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胜龙
2022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8周年。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弼时镇）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他16岁参加革命，46岁逝世，创造了永载史册的光辉业绩。在党内，任弼时有三个绰号：“党和人民的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三个光荣称谓，诠释了任弼时三十年的革命生涯。
“党和人民的骆驼”
叶剑英元帅在《哀悼任弼时同志》的悼词中深情怀念战友：“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悼词深情朴实，感人肺腑。任弼时用生前坚守的“三怕”诠释了骆驼精神的本质内涵。
一怕工作少。1928年10月和翌年11月，任弼时分别在安徽芜湖和上海租界两次遭捕，敌人使用皮带抽打、膝跪铁链、杠子压腿等酷刑，特别是第二次被施电刑，电烙在背上烙下两个拳头大的伤痕。又因长期劳累、艰苦转战，导致健康状况很差。但是，任弼时仍抱病坚持工作。1944年，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修改15次。1945年党的七大后，任弼时被检查出患有严重高血压等疾病。党中央几次安排他休息，但他坚持带病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协助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上作政治报告时，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不得不中途由人代读。1949年春的一天，他工作到深夜三点，大夫和警卫员劝他休息，他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又和工作人员交谈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之后查看朝鲜战场形势图。妻子陈琮英劝他早点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任弼时说道：“明天还有明天的事。”10月25日晨7时，任弼时突发脑溢血，中风失语。27日12时36分逝世，竟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实现了自己“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的铮铮誓言。
二怕花钱多。任弼时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全国解放后，中央实行供给制。任弼时常常问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标，生活用品是否按制度规定领取。一天，陈琮英叫孩子们找些旧衣服做鞋底，任弼时挑出两件说：“这还可以补一补再穿，进城了，我们还要注意节俭呀！”1949年11月，任弼时病情恶化，中央决定他去苏联治疗。临行前，他规定随行人员要少，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就会给国家增加负担。”任弼时在玉泉山休养时叮嘱工作人员，尽量少用车，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一起办，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
三怕麻烦人。任弼时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自己能够做的，决不麻烦别人，生活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特殊。解放后，组织安排他住在北京景山东街的一处房子里。房子面积小、临大街，同志们考虑到他身体有病，人车嘈杂不利于办公和休息，让他搬进一个机关所在的房子。他说：“那里住着一个机关，人家已经住进去了，你再让人家搬家，不合适。不能这样！”“我是一个人，不能为了我一个人去牵动整个机关。”至任弼时逝世，他住的房子始终没有调整。
“被 子”
任弼时信仰坚定，忠诚党的事业，对外善于宣传、争取支持，对内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对下坚持原则、保护干部。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他从不打“牌子”，不摆“架子”，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了一床棉被，让大家感到温暖、踏实。
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支持。1938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当时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承认王明是中共领袖。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5月又作更详细的书面汇报。他还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并单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任弼时终于说服共产国际改变过去偏信乃至错误的看法，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任弼时、王稼祥时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王稼祥9月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讲话。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维护长征时期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1936年7月，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张国焘让人送来《干部必读》等宣传品，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立即通知部队：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反对中央和毛主席；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任弼时还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份做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工作，并与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交谈，统一思想，增进团结。任弼时运用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完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长征的胜利结束，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保护一大批同志，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在领导苏区肃反工作中，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正确估价干部队伍现状；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提出：“以后肃反，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此指示对当时“左”倾错误是一次有力抵制，保护了一些同志。任弼时却因此受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排斥。1933年5月，任弼时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已被撤销职务，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被攻击为“反革命”，准备杀害。还有许多同志被乱抓乱杀。任弼时反对这种做法，在省委会议上强调指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王首道、张启龙和一度受到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到迫害，并安排了工作。
“党内的妈妈”
由于任弼时谋事周全、办事妥当，待人宽厚、谦虚诚恳，善解人意、关心他人，被称为“党内的妈妈”。
办事稳妥，细致周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吃饭问题，从行军途中安排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住房、布置警卫到组织物资供应、参加决策研究等，事无巨细任弼时都要参与。这期间，他负责抓办公厅的整体设计，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工作实现正规化。到1942、1943年，将各部委领导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十分赞赏。
为人谦虚，待人诚恳。任弼时总是谦虚耐心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善于帮助打开思路，使对方把问题讲得全面、清楚和透彻。一次，师哲向任弼时反映问题，他很耐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师哲讲得有些偏差，他当即纠正。这时，师哲才知道任弼时是了解情况的。师哲问他：“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任弼时回答：“你兴致勃勃地反映问题，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师哲说：“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这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任弼时答道：“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
善待同志，关心战友。1947年4月，任弼时随毛泽东、周恩来住到延安市安寨县王家湾的两孔半窑洞里。毛泽东住左边一孔，周恩来住中间一孔，任弼时和陆定一住右边半孔。都从中间窑洞出入。每天早晨，当任弼时要出去，又怕开门“吵”了周恩来，便蹑手蹑脚从窗户上跳出去。有一天，他又跳出去。而隔壁周恩来也因要咳嗽，怕吵醒隔壁三人，就紧皱眉头，紧捂嘴巴，匆忙出门。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每到行军宿营地，任弼时总要看望饲养员、炊事员和负伤的战士。长征途中，他总是将马让给负伤和生病的战士。
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言语朴实，感情诚挚，他对实现党改善人民生活的历史使命充满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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