，他们不在意妥协和抛弃任何东西，包括忠诚。
即便到了今天，“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印象仍然根深蒂固
吕不韦就是这种的商人，在他眼中天下无不可贩卖之物，哪怕是身份尊贵的君王。事实上这种想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出奇，那些周游列国游说王侯的士人在推销自己的学问和理念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试图改造诸国与王侯并示之天下的过程，称之为贩卖也不为过——所以无论是孔子孟子也好、苏秦张仪也罢，包括极度厌恶商人的法家人物如商鞅在内，在本质上跟吕不韦都没有任何区别。
可是这种怪异的“行为艺术”只有在春秋战国这个特异的时代，才有成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当天下归为一统、四海宾服于一王时，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大逆不道，并且成为了商人的原罪。
吕不韦在始皇帝的心中狠狠的扎下了一根毒刺，使得他以及后来的皇帝对于商人本来就不佳的观感更加恶劣。不过秦朝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二世即亡嘛，即便是想干点啥也来不及。
真正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每况愈下的，还是在汉朝。
汉初之时，基本上是出身黑社会或是微末小吏的刘家君臣，其实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是一头雾水的——被自己亲手推翻的秦政自然不好腆着脸再用，发明创造又没有那个脑子，只好放弃治疗并美其名曰“黄老治国”，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谓“黄老治国”，其实跟放弃治疗没啥区别
不过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尤其是后者，只要还没混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地步，都对商人没什么好脸色。而且为了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治世”，商业和商人还应该是予以铲除的对象。
而他们歧视和排斥商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吕不韦这货居然拿君王来贩卖：
“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毋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筴，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故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王弇州先生崇论·卷一》明·王世贞）
所以说历朝历代中汉商是最凄惨的，而且没有之一。比如汉武帝时为了弥补连年征战造成的兵员不足，曾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七科谪”从军。那么什么是七科谪呢：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及载糒给贰师。”（《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汉军打仗可舍不得一上来就让这些宝贵的良家子冲锋陷阵，得用七科谪组成的“送死队”先去消耗敌人一波再说
也就是说祖宗三代以内曾经有过经商经历的倒霉蛋，都被视为与犯官、亡命之徒和赘婿这种货色一般无二的渣滓中的渣滓。这些人被征召后，非战时要当苦力，战时往他们手里塞把破刀子或是木棒子（甲胄什么的更是想都甭想）便为军前驱，当送死队去消耗敌军的箭矢、陷阱，以血肉之躯迟滞敌军的刀锋、马蹄，好让正经的士兵（即良家子出身的家伙们）从容不迫的杀敌。
如果有侥幸未死甚至杀敌立功的“七科谪”怎么办？答案是继续当牛做马、继续当炮灰，直到战争结束或是死光了为止。
两汉之后直到隋唐，商人的命运大体都是如此。只不过汉末到唐初这几百年战祸不绝，良家子都快死绝了，何况被当做消耗品的商人？所以七科谪尽管逐渐绝迹，并不意味着商人的命运和地位有所好转。
在中唐之前，奖励耕战和兵农合一等重农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乱频仍、生产力水平低下、财富与物资极度匮乏，缺乏货通天下的必要条件。再加上大一统的王朝认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利于稳定统治，对到处乱窜、难以管理的商人则深感头疼和恼火，这才造成了商业活动受到限制、商人毫无地位这个现实。
不得不说，商人混得最惨的年代，正是华夏王朝最为强盛、最为尚武的时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欧洲——那才是真正的“小国寡民”，无数林立的小国根本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资，除了战争掠夺就只能依靠商品交换。因此在欧洲诞生了浓厚的商人政治传统，商业的繁盛发达与商人的意气风发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无法想象，而这种情形又与春秋战国何其相似？
再者，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商巨贾层出不穷，两汉至隋唐的商人成色就差多了。比如秦末汉初的任氏、汉成帝时的樊少翁、资助过刘备的张世平、南北朝的酒商刘白堕、唐朝“破烂王”裴明礼等等，在后世大多名不见经传。唯一的例外就是西晋石崇，他因与王恺斗富和劝酒斩美人等无论在古今看来都属下三滥之流的事迹而闻名，与管仲、范蠡、弦高等先贤的境界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连吕不韦这样口碑不咋地的家伙都能甩他几里地。
在此后的两宋和元朝，商业和商人曾迎来短暂的复兴，不过却并非是统治者改了主意，而是时势使然——终宋一朝内忧外患不绝，“三冗”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要不是靠着庞大的商税支撑（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七成），大宋朝早就崩了；而元朝重商，则是因为游牧民族本来就没有歧视商人的传统。
到了日趋保守的明清，干脆就闭关锁国了，商人还搞什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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