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法]让-皮埃尔·迪皮伊
摘编丨董牧孜
经济的自我超越和恐慌
自我超越这一修辞，出现在经济思想和以经济为灵感的社会哲学中，比如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哲学。但这种自我超越从来不是自我超越并自我抑制的恶，而是善中包含的恶（或目的，手段），善需要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必须存在的恶，如神义论的经典纲要所言。
伯纳德·德·曼德维尔说过一句话：“个人的恶习，众人的好处”，是对它很好的阐释，我们经常透过这句话思考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类似的表述还有歌德在《浮士德》中对恶魔梅菲斯特的定义：“这力量中渴望作恶的一部分却总在行善。”这是一种等级对立的形式，其中高层次与来自其自身的低层次相悖，因此遮蔽了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同一性。
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他众多的后继者提出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尽管经过了巨大的数学抽象，但模型的纲要还是一样的。今天，每当人们宣称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市场能够自我调控的神话，即市场可以自动回归平衡，人们提出批评的正是这一模型。于是人们下定论，必须对市场进行人为调控。
关于这点，不仅存在严重的概念性混乱，还充斥着大量的范畴性错误。不久前，这些高喊批评言论的人还断言市场自我调控是商品社会中人类异化的标志，因为这一事实意味着市场脱离了人的控制。然而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对商品体系自治性的批判，后者被视为与民主原则相悖，而现在对这个体系的指责恰恰是它无法做到自我调控。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更广泛地说经济，完全有能力自我调控。但是这种调控，一方面涉及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将强加于其上的外在性，即所谓的自我超越性；另一方面，从效率和公平的标准上看，这种自我调控的后果又是灾难性的。无论是经济体制持续时期，还是投机欣快期，市场都能够自我调控。
即使进入恐慌期，市场仍然能够自我调控。这是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所有复杂的系统一样，因与果互相影响，形成循环结构。它通过产生它特有的外在性来进行自我调控，这些看似强加于每个经济主体的外在力量，却来自于所有个体行为产生的合力。人类既影响市场又被迫承受其后果。这里不应该犯的范畴性错误是，将市场对人类的所作所为的价值判断与市场自我调控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动态情况的分析混为一谈。总之，市场的自我调控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无论怎样都不会减少市场的自我调控。
《经济的未来》，[法]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著，解华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
在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自我调控是一种产生于内部的外在性，即自我超越性。价格及其动力按照最简单的方式构成了这种外在性：当经济主体遭遇到这种外在性，总是将它想象成无法变动的数据，而实际上他们纠结混乱的选择决定着这些数据。凯恩斯的天才在于，他懂得企业家的预测支配着收入的分配以及消费者的需求。如同占星术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些预测普遍是通货紧缩型的：企业坚信他们找不到买主，消费者和生产者则深信他们根本找不到就业机会。
尤其要明白的是，市场的这种自我超越性正是经济领域“撒旦驱逐撒旦”的方式。好的暴力裹挟着坏的暴力，让人望而生畏，但两者都处于同一暴力中。某些经济危机的分析偏偏不顾恶是一种必要的存在并服务于善这一事实，费尽心思罗列好与恶的种种对立关系。
如“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对立，调控市场和投机市场的对立，欣快的投机和卖空投机。对危机的理性主义分析就是区分不同种类以便将某些种类排除出去，似乎只有标明犯罪者才能心安理得。他们根据不同情况以及特效由低到高排序如下：金融经济，投机市场，卖空投机。然而，清醒和勇气告诉我们，应该找出的是这些表面差异性背后真正的同一性。
电影《华尔街之狼》。
因此，金融经济之所以是恶，因为它是投机之所在，也是虚幻之所在，这正是它与“实体”经济格格不入的地方。后者属于坚固之所在。投机，窥镜，镜子。
金融经济的镜子在哪里？投机行为在于购买一笔财富不是为了拥有它，而是指望将它出售给另外一个更渴望拥有它的人。镜子就是他人投射在我们所占有的财富上的目光。在金融领域，所谓的“财富”往往只是账册的一笔账目而已，如证券、股票、债券、有价凭证、货币等等。
然而，所谓的“实体”经济，尽管针对的是确实存在的财产和服务，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我们渴望拥有一个东西，因为他人的羡慕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在此我仍要援引亚当·斯密的话，“什么是财富？”他问，答曰：就是可以将旁观者艳羡的目光吸引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既然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反射的逻辑之上的，那么，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标准上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
恐慌？
经济危机的深刻含义
如同它之前的神圣一样，经济在今天正在丧失其制定规则的能力，而这些规则同时也制约它自身。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深刻意义。一个等级结构在倒塌时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希腊神话赋予它一个名字，即恐慌（panique）[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Pan）是恐慌的标志]。
在恐慌中还有超越性存在，但是它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了。相反，恐慌会把一切来自外部的，想要阻止它的一切东西吸收到它的内部。
全球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以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甚至更宏伟的提法，重建资本主义——为己任，这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贵人迷》。剧中有位哲学教师试图以权威的姿态对另外三位教师的争吵进行仲裁，这三位老师分别是音乐老师、舞蹈老师和剑术老师，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但很快哲学教师就被卷入争吵中，原来的三人斗嘴升级成了四人吵闹。
莫里哀的戏剧《贵人迷》
傲慢，就是想象自己可以如同拿破仑一样，给自己戴上皇帝的王冠，企图将自己置于一个超越的位置，也就是以权威自居。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傲慢所付出的代价：政府为“稳固市场”注入天文数字的现金流，只换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市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恐慌可以解释人们何以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借助于市场的调节功能来谈论“重建资本主义”，近乎痴人说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了外在性消失构成的巨大难题。经济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如今自食其果。
经济的伦理学污染
“使资本主义道德化”，给经济添加一定剂量的伦理，对证券投机者（traders）开展公民教育——这是某些人鼓吹的新道路。但是太晚了，伦理已经被经济蒙蔽了，正如同在一杯自来水中添加一点矿泉水，何用之有？
经济有属于自己的伦理，虽然有时它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生无可恋。就像它能够自我组织一样，虽然有时它会盘旋而下坠向深渊。
经济通过竞争的方式运转，而竞争导致一个无比艰难的世界。人们找不到工作或丢掉工作，企业破产，供应商被长期合作的客户抛弃，投机者豪赌一把却满盘皆输，新开发的产品无人问津，研究者长期艰辛的努力却一无所获，民众在国际竞争中利益亏损，等等。而且这些惩罚往往从天而降，没有道理，无法预见，不可理喻。在哈耶克看来，人们之所以这样说，只是悖论地想让这些惩罚变得可以忍受，尽管没有人想这样。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惩罚却带来耻辱和愤怒，甚至越来越经常地转变为一种绝望。
然而，经济竟想在自己分泌的毒液中找到一种解毒剂。不妨换一种脑筋去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市场发出的热情歌颂：
在买卖双方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自由的市场中涌现出来的价格，能够协调数百万人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所有人的状况得以改善［……］。价格体系是在任何中央指导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的，而且人们既不需要彼此交流，也不需要彼此友爱。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弗里德曼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学者之一。
我不禁做出这样的假设：人们同在一个社会中生存，彼此间却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友爱，唯有相互冷漠和自我封闭是确保公共财富的最佳手段，这样的乌托邦简直恐怖至极。但它却能够真实地存在，并为众多专家学者所承认，一定有其非常强大的理由。
卢梭告诉我们，当激情一旦“因为障碍物从它们感兴趣的物体上转移开［……］，更多地专注于试图逃避的障碍物，而不是原本一心渴求的物体”时，恶就出现了。障碍物显然就是竞争者，处于我和我渴求的物体之间。在一个肆意竞争的社会中，竞争者大量存在。关于各社会阶层平等的民主社会，托克维尔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当所有的出生特权和财产特权被摧毁，当所有的职业一律向众人开放，当人人可以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职业顶峰时，广阔而自由的职业生涯将在人类的梦想面前敞开大门，人们欣然想象自己正在接受伟大命运的召唤。然而这正是现实经验每天都在修正的一个错误想法。这种允许每个公民构想宏大希望的平等性却让所有的公民在个体上变得弱小，因为它允许他们欲望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全方位地限制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不仅有一种来自自身的无力感，而且感觉每一步都要面对巨大的困难，这是他们一开始完全没有察觉到的。
他们摧毁了某些同类令人厌恶的特权，却遭遇了所有人的挤压。边界改变了形式而不是地点。当所有人几乎相差无几并行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想走快点，并穿过包围他、挤压他的、如铁板一块的人群，都是非常困难的。
平等唤起的天性与满足它们而提供的手段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这让灵魂备受煎熬、疲惫不堪。
后面他又写道：不管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组成结构多么民主，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公民总是关注他身边支配他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预见他会将目光固执地投向这唯一的一侧。当不平等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法则，即使最不平等的事也不会被引以为怪。只要一切都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伤害就会降到最低程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平等越广泛，对平等的渴求越难以满足。
竞争的障碍无处不在。恶就是注意力从目标上移开，不再关注它，一心只想打倒障碍物，彻底征服它。这种对对手的迷恋大概在爱情战中程度最为强烈了，但如果认为它不存在于经济战争中，那未免太天真了。商界社会新闻每周都不乏这样的新鲜案例。借用卢梭的完美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地下室心理”同样威胁着经济，不断危及我们对它牢不可破的迷恋。
弗里德曼的定义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答案的内在意义。既然竞争之恶产生于对障碍物——令人既钦佩又仇恨的对手——的执念，那我们干脆彻底隔离这些主体来杜绝这种危险，他们相互斗争却永远不会相遇。在这一天之前，一般经济均衡的模型看上去还像一个宏伟的建筑,它的设计、建造就是为了激发人们相互间的竞争,并限制他们因此可能对彼此施加的伤害。这离京特·安德斯启示录般的预言似乎并不遥远，他预测了这样一幅世界图景：“一个住满毫无恶意的谋杀犯和没有仇恨的受害者的天堂”。
如果没有敌对，怎么会有竞争？如果没有敌对刺激下的欲望，怎么会有敌意？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深知其中奥秘。然而，欲望一旦登台，羡慕、嫉妒、怨恨等所有坏的激情纷沓而至，这些都千真万确地在现实世界里上演。经济学理论暗暗鼓吹的道德伦理实在天真得让人无语了。对于如何解决因破坏性激情带来的暴力问题，它却避而不谈。难道将人变成幽灵，来躲避种种来自地下室的恶？
作者丨[法]让-皮埃尔·迪皮伊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刘亚光
校对丨刘军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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