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一直被迫卷入战争的清政府日薄西山，大臣李鸿章正在为筹集军费犯难。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向美国贷款，用这些贷款来的钱建一个银行。 有了这个银行，不仅能解决军费问题，还能长期为各种洋务活动提供资金。 李鸿章此时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他去办了。没想到，由于这个人经常和洋人打交道，又信奉天主教，美国人很给他面子，一下子就有24家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数额竟高达5亿。 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可是笑开了花，但他们还没高兴多久，就得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消息：对于这笔雪中送碳的钱，清政府竟然不要！ 理由竟是，你马相伯能搞来这么多钱，一定和洋人勾结了吧？卖国贼！ 结果显而易见，短期内似乎很有“骨气”，而拒绝了马相伯先生的清政府，在之后的甲午战争中，败的有多惨。 这位马相伯先生，不仅自己颇有才华，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但是，也曾像这次一样被狠狠伤了心，以至于临终的时候含泪哭诉：“我像一只狗......”
马相伯先生的老家是江苏镇江，出生于1840年的他，即使还用着清道光的年号，却从睁开眼睛的第一天开始，就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洋人外来事物的双重洗礼下。
由于父母都信仰天主教，因此从小便受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洋人办的公学、大小修院为他自身的学习经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5岁入私塾读书，12岁去到上海，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路攻读了诸如拉丁文、希腊文、哲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曾调任徐汇公学担任校长兼教务，也曾译注《数理大全》等书。
文理兼修的教育经历使他不仅熟识科学的规律，也对事物有着独特的感知力与情怀。
纵观中国近代史的艰辛历程，1840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个年份实在太过特殊。在因自筹白银救济灾民，不被褒奖却反被教会幽禁以示所谓的“省过”之后，这位儒雅学士善良的本心第一次受到了如此践踏：帮助别人始终是正确的事情，是他的坚守。
他愤然脱离了耶稣会而还俗。虽然并未因此一事就与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划清界限，但是他也对自己仅忠于信仰、努力深造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因此外交界和洋务活动之中，隐隐有了马相伯的身影。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马相伯先生的人生中，逐渐从“个体”中脱离出来，和时代的脉搏慢慢接轨就是在这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一群有志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探寻救国存亡的方式，积极向西方学习，因而催生了学习技术的“洋务运动”。
1876年后，马相伯曾先后前往日本、朝鲜、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日本朝鲜守旧的现状，对比西方国家的富强，引发了马相伯极大的思考。
他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并且兴办实业。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合当下状况一一分析，曾多次上书向朝廷建言献策，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是兴办实业、推行科学的建议本身不妥吗？还是社会环境复杂、难以推行？即使是一次次的碰壁，他也没有放弃，不仅继续潜心研究学术，并且试图另谋出路，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并且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采用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
说来，马相伯先生办学的开端，似乎并没有那么严肃。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1902年的时候，他回到上海徐家汇，继续过他的书呆子生活。在一次会面中，蔡元培先生表示想向他请教学习拉丁文。
他想，虽然自己有拉丁文的学习基础，但是拉丁文即使是在西洋都已经算得上“老古董”了，除了大学，其他学校都不太重视，作为中国的学者更加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可是蔡元培先生却执意要学，并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源，许多语言都归属拉丁语系，因此想要学习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没有拉丁文是万万不行的。
马相伯先生觉得好友说的在理，可是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繁重的公务和每日学习时间的协调上，二者都不太方便，因此他们商议决定，由蔡元培先生从学校当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马相伯先生处进行学习，这样一来，不仅在学习本身上更为有益，而且实行起来也更为实际。
由蔡元培先生挑选出的24名学生初到马相伯先生家学习拉丁文的时候，附近教会的法国人都在背后嘲笑他们，认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连字母都念不清楚吧，只是徒劳而已。
但是马相伯先生却不在乎这些，大胆地教大家读最有名的拉丁文文学作品，念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文稿。仅仅4个月后，这些学生们都已经可以在考试中发挥地不错。至此，哪怕是曾经嘲笑过他们的法国人，也不得不佩服青年学生们的毅力。
除了拉丁文，马相伯先生还教他们数学、哲学、法文等学科。学生们一开始齐齐告诉他他们已经在学校学习过了，殊不知等马相伯讲完，大家才豁然开朗，惊觉这位与众不同的老师的教育方法果真非常特别。
他不止讲授运算的结果，还会把运算的原理一并讲给学生们听，引导学生们自主思考。这样不仅有助于理解运算过程，也让学生们体会到了理科之美。
由于24个学生的在拉丁语学习方面的优异成绩让马相伯先生声名远播，于是各省都有有志之士前来拜访，其中不乏来自云南、四川、陕西等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的求学者。
办学本身倒是颇有一点顺水推舟的意思，但是经此一事也的确展现了马相伯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天赋和独到的见解。
加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墨水瓶事件”，校方不分青红皂白地诬陷学生，导致大批学生退学以示抗议。愤然退学的学生也急需一个新的学习场所，因此震旦学院应运而生。
既然要办，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办，不囿于已有学校的先例，而是针对当下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培养人才。这样一个具有西欧专科学校性质的学校，就取名为“震旦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是马相伯先生所创办的第一所学院，寄托了他最强烈的关于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志向，是他一生都放不下的眷恋之所。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震旦学院创办伊始的十二字信条，完整地概括了马相伯先生的志愿。
而震旦学院，也正如马相伯先生希望的那样，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起先在在文学、质学两类学科，后又发展为文学、致知、象数和形性四大学科，其完备性、开创性皆独树一帜，在推动教育进程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着。
据说连梁启超听闻此事之后，都不由大喜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不仅有完备而条理有序的管理制度，各方各面都极具创新。比如震旦学院实行的“学生自治制”，旨在在学生之间，用推选的方式选出干事，以实现学生的自行管理。
干部干事出自学生、管理学生，相比于教员、校长的直接管理，干事与学生之间不仅距离更近，减少了许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学生干事也更加了解学生群体的想法，沟通起来效率更高，群体凝聚力也更强。
而且校方还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絜，意为提起、带领，即通过教育者的科学引导，
向来以“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为核心的马相伯先生，自然也将这种思想注入他的学校当中，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推崇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知道问题的结果，而是动脑子去思考为什么会如此？如何成为如此？
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支持着马相伯先生之后在教育领域越走越远。
白手起家，在社会需求、学子渴求的大背景之下创办的震旦学院，是马相伯先生毕生的心血，无论之后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了什么样的成就，震旦学院在他心中都会代表着“起始”这样的意义。“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是中国的意思，而这个词在英语当中，也有黎明和曙光之意。
1904年的夏天，震旦学院来了一位名叫“刘学裕”的新生，这位学生看起来与旁人无异，实际上却有“前科”——他就是因为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亡命上海却无处安身，前路黑暗之时，震旦学院的马相伯先生得知了此事，不仅破格录取了他，还免去了他所有的学费和餐费，并且特意让于右任改名为“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在那样的时代，中国社会最需要的、震旦学院最欢迎的，就是像于右任这样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他们有朝气，有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内心有喷薄欲出的火。能隐忍地打磨锋芒，也敢于为立场发声。就算年龄有所差距，只要心之所向是为同一。何尝不能说马相伯先生和他的青年学生们之间，也会有一些英雄惺惺相惜之感呢？
东山再起然行世上无人行过之路，注定不可能易如反掌。不多时，震旦学院就引起了天主教会方面的注意，他们才不管青年学子是否推崇马相伯先生的做法，在1905年，趁马相伯先生生病修养之机，加派了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这位新的教务长，名义上是来协助马相伯先生打理校务，实际上的作用不过是天主教会光明正大安插在震旦学院的眼线，从而加强他们对于震旦学院的控制。
事实上，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传教士对于插手震旦学院教学教务方面，可谓称得上行事嚣张。他独断地取消了孔子诞辰的假期，并且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不仅需要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既不允许学生谈论时事和结社，不允许阅读进步书刊，甚至连学生出入校门、会客见面等自由也横加限制，由此一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处处掣肘，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不久之后，种种代表天主教会态度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的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马相伯先生此时虽然尚在病中，但对他的学校并未有丝毫懈怠。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一同挥泪离开了他们的校舍。
即使是信奉天主教的马相伯先生，对于这种违背他“崇尚科学，不谈教理”的行为，也无法给予一丝一毫的宽容。离开了那些进步的学生、教员以及马相伯先生的震旦学院，无异于失去思想和灵魂的空壳，哪怕是在今天，用跨越时代的眼光回看，也不得不佩服马相伯先生的果敢。
脱离了震旦学院，并不意味着那些对于教育的执着都付之一炬。心中憋着一口气的师生们，一致决定再创办另一所学校，在取名的时候，筛选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最后听取了于右任的意见：“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旦。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意为自强不息，不仅如此，还有不忘震旦旧事，时刻警醒复兴中华之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就这样诞生了。
决心于投身教育，一生都为教育。辛亥时期，马相伯七十岁时担任过南京市第一任市长，后来又曾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总督，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在全身心投入教育的同时，积极参政。民国建立后，他加入民主党，并且成为了民主党30名常务员之一。后来又发起创办过函夏考文苑、辅仁社、培根女校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马相伯已经有91岁高龄，年纪虽长，然那一腔爱国热血并未有丝毫褪色。他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为救亡呼号奔走，先后组织发起过多个爱国救亡团体，亦曾撰写过“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的联语，与众人共勉。
一生壮志，晚景亦没有完全如人所愿。在抗日战争艰难进行的过程中，这位一生都心系国家、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怀揣着对于救国的美好愿景的老人，在得知湘北大捷后兴奋异常，加重了病情，不久便溘然长逝，生命的指针就这样停留在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前。
“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这几乎贯穿了马相伯先生一生行教育事业理念的十二个字，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很好的形容了他自己。早年潜心学习，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对应的是“文艺”和“科学”的学科内容本身；后来参与洋务活动，更加认识到“科学”是救亡图存不可缺少的重中之重；自己救济贫苦却反遭不公对待，加之屡次上书试图改变社会现状却杳无音信，还有自己从学习当中探索出的高效的学习方法，都让他意识到“教理”不可取，人要刻苦，也要变通。往后的大半生，他都始终坚守着这十二个字，直到生命的尽头。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亦是马相伯先生一生的写照，他信念中的救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局限于自己和当下可以做什么，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用科学而长远的眼光认识到，救国需要一波接一波的有志青年前赴后继，是一场松懈不得的持久战，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
当今时代，虽然社会背景不像近代那么复杂和严峻，但是依然要清醒地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不断培养后备力量，因此教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今的教育行业依然不乏如马相伯先生一般甘愿献身的人，但又有什么仍需改进的地方？应当如何给出意见和建议呢？依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