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是小篆和大篆的统称。
大篆是周朝时期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籀文都属于大篆的范畴。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商时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
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所以笔划粗细不一，字体大小不等，但已经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从甲骨文开始，因为它已经具备了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因此，甲骨文既是文字之始，也是书法萌芽。如果将书法艺术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甲骨文就是一株刚刚长出的幼苗，虽然稚嫩，但在顽强生长。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
商周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为在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叫做“金文”。又因为这类青铜器的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也叫做“钟鼎文”。
商代的金文书法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质朴平实，后期的凝重雄放，显示出金文书法的独特艺术。金文时的书法之树已经开枝散叶，显示出勃勃生机。
武王时的利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凝练平直，开创了金文书法的先例。
康王时的大盂鼎，文字端庄典雅，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者，为历代书家所珍视。
厉王时的散氏盘，其书法浑朴雄伟，敦厚圆润，壮美多姿，既有金文的凝重，又有草书的流畅。
籀文因《史籀篇》而得名。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石鼓文是籀文的代表。
石鼓文是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内容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石鼓文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先河，在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在秦国大篆籀文的基础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制的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流行到西汉末年，逐渐被隶书所代替。但因为字形优美，始终被书家所青睐，长久不衰。
小篆是文字史的一次改革。也可算是人为的对书法之树的修剪，虽然枝条整齐了，但是，却少了些自然之美，少了些天真率意。
秦代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为秦相李斯所书。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
《泰山刻石》书法严谨敦厚，平稳端宁；字形工整匀称，修长婉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历代书家评价极高。唐张怀瓘赞其“画如铁石，字如飞动”，鲁迅认为“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琅琊刻石》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篆的代表作之一。
《峄山刻石》原碑已毁，现存西安碑林的为北宋刻石。用笔流畅，线条圆润，结构匀称，“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
篆书在秦代已经完全成熟，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败。汉魏之际已经很少有独立的篆书，《袁安碑》、《袁敞碑》是极为罕见的汉篆碑。
《袁安碑》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划瘦劲。
《袁敞碑》以方折之笔作篆法，厚重雄茂，婉转多姿。
直到唐代李阳冰出世，篆书有所复兴。其代表作为《三坟记》。称“铁线篆”，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遒劲平整。
宋、元、明都有以篆书著称者，但没有大家。
直到清代，在包世臣、康有为鼓吹下，碑学兴起，为书法创新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篆书家纷纷出现，打破了篆书千年来死气沉沉的局面。出现了邓石如、吴昌硕、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等篆书大家，篆书艺术为之气象一新，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邓石如篆书
▲吴昌硕篆书
▲吴熙载篆书
▲杨沂孙篆书
▲赵之谦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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