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国学”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国学可大可小，小到诗词歌赋，大到儒释道，凡是跟传统文化能扯上关系的学问，通通可以被纳入国学的范畴。以至于当今许多人调侃说，国学是一锅大杂烩，能放进来的食材，最后都可以被有心人烹饪成美味，至于有没有营养，亲身尝一下便知。
不可否认，国学是一套完整而丰厚的文化学术体系。一生深居简出、苦心孤诣，能在这个体系里掌握了多种学问，有很深造诣，并且德才兼备的人，方可被戴上“国学大师”的桂冠。如，近一百年来，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冯友兰等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他们通过触类旁通，熔古铸今，打通了不同学问之间的界限，创造出许多耀眼的学术高峰，他们被公认为国学大师，没有什么异议。
季羡林
国学大师就像延绵不绝的山脉，不但崇高，在多个独门学科上创造了让人仰视的高峰，而且胸怀博大，包罗万象，审视起来有纵深感，深不可测，一眼看不到边。
如奇峰兀立那样，在独门学科上创造出高峰的人，学术成果显得过于单一，难以成为服众的大师，充其量是一位著名学者。
在当今学界，若论起学问，季羡林（1911年——2009年）绝对称得上是最有分量的著名学者之一，从语言学、翻译、佛学、历史学，再到文学、国学和教育，跟人文学科有关的许多领域，他多有涉猎，并且成就斐然，著作等身，当今学界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学者，确实寥寥无几。
季羡林像
再加上他活了98岁高龄，德高望重，把他定位为当今文化界的楷模，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但要把他说成是文化泰斗或国学大师，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他的学术成果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荣耀。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季羡林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著称于世的，他精通汉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南斯拉夫语、梵语等12种语言，是当代不多见的语言学天才。
能掌握这么多语言，源于他在20岁就考取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学四年主修德语，课余时间一边坚持用德语写作，一边翻译德语作品。
季羡林与饶宗颐
或许是接触外语较早的缘故，以至于让他在后来的学习中，把大量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外语的学习上。尤其从1935年夏季开始，24岁的季羡林有幸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时间长达10年。这次留学，直接开启了他在语言学上的天赋，让他探索到了可以同时攻读好几门外语，并把每一门课程学到尽善尽美的好方法。由此，他用这十年光阴打下了远远超过同时代学者的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在后来，他发挥自己语言学方面的优势，是水到渠成的事。
连季羡林自己也承认，在德国留学十年，他除过钻研语言学之外，对其它学问几乎没有涉猎过。在研究梵文时，需要对印度的古典文学选读一些，就像研究汉语时必须要阅读唐诗宋词元曲一样，但他身在异国他乡，留学时间有限，为了争分夺秒地攻读语言学，他连阅读课外读物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季羡林《罗摩衍那》译本
靠着这份刻苦精神，到1945年回国之际，他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专家。
以后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季羡林一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多集中于语言学方面，在古印度语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佛教史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及印度语文学名著的翻译等领域，他都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尤其在吐火罗语研究和佛教史研究方面，如，他的学术著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以及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填补了我国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空白。因这些学术成果的流传，他注定会留名青史。
季羡林书法
然而，这些学问很难跟传统国学扯上关系，它们跟国学，完全是两个体系的文化。
如果把季羡林看作是国学大师，不但对同时代的其他国学大师不公平，对季羡林自己也是不公平的，大有冤枉季羡林的嫌疑。就像某人本来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却要逼迫人家去弹奏钢琴，岂不是强人所难？也会凸显出是非不分的常识性错误。
当外界把季羡林定位为国学大师和文化泰斗，经常向外宣扬时，连季羡林自己都觉得很反感，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身上流淌着民国文人的遗风，非常看不惯那些钓名沽誉之辈，他不想在历史长河里被千夫所指。
《病榻杂记》
在2007年，借助随笔集《病榻杂记》出版之际，季羡林终于站出来为自己澄清了，他难以忍受被人误解，不喜欢自己的身份被外界张冠李戴。他用自己的学问，向人们解释了国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学者才对得起“泰斗”的称谓。
他进一步昭告天下人：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这就是真实的季羡林，一生命运多舛，却心直口快，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这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值得当今所有学者去仰望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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