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成长手记
陪伴你慢慢成为你自己
一直以来，“神经病”这个词在吵架骂人中的情绪发泄作用要远超过它所指的实际意义。
“你是个神经病，所以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你有（神经）病，所以我要离你远一点。”
仔细品味，这个词实质上也携带着鄙视和恐惧的意味。在日常用语中，它几乎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代名词。
人们对精神病人一直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许是因为精神疾病患者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控性”。
假如有人发现自己患上了“精神疾病”，自己或家属很可能会有强烈的病耻感，在思想上否认疾病的存在，甚至会采取一些行动来阻碍治疗。
比如有些抑郁症儿童的家长，拒绝为孩子进行治疗；一些疑病症患者，宁愿相信自己的确有某种未被检测出的生理疾病，也不愿意踏入精神科半步。
一方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心理咨询/治疗工作的存在意义，不知道这些工作具体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另一方面，已获诊断的精神疾患人群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几乎放弃了“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坚信自己需要终身服药。
他们可能对心理咨询/治疗持有一种“无用”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我国精神卫生服务和保障系统发展水平的制约，有特殊的社会背景。
但真相是怎样的呢？
心理咨询/治疗真的有用吗？它们对治疗精神疾病是有效的吗？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
01
精神病院的故事：
被一个实习医生治好的“陈年病患”
Brett Kahr医生在他的临床案例集中，记载了他和精神分裂患者Steven Froggit(化名)一起工作的案例。
开始工作时，Brett还是一名精神科的实习医生，他准备一起开展工作的病患Steven那时40岁左右，在精神病院已生活了20多年。
Steven Froggit是精神病院的“最危险”病患，受到妄想和幻觉的影响，他曾多次妄图杀害精神科医生。他的精神分裂症呈现出紧张型和偏执型交替出现的特点。
在漫长的紧张症期间，他整天像一具“真”的尸体那样躺在床单下面，一动不动；到了同样漫长的偏执期，他展现出多种可怖的被害妄想：被火星人强奸，被士兵的刺刀刺中肛门，头脑中的思想被BBC在晚间新闻档期广播等。
除此之外，Steven认为自己是一只住在猪圈里的猪。他拒绝洗澡，个人卫生症状非常糟糕。护士们在他的对抗中感到筋疲力尽，几乎放弃了帮助他改善个人卫生状况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个案Steven Froggit在与Brett医生一起进行心理治疗工作之前的初始状况。
当时，在一个药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机构里，还从未有人尝试过为病患提供“心理治疗”。
Brett医生和Steven无疑都是幸运的。
作为一个实习医生，Brett的想法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得到了当时的精神科医生支持，而Steven并不排斥接受这样的“私人会谈”，对于只见过几次面的实习医生Brett，Steven有一种“天然的喜欢”。他对精神科医生说：“我喜欢Brett，私人谈话会很好。”
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有机会一起开展工作，开始了长达3年，每周三次的高频心理治疗。
和Steven这样的病患建立工作同盟是困难的。好在，治疗的进程总体上是稳定的。
最初，Brett医生尝试尽可能多地了解清楚Steven的妄想和幻觉材料，形成一个更为连贯的画面。从细节中穿入Steven的世界，Brett越来越能够了解到他的患者一直在承受着怎样的恐惧和痛苦——那些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可怕幻觉，在病患的世界里却是真实的。
Brett对Steven妄想中的细节所展现的好奇心起初遭到了Steven的嘲笑，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参加每周三次的治疗。也许，是Brett对他的关注和了解他的意愿激励着Steven。
不知不觉中，这种支持性的心理治疗为Steven带来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语无伦次、咄咄逼人，不再用他爆炸性的妄想材料来“轰炸护士”。
与此同时，Brett医生没有停止对Steven的关注和了解。他开始查阅Steven的医疗档案，不放过任何可能帮助他理解病患的细节。他甚至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更早期医疗档案中，找到了关于Steven的最早病例记录，包括一些旧信件和文件，尝试着重建Steven的生平。
Brett医生开始和Steven一起阅读这些资料，探索Steven的妄想之下隐藏着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Steven终于慢慢从精神病患的“壳子”中现身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Brett认为Steven对自己的妄想“症状”和早期经历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比他通常透露的要多。只是在透露更多之前，他需要测试医生的可靠性，忠诚和同情。
也就是说，是治疗关系的质量决定着Steven是否愿意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18个月以后，Steven的行为举止已经不再那么疯狂，他越来越清醒，不再感到自己“是”个僵尸，也不再做出攻击行为。在精神科医生的允许下，他停止了药物治疗。Steven开始参加医院的园艺小组，个人卫生状况也越来越好。
治疗仍在继续，但中途Steven因为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度退回到了“僵尸”状态。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Brett只是陪伴在Steven的床边坐着，他告诉床单下的“僵尸”Steven他来参加他们的治疗了。他试着做一个普通人，没有给出任何诠释，只是用自己的“存在”向Steven传递出一种极大的允许和陪伴。
七八次之后，史蒂文竟然开始从床单里往外看，有几秒中，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三个月后，Steven又恢复到了父亲去世之前的状态。他开始和Brett谈论他的哀伤、遗憾，在他面前哭泣。他也告诉了Brett更多自己的传记细节，比如关于母亲的部分。
Brett开始了解到，Steven的母亲会在她自己感到痛苦的时候殴打Steven，对他尖叫，并定期给他的灌肠。此外，她曾经拿着一把切肉刀追赶Steven，并大声地喊着“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随着对Steven早期生活中的创伤细节的了解，Brett越来越能够理解Steven曾经的妄想中所呈现的那些与死亡的斗争。
经过三年的工作，Steven已不再报告任何妄想，也不再有暴力行为。他获得了一份园艺助手的工作，不再需要精神药物。他花很多时间听唱片，尤其是德国军事音乐。
Steven后来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其他的地方比那里更像家了，毕竟他已经在那里住了20多年。
在开始与Steven的工作之前，Brett曾经做过两个梦：在一个梦中，他被纳粹折磨，但活下来了；在另一个梦中，他吞下了一个剃须刀片，但是活下来了。
26年后，当他回忆和总结Steven的案例时，意识到自己的梦可能是一种难以解释、无法言说的“反移情”证据——这些梦代表了他在治疗之初，可能已经感知到了Steven充满“杀婴恐惧”的内心世界，尽管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
Steven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支持性的、稳定的心理治疗工作对于疗愈的重要意义。Brett所给予Steven的稳定陪伴和支持，和在其中灌注的关注、尊重、同理，是让Steven恢复正常的重要因素。
也许，Steven可以代表那种通常会令人恐惧的“精神病人”。但即使是这样严重的病人，在稳定的心理治疗的帮助下，都可以达到停药、恢复正常功能的状态，我们对于心理治疗能否治愈精神疾病的质疑也许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了。
真正促成疗愈的因素，是在关系中展现的爱——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全然关注、去“看见”的意愿和善意。
（文末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完整案例）
02
换个视角看待精神疾病，
你还会恐惧吗？
▍“精神疾病”其实离“日常生活”很近
精神疾病的发病因素中，遗传、基因等生理方面的原因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但在生理因素以外，养育环境、成长经历、创伤经验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方面因素概括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他是怎么样活下来的。
大部分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曾经历一些严重的创伤，比如：遗弃、虐待、严重忽视、性侵等。
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精神状态不佳，介于“有病”和精神病性人格之间的家属身边，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比如：有一个偏执型人格特征的父亲，经常一言不合就曲解事实，暴力制裁；或者有一个喜怒无常、歇斯底里，经常指责、抱怨、羞辱他人的母亲。
表面上，创伤往往和事件绑定在一起，有一个特定的剧情：谁伤害了谁，谁又被伤害了。这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因此每个人也有一个自己的剧本。
所以，在剧情中拉扯，永远没完没了。
实际上，“创伤”的关键在感受上。感受中混杂着情绪，情绪出现之前是很多未被觉察的起心动念。
创伤就是指这些没被看到的、没被承认和接纳的，或是被刻意压抑的情绪能量和根植身体的身心反映。
创伤是普遍的，不一定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疾患，每个人都曾经历很多创伤。对大部分人而言，创伤引发的只是神经症水平的不健康，还算不上精神疾病。
然而，在神经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并没有一道戛然而止的红线，有的只是在症状程度上和器质（指精神疾病在大脑、神经等人体内环境造成的改变）方面的差异。
注：神经症性障碍（neurotic disorders）或称为神经症，最初指相对较为普通的心理问题，个体没有脑异常的迹象，没有表现出广泛的非理性思维，没有违反基本的规范，但体验到主观的痛苦或自我挫败的模式或不适当的应对策略。精神症性障碍（psychotic disorders）或精神症，被认为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有别于神经性障碍。神经症患者的行为非常显着地偏移了社会规范，还伴有深度的理性思维和一般情感过程的混乱。1980年版出版DSM-III后，传统的对于神经症和精神症的划分就被取消了。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用“谱系”来描述和界定精神疾病，将人类行为置于一整个光谱之上，从正常到非正常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划分标准。精神疾病越严重，就越损害人的机体功能和社会功能。
就我们每个人而言，在“有病”和“有精神疾病”之间，也没有一条绝缘线。
▍人们为什么害怕精神病人？
人们对神经症水平的“有病”习以为常，在争吵中可能会脱口而出：“这人有病吧！” 但对精神疾病，尤其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充满恐惧，避之不及。假如自己患病了，也会有 “病耻感”。
这种恐惧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受到对其了解程度的影响。
比如抑郁症，从DSM手册上的诊断来说，两个诊断标准——抑郁发作和持续性抑郁症（PDD）都属于精神疾病。
在十年前，假如一个人抑郁了，他可能就会被当做一个“精神病人”来对待。但在“996”“内卷”“躺平”等词语流行的当代，抑郁已经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了。
人们害怕那些行为明显异于常人的少数人，也害怕成为“少数人”。假如少数人后面还有极少数人，那最可憎最可怖最可妒的也往往是那极少数人。
人们也害怕不可控的事物。而精神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混乱的行为中就代表着一种不可控的未知。
▍（精神）疾病可能是一种“创造”
我们想一想，一个粉嫩温香的小婴儿成长到一个罹患精神疾病的成年人，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在生理因素之外，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结果？
压力和冲突日复一日地重复，假如情况很糟，超过了承受能力，一个困在这里的人需要做出怎样的“反应”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他可能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暴君，以暴制暴；他可能承受不住，直接杀了自己；他也许可以通过求助，或靠自己逃开了这个环境……假如这些路都行不通呢？一个人如何在压力长期超出承受能力的环境中生存？
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可能成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身体远比我们所想的更智慧、更忠于自己。比如，抑郁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选择”，还有厌食症、强迫症、惊恐发作等等。
就像深海中的潜水员身负重压必须要有专业的设备才能存活，一个溺水挣扎的人也必须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才能继续挣扎下去。疾病形成了一种“平衡”，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疾病所表达的，也要尝试去理解疾病所“承担”的。在某种程度上，疾病就是人应对环境的一种“创造”。
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家庭都是这种情况。比如，父母情感失衡，面临离婚，或者一方有出轨情况。孩子如果承接到这部分的能量，他可能抑郁，严重点可能双相，或者他厌学，拒绝去学校上学。
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的选择。我们没有一个科学可验证的实验来“检测”这个动力，但这个动力是真实的，就在那里，等着被看见。
我把这解读为生命自发做出的选择——为了和解，出于爱。
于家族而言，有代际相传的“家族遗传病”，比如连续几代都有早夭事件发生，连续几代都有人死于某种疾病，也有隔代出现的精神疾病患者。
从家族能量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情况，家庭中“病” （这里主要指精神疾病）得最重的那一位，往往也是承受最多的那位，最有爱的那位。
承受什么？承受这个家庭/家族未被疗愈的代际创伤——那些冲突的、有张力的、未遂的情绪能量。它们可能是这一代的，可能是上一代的，也可能是往世的。
最终，精神疾病这个结果也许是不幸的，但它不恐怖，也不可憎。假如能够换个视角来看待它，看到它所承担的、它想要解决的，那么它可能就会转变成疗愈的巨大突破口。
（未完待续）
来源：公众号默拾趣(Mo-shiqu)：记录“成为自己”的历程和与生命相关的感悟，分享能够触发疗愈的书籍、方法。我是媄仪，心理咨询师，身心灵疗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