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吊”,学名“叶子戏”,是一款起于唐朝的纸牌游戏,因为其纸牌只有叶子一般大,因此得名叶子戏,

虽然“打叶子戏”诞生得比较早,但从唐代至元末的几百年里,比起诸如“掷钱”“投壶” “猜枚”等老牌赌钱游戏来,叶子戏流传范围也只限于个别贵族圈。而且明朝开国时,对赌博风气可谓深恶痛绝,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但凡抓住有人赌博,别管是官是民,一律断手断脚。后来虽然没这么凶残,但以明孝宗《问刑条例》规定,抓住也要游街示众,官员更得革职查办,那年头想摸摸“叶子戏牌”,那真是用生命来打牌。

但是,随着明朝城市经济的发展,低调了几百年的叶子戏,终于成了明朝娱乐生活里的一匹黑马。明朝成化年间,打叶子戏就在江南苏州昆山一代十分流行,而且当时火热起来的《水浒传》故事,都被叶子戏纸牌加进来恶搞:牌面上不再简单写钱数,而是按照牌面金额大小,依次画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样貌,牌上的好汉越牛气,牌面的金额也就越大,一轮子戏打完,就好似梁山好汉大杀一场般过瘾。当然,钱也大把输出去了。

纸牌国的规矩是谁打破的(人人沉迷于纸牌之中)(1)

而且比起之前明朝流行的斗蛐蛐来,叶子戏显然更有优势:参与门槛比较低,不用重金找好蛐蛐,一套纸牌就开打。玩法也更有趣,四个人每人先摸八张牌,围在一圈以大打小,轮流坐庄狠打,堪称是既简单又好玩。于是自成化年间起,就流行于明朝各个城市。一开始还都是各个城里的赌棍闲人参与,发展到16世纪时,竟连昔日满嘴圣人训诫的读书人们,也纷纷扔下课本,争相投入其中。

明朝嘉靖年间名臣霍韬曾叹息说,那些有着朝廷功名的生员秀才们,本该刻苦读书,但一瞧见叶子戏,眼睛就放了光。以至于“生员赌博,入市饮酒,大白行俭”。到了万历年间以后,秀才打牌都成了小儿科,就连举人进士们,也都逮着机会就打一把。甚至“以不工赌博为耻”——不会打叶子戏?您在“精英”圈还有脸混吗?

如此热潮下,叶子戏的玩法,也是花样百出。比如写过《东周列国志》《三言》等名著的明末文豪冯梦龙,就曾忙里偷闲,写出了《牌经十三篇》,详细解读叶子戏的打法与获胜技巧,一亮相就卖火,尤其引得各地青年疯抢,江南当地的秀才举人们,几乎是人手一册——这玩意又好玩又能来钱,当然要瞪红了眼狠钻。

当然代价也是惨重,如果说成化年间的叶子戏,还多是“小赌怡情”,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哪怕四个人凑一起打一桌,也是疯狂烧钱。《留青日札》记载,浙江杭州的名门子弟们,经常豪赌一晚上,家里的婢妾都输出去好几位。倾家荡产更是常见现象。

也正是这越发火热的叶子戏,连纸牌画面,都成了明末变迁的缩影,纸牌上印梁山好汉,那时都太俗气,基本是什么人物流行,就在牌面上印什么。崇祯年间李自成农民军扯起反旗,于是各地叶子戏纸牌上,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等农民军形象,清一色都上了牌桌。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等思想家叹息说,自万历年间起,这些本该是国家栋梁的士子们,却是人人沉迷于纸牌之中,满脑想着牌桌输赢,国家有事,又能指望谁?

叶子戏的疯狂流行,就是明末亡国前夜,这么一桩叫多少遗民们跺脚叹气的奇现象。可为什么这么一项简单的活动,竟会火爆到这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梁不正。

纸牌国的规矩是谁打破的(人人沉迷于纸牌之中)(2)

因为,比起好些士大夫对叶子戏的批评来,更叫人无语的事实是:玩叶子戏最疯狂,玩法最突破尺度的,恰是明末的士大夫们。

明朝官员玩叶子戏,也是由来已久。就连好些名臣清官,都是铁杆玩家。比如明孝宗年间的大学士谢迁,退休回家后,玩叶子戏能玩通宵。不过他的赌博,也不过是和家里的孙子孙女们,赌些当地的点心名吃,纯属找个乐。

可随着明朝越发腐败,这事就不止找乐了。特别是万历年间起,拜万历皇帝常不上朝所赐,原先被考成法管的服服帖帖的官员们,从此也就撒了欢。外加明朝行政瘫痪,各级官员常无所事事,自然也就凑一起撒开了打牌。还有好些官员,退休回家后也不闲着,直接开了赌坊,召集相熟的同年同僚们一道继续玩。这又搭钱又耗精力的叶子戏,就是各级官员联络感情的手段。不会打自然被瞧不起。

叶子戏在明朝的朝堂高层,自然是无比风靡,因此也上行下效,而且这打牌游戏还要玩钱,砸钱越多越刺激,放在当时明朝腐败风气里,自然也如鱼得水。想给阁老尚书送孝敬?想跑官买官?以前还要跑断腿求人,这下只要能混进牌局里去,一把牌打完,就不动声色把钱送出去。以《荆园小语》记载,很多士大夫沉迷其中,都是“穷日累夜,痴然如狂”,连呼“极有趣”——又好玩又能捞钱,当然极有趣。

纸牌国的规矩是谁打破的(人人沉迷于纸牌之中)(3)

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离京督查军队,没想到刚开动一百多里,周延儒立刻派亲信持令旗快马返京,这下把全北京城吓了一跳,以为李自成已经打到城下。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周延儒大人酷爱叶子戏,上前线才发现忘带叶子戏牌了,赶快派人回北京来取。

可是,明朝的灭亡真的是叶子戏惹的祸吗?一个腐败到骨头里的王朝,玩物丧志,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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