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人生晚年时期描述自己是一个诗人，而不是电影导演或摄影师。这位出生于1932年的电影艺术家毕业于苏联电影学院，他相信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沟通方式：感觉和形象，他一生只拍摄了七部标准长度的电影，每一部都被尊为神圣的经典，他靠着仅有的七部长片使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作品与俄国文学家和作曲家的名作不分轩轾。
作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冥冥之中两人命运多有相似之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早年放弃音乐生涯从事文学创作，因小说《日瓦戈医生》遭受苏联舆论的强烈谴责，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却未能参加颁奖仪式。多年后，塔可夫斯基同样放弃音乐，转身电影事业，1966年他制作完成他的第二部电影《安德烈·福克纳》，但遭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拒绝，直到三年后一份影片拷贝神秘地出现在欧洲，并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它实验性的叙事结构令人难以理解，发行受限使得难以一见，这些特质增强了它的文化共鸣，最终《安德烈·福克纳》在戛纳获得评委会大奖。《安德烈·福克纳》成为《日瓦戈医生》在电影上的对等物，塔可夫斯基遭受的经历则赋予他在国内外的文化权威地位，塔可夫斯基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受到赞扬，被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讨论，成为当时苏联文化的最前沿代表。
但是塔可夫斯基逐渐发现自己与体制的格格不入，1970年他开始记日记，写下一些话语，1986年《雕刻时光》正式出版，直到今天这部充满哲思的笔录仍是众多电影制作人的精神明灯，“雕刻时光”也成为电影的代名词。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任何艺术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其他人，唯一可以传达的是艺术家的信仰，诗人、导演、小说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因为他们不能主宰自我，只能服从于创作，因为创作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作品中的形象靠信仰巩固支撑，只有存在理想的信仰，创作的过程才是合情合理的。
塔可夫斯基以僧侣式的口吻说人们去电影院通常是因为时间：为了失去或错过的时光，为了不曾拥有的时光。“以事实的形式与表现雕刻时光”是电影作为艺术最重要的理念。他则会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去追随，最终建立关于生命意义的最完整认知。他认为自己写这部书是有私心的，他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成为他思想上的同道中人，哪怕只有一部分想法，哪怕只为感谢他的毫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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