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随想录》
我有多种版本的《随想录》，其中大部分是巴老赠送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买的，还有一套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日文版五卷本，是译者石上韶送给我的。
本文作者与巴金的合影
自从1980年随巴老访日，巴老就知道我爱看书，每次出新书，都想着我。他身体好时，亲自到邮局寄发，后来摔伤了腿，走不动了，我就去他家拿。每次陪外国作家到上海，我总要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说说话，顺便拿几本新书。
巴老送我的《随想录》第一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第一集收录了三十篇文章，其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三篇，《谈〈望乡〉》、《再谈〈望乡〉》是为日本电影《望乡》辩护的，《中岛健藏先生》是怀念日本友人的。
这本书小而薄，封面设计也一般，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巴老是何时何地送给我的。而我向巴老要《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时的情景，印象一直很深刻。
1981年10月13日，巴老从欧洲访问归来，住在燕京饭店，我去看他。巴老问：“我的《随想录》第二集给你没有？”我答：“没有。”巴老起身找书。小林说：“他过几天到上海，叫他来家里拿吧。”我说：“好，自己去‘偷’。”巴老说：“你在文章中说到我家随便‘偷书’，去了又不多拿，只造舆论，没有行动。”小林说：“你叫他随便拿，他又不好意思多拿了。”巴老嘿嘿地笑起来。巴老所说的文章，是指上次见面时我送给他的《江城》杂志上有我写的《在巴金家里做客》一文，讲了在巴老家“偷书”的事儿。
那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长崎回到上海，去巴老家做客。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从巴老的书柜里拿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这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但我没问巴老这本书还用不用，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写完，我将这句话读给巴老听，对巴老说：“您得签名，证明此言不虚，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吹牛，或是顺手牵羊，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拿起我的笔，写下“巴金”二字，表示完全同意。那两个字很大，是我的字的两倍，因为是站着写的，笔画细，还有点飘，但这是巴老准许我在他家随便“偷书”的特权证明，想必天下独此一份，是纪念，更是宝贝，急忙藏在怀里，秘不示人。
巴金签名以示“同意”的《往事与哀思》
《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4月出版的，书中的四张插图，有两张是巴老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长崎、广岛时拍摄的。在长崎的那张照片是摆拍的，照片说明为“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一九八○年四月摄于长崎”。在广岛的那张照片是作家代表团参观完毕往外走时记者抢拍的，照片说明为“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一九八○年四月摄于广岛”。我不知道这照片说明出自何人之手，如果是编辑，显然不合适，因为巴老是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用“率”，而非“随”；如果是巴老出于谦逊自己写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团长随团访问，也有点别扭，不合逻辑。第二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四篇，其中《友谊》《访问广岛》《长崎的梦》三篇文章是访问记，附录《我与文学》是临时应邀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发表的讲话，在旅途中赶写的。
这本书是我到巴老家拿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 八一年十月”。巴老签名时，我递给巴老一个名单，上面有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十来个人的名字——他们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让我替他们要签名。巴老按照名单题签，花了不少时间，还叫我核对一下,看名字是否有误。
此后，不管是对外联络部新来的大学生想求巴老的签名，还是有人买了巴老的书想请巴老签名，他们都来找我。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巴老与读者之间的“联络员”，每次巴老都是和颜悦色，有求必应，我也认为这是助人为乐，乐此不疲！其实巴老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虽然发誓要出版十三本书，但力不从心，眼看自己制定的计划无法完成，十分焦急。本该让他静静地写作、思考、做事的，可我生来愚钝，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等我醒过味儿来，很是后悔，急忙向巴老“请罪”：“我太不懂事，让您费心费力费时间，而且没完没了，罪该万死。我保证，从今以后，不管何方神圣来求我，一律拒绝，再也不会给您老人家找事儿、添乱了。”我信誓旦旦地表白一番之后，又拐弯抹角地强调：“您的新书，可千万别忘了我……”巴老明白我的心思,笑了，说：“没关系的，年轻人喜欢读书，是好事，我支持。”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十二月卅日”，没写年份，我估计是1982年。第三集里有《随想录》日译本的序。
《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四年十二月”。书中插图有一张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照片说明为“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
水上勉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早在1963年，巴老就与严文井、马烽到水上勉家做客。水上勉年轻时读过巴老的《家》，他说从《家》可以了解到封建时代的中国。1983年，他率领日本中青年作家访华，特意到成都参观巴金故居，参观小说《家》的舞台，到上海后还代表日本笔会邀请巴老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第四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两篇，一篇为《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抗议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入”；一篇为《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是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与井上靖先生的通信。
《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书中插图有一张照片，是巴老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时，我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横川健先生的相机拍摄的。
1984年5月9日，巴老应邀赴日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第二天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和佐藤纯子陪巴老到世田谷区豪德寺，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从故乡福井赶来，在门口迎候。
豪德寺入口有几座木结构的建筑，后面是一大片墓地。巴老沿着砂石小路，由我和小林搀扶，吃力地移动左腿，默默向前走，脚步缓慢而沉重。中岛健藏先生的墓碑用灰青石雕成，约一米高，正面刻着中岛健藏和夫人的名字，但夫人的名字是红色的。白土吾夫指着墓碑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巴老点点头，说：“我们过去也这样。”
巴老亲手把鲜花插在墓碑两侧的花瓶里，随后退两步，向墓碑三鞠躬，并且按照日本的习俗，将清水洒在碑顶。巴老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7年，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一边说一边流下眼泪。京子女士说：“以前您总是劝他少喝酒。”巴老说：“他喜欢喝酒，又有海量，虽然我常常劝他少喝些，但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用。那时形势不好，他心情郁闷，借酒浇愁。1965年元旦，我和田汉陪他去苏州，过得很愉快，但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即将离开墓地时，巴老又向墓碑鞠了一躬，同老友告别。他含泪对京子女士说：“看到中岛先生的墓，我安心了。他是多好的人啊，没有私心，为了人民的友谊，拿出了一切。”
第五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两篇，一篇为巴老在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上的发言稿《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收在附录里；一篇为散文《访日归来》。
巴老的《随想录》收录了一百六十一篇文章，其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十二篇。巴老一生访日六次，日本朋友最多、感情最深，由此可见一斑。
《随想录》的上、下册合订本，是三联书店1987年9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八年三月”。上卷的插图保留了巴老访日的两张照片，但照片说明改为“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下卷的插图中收录了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但照片说明改为“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一九八三年九月）”；还有我借横川健先生的相机拍摄的照片，照片说明改为“中岛健藏先生墓前：京子夫人、小林、作者、白土吾夫（一九八四年五月）”。
我还有两种《随想录》的线装本。一种是五卷一函，华夏出版社1993年11月25日出版，函封由冰心老人题签，花绫面、繁体、竖排，名为《巴金随想录》，巴老在扉页上写“陈喜儒同志 巴金 九五年十二月”。一种是《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一函五册，蓝绫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那时巴老已久卧病榻，不能写字，上海作家协会的徐钤、陈贤迪就替巴老盖上了巴老的图章和签名章。图章是红色的，签名章是黑色的，但签名章盖歪了，又重盖一次，所以扉页上有一枚图章和两枚签名章。
另外，巴老还送我一套《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994年出版），共二十六卷，其中第十六卷（1991年出版）是《随想录》。如果这也算一套的话，那么巴老一共送给我五套《随想集》。
查阅《随想录》时，我舍不得用这些签名本，怕弄坏、弄脏，所以买了一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随想录》合订本。因为经常使用，书已散页，又买了一本备用。
《随想录》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译本，其中日译本的出版时间最早。译者石上韶生于191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在共同通讯社当新闻记者。1955年，他随日本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当时，中国蒸蒸日上，百废俱兴，他很兴奋，产生了解中国的强烈欲望，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1967年退休后，他重新拾起中断已久的中文学习，想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出版物来了解中国。
1980年4月4日，石上韶听了巴老在朝日讲堂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巴老正在写《随想录》，只是想练练听力。巴老的真诚打动了他，他想：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啊！别人都在控诉，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喊冤叫屈，而他却在解剖自己，割心上的肉，洗涤自己的灵魂！
一天，他在书店看见了《随想录》，买了一本，很快就读完了。他想：“这样好的书，我一个人读完就完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日本人懂中文的不多，我应该把它译成日文，但我只是个普通读者，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不过，给周围的亲友们看看也好啊！于是开始了翻译。”
1981年，筑摩书房同意出版石上韶的译作，石上韶给巴老写信，请巴老为《随想录》日译本作序。巴老在序言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石上韶说：“从听巴金先生的讲演，到翻译他的作品，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值得信赖的人，我愿意把心中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他。在我的晚年遇到巴金先生，读他的书，译他的书，是我人生的莫大幸福。”
（原标题：读巴金《随想录》：他在割心上的肉，洗涤自己的灵魂）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陈喜儒
流程编辑：u027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