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习波
贾似道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人物，时下论述宋元之间的专著甚伙，但像张春晓所著《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这样，集中于个人业绩和高雅文化生活的专门研究，以期于后来读者的平情之论，还不算多见。说起来，贾似道是亡国权相，后世有蟋蟀宰相的绰号，名下还有一本《促织经》，要让后世论家的注意力从他不甚高雅的玩乐生活和粗劣的漫画形象完全移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那样光芒万丈的宋帝国，东亚文明和人类文化的现象级高峰，就伴随着贾似道的前线崩败而轰然倒地，对于这一份令人切齿的亡国之恨，他没有太多逃脱的理由。自然，将一国兴亡和一人玩乐等量齐观甚至证成因果，不属删繁就简的遁词，即类启人疑窦的戏论。何况纷纭著述，各有宗主，无怪乎《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裁断。晚近胜流论世衡人，手眼大多力避世俗之见。譬如注重“大势”的钱穆《国史大纲》，在南宋亡国一节对贾似道只字不提，而当年特重人事的晚明王夫之《宋论》，于此人行事居心又多次慨乎言之：二人态度虽异，倒都着眼于执政者治国理政的纲要式判断，并不对个人私德铺陈过多闲言语。
影视剧中好蟋蟀的贾似道形象
这样也未必能达致多大程度的惬理厌心。自来多少明君贤相革规变矩、超凡入圣，贪玩心这剂“游戏三昧”，多多少少也会点缀在他们盖世勋业的始点、途中和终篇；端凝正士们未尝不借助这层放松，刷荡利禄征逐的尘埃，调节功业雄图的心术！刘邦、陈平、姚崇、寇准时代参差，风味各异，而从容自在、举重若轻之风，皆与游戏玩乐之心相近。贾似道的轻松玩乐，在他的一生政治作为中功效几何？又当如何悠然现身，在身败名裂千年之后，转为贾氏形象回归中性判断的一扇窗口？这就需要对其玩乐面相与其功业施陈之间的互动，作出更为深入的剖析。
此人一生功业，不离大胆、苛酷、激越、随便。身为疆场帅臣，赌心之重、行事之急，大概早晚都逃不脱覆军杀将之祸；要让他端居庙堂，折冲万里，实需一位持重拙涩之士在旁，起到平衡调护的效应。偏偏南宋朝廷玩得最溜的是明君权臣独裁架构，这套体制的微妙之处是有限度的军政集权，它放纵台谏之士为权臣所用，而单独宰相的尾大不掉之势，又被太学和社会舆论不停地挫辱和中和。如此一来，宫室深处的帝王们不需大有才智，只要适时地挟帝王权威和舆论之力，加持或撤退某一权臣，即可稳收驾驭之功。至于那位丝纶百官、时时面对北方军事威胁的权臣，行事空间虽大，容错空间却小。盖行事出师有帝王撑持，容错空间却属帝王独享；在他，可以被驱逐却容不得平衡，鼓励决断而拒绝缓冲。这个体制面对东北亚辽、夏、金政权的间歇性攻击，兴许弹性、韧性足够，面对不停升级、扩展为跨洲联海体系的蒙元政权，其迅风骤雨式的反复攻击，这个不能君臣一体、朝堂以躁进辱退为风的框架，攻守持续性差和强反应速度慢这两大破绽，时时被刻意放大，立足防守的韧性和弹性一旦崩坏，就终归要面对收场的那一刻。
偏偏贾似道就站在南宋君相单向性集权架构的最后时段。
事后回望，贾似道执政的长处是执行力超强，短处则在持续性欠缺，各种人事调整和作派，短期功效有余，深度整合不足，长期效应中的反噬极大。有人说他以椒房之亲升迁，但是他的大段宦达时间都在淳祐七年贾贵妃去世之后，可见他立身疆场、登庸庙堂，个人才具应是第一位的因素。早期他以理财见长，苛严之风见效明显，中间疆场帅臣一节最见奇才、奇遇。他身为淮东制置使的父亲贾涉虽说辞世很早，倒也提供了贾似道的边帅人才背景；贾父在淮东面对宋金间相对独立的李全诸贼帅，大抵是玩弄抚御和控制两手策略，骨子里对于北方流人，是不信任和不耐烦。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分流，是高宗、秦桧君臣处理宋金和战的一大关窍，至于长驾远驭中原豪杰，自岳飞以后，即彻底远离南宋“三边”帅臣的专擅空间。贾似道由一方副统帅到军财齐抓，再到节制一边，行事不离“快、准、狠”三诀。他看出边疆军政的关键是财政支撑，也知道兵贵神速，身处前线未必危险，战场迟疑则一切皆输。这样就使得名将孟珙不由得不信任他才堪将帅，他也走的是赵方、赵葵的世袭老路。需要指出的是，孟珙只推荐他节制荆湖，并没有指望他像有宋以来许多出将入相的兼才们那样，偶然能代表边帅势力插足中枢。但是宋理宗拙涩求治处处碰壁，晚年极需要一个执行力强大的人，贾似道鄂州前线的捷报传来，就给他送来了这么一个人选。贾某本来就是他的老熟人，双方情投意合，知根知底，正是调和鼎鼐的好人选。
至于宋理宗如此择相，是加快还是延缓了南宋的覆亡时间？在多大的文献处理范围里，又需加以何种宽阔绵长的考察视野，方能对贾似道的功业得失、弄权效应稍有廓清？这可不是一件可以轻松面对的工作。前文也说过，贾似道是南宋最后一位权相。亡国覆族之灾，不归他还能归谁呢？末世文献残缺凋零，对于后代学者来说，想透过无数的攻击、污蔑、讽刺和事后聪明，更加贴近一点去观察这位“蟋蟀宰相”，真是谈何容易！
而平情而言，理宗可能算是南宋有志收复北方的最后一位有梦君主。他的“端平更化”所谓尽收人才的“小元祐”时代，可怜是以联元灭金并随之以收复三京的惨败开始的。千年以后的读者，也许要对当时三军脆败、长失北方报以扼腕叹息，不过考虑到惨败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粮炊不继，而南宋虽说财政从来都有问题，但是即至灭国之时，战场上的钱粮难题也没有浮上第一层面，所以这样的事实只是证明当时庙堂上下，并没有对收复北方凝聚共识、全力支持，坐镇荆襄的边帅史嵩之也无所作为，使得整个战役的展开几同儿戏。大体南宋后期的战守策略一直游移不定，他们徘徊于守襄阳、樊城还是守鄂州、江陵一线，对于整个京湖、两淮这三边态势是进取还是退守的制置策略，似乎迁延拖沓，并无定见。而在当时，汴梁、洛阳一一脱手而去，只算是灭金之后的一大挫伤、一场对于北方的骚扰，败退固然大煞风景，成功也貌似附带后忧，所以并没有将大家惊醒。举国还沉浸在扬眉吐气、告成祖庙的灭金大胜之中。当然前线战事的结果，从来都会回撼后方，在朝堂之上是主张恢复的郑清之失势，阃外则是史嵩之、赵方、赵葵等老一代军事人才退场，新一代边帅势力如孟珙、贾似道、吕文德、夏贵、李庭芝一系，自此渐次走上前台。
宋理宗
一般来说，没有多少人怀疑蒙元军事技术专长面对南宋时的优势，尤其相比蒙古各派横扫欧亚的摧枯拉朽之势，南宋苦撑四十年方才亡国，似乎还反证了江南实力的雄强。如果要一意考量南宋灭亡的技术因素，毫无疑问这是相当合理的反证。不过宋蒙战守之间，还有四点似可综合考量，不妨稍加斟酌：
一则总体态势是蒙攻宋守。所谓“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一旦刚可持久，那守柔一方又有多大空间呢？双方战略殊异，在南宋是死抱陈规，坚决防守，而蒙元一方的进攻策略则几经调整。话说蒙古大军兀良哈台率领的一路，曾从云南绕道，洞穿广西、江西，不说潭州城下挫败，即使是他们最终连线友军的计划，也并没有如期实现。可见蒙军虽有摧枯拉朽的实力，如果不能实现长期稳定占领，短期内洞穿疆域，对于南宋政权的打击效果有限。这也导致他们后来选择在襄阳、樊城攻坚，必欲先行击溃宋军进退关陇的这一大锁钥，然后才顺江东下，一路打击南宋军事力量直到杭州行在。元人的全程征服节奏不疾不徐，处处显出充满谋略的快慢结合，他们的每次停顿虽会有军需等多种因素，而效果则是恐惧感的发酵和征服感的漫延。南宋攻守不能异势，就始终被动挨打了。
二则蒙古虽有前后攻下围城的累累战果，也屡屡击溃宋军，而孟珙、赵范诸军与蒙军合力灭金足具风采，孟珙后来又强势收复蒙军占领的襄阳，贾似道鄂州守城、木栅一夕而就，使得对面的忽必烈惊叹“吾安得如贾似道者而用之”！说明在技术和战术上宋军落后的说法，未必是全面性事实，也并非是宋人溃亡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有人认为宋人昧于情势，不能知己知彼，对于蒙古人的实力和策略估计不足。这肯定是对的，尤其对于劳心于公论民气、乞灵于正心诚意的南宋人来说，确实是膏肓之疾。不过要是细看当日的军情记载，会发现谍人众多，并不缺少相当数量级的信息传递者，所缺者恐怕还是有效的信息处理和理解沟通，对于综贯大陆和大海的地缘政治变动缺少前沿性的理解和适时掌控，对于敌人全局安排和细微变化缺少洞察。这是旧时华夏的通病，即是清末、民国也未能幸免，倒也不仅仅是宋人的谫陋。
第四点在征服者的力量构成。蒙古势力征服江南，主要力量不仅是蒙古族骑兵，另外三支势力同样关系非轻：一为金国灭亡后的金人降附势力，二为蒙古征服过程中降附蒙元的汉人地方集团，三为南宋三边拥有实权受到贾似道之流排斥和抛弃后的宋人降将势力。这三支势力，第一支因为宋金多年仇敌，收用不易，但也并非毫无成功的先例。何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南宋与其和蒙古合谋灭金，何如各自攻取，如后世王夫之所论？或者最起码坐观成败，这样金人灭亡后，还可以更有效地分化利用金人势力，应对蒙古新威胁！至于第二第三两派，皆是汉人势力。两军交锋，前线倒戈，效果最为可怕，南宋降将们的巅覆性易帜，不全是因为贾似道和南宋庙堂失算，而执政者总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而第二派即北方汉人集团势力最为可惜，他们不能为南方所用，极须上溯整个南宋一朝守边情势和策略，甚至还须上溯有宋一代“守内虚外”之类“祖宗家法”的缺憾，那是北中国势力翻转中最为令人叹息的一维空间。
海外前辈学者刘子健早就注意到南宋面对现实地缘政治而对边将扩权、专兵、徼利乃至世袭的种种包容，当代学者邓小南于宋代朝野时时乞灵的“祖宗之法”也有全面深入的叙述，黄宽重等则从政治局势、士人群体及社会文化特质等多重面向着手：凡此皆开辟出深入腠理的学术新境。南宋“三边”中京湖一边的防御，从岳飞开始即面临淮西和湖湘难以兼顾的弱点；两淮一线宋金之间势力的南北反覆，李全之子李璮的灭亡所促成的蒙元华北汉军势力的南移；以及君尊臣卑的观念形态和权相师臣架构中的权力游戏，如何分进合击，顺着君弱臣强的现实沟壑，一步步将士大夫的舆论空间和朝堂困境压缩到无形，并最终将他们的心灵极力推向迂阔和自适的两极：凡此皆须在考察研究中深入辨析。基于此，我们对于贾似道这位末世权相，与其急急撕贴标签、殷殷侈陈兴亡，不如期待深入腠理的实证探察。说起来，一本尽力铺排文献、平心征引史籍的贾似道研究，即使不将人物所处的观念、制度、社会、权力等多层架构和地缘政治空间中的多方角力尽数铺开，单单借助文献资料所自具的内涵属性，以及史籍记载所连带的信息空间，在其相互激发映射之中，即能有效呈现著述者的鲜明视角。
没错，《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就是一本可以关注的实证之书。如书名所示，书中讨论对象有二，即贾似道本人以及他的文学交游。全书也径自分为两编，上编是“贾似道的实相与虚相”，下编是“贾似道与宋季文人社会”。不消说，虚实虽似括囊一切，著者倒也并未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只期“全面厘清宋季权臣贾似道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会生活，还原历史现象，重现历史过程，由此为宋季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重新评估的可能。”“全面”云云，当然说的是志向和态度；“可能”也者，算是适时地留足分寸。此书之出，正值学界对于内亚史观、海洋史观、宋代政治结构研究、宋朝祖宗家法与君臣得失盛衰研讨等名著纷至沓来之际；海内外学者于北宋末期和南宋权场中为君为相的超级玩家们，也是大作不断。春晓此书对于贾似道守阃才具，径引时人评价以求公允，诸多功名勋业的表述也以不议为议，足见矜慎；独于贾氏当时的文学交游与文艺玩赏多有揭发。读者顺此深入，自可触及当前宋代政治史与文学史研究大汇流之中的一个微妙看点，细细体味历史潮流中个人命运的旧话题和新思考。
贾似道与宋季政局是论者无法回避的第一主题。而贾似道以边帅背景和椒房之亲起家，却以文人的弱者形象进入蒙元开国史，类似这样的文武角色变幻和宫廷内外的纨绔底色，在北宋徽宗亡国中已玩过一出，中兴一朝末尾竟然再次回放，令人不禁讶异于历史的残酷本相，军国重事确实容不得轻佻。但要细勘贾似道的立身行事，他的玩乐人生，却是一扇不可或缺的透视窗口。
《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
贾似道的玩乐生活，既有高雅雍容的诗酒唱和与书画欣赏，也有粗鄙庸俗的情色享受和斗玩蟋蟀，而斗鸡走犬之类杂戏本来即是宫廷享受和文人赋咏的一大主题，雅俗之间难以截然两分。贾似道本人那里，可能也没觉得文人学士间的交往，会有多少好玩，他这样年轻的浮薄浪子，完全可以在一些非文学玩家那里获得更多快乐。毕竟，淮东制置使逐妾的幼子，名下家产未必很多，要想玩，总还有人帮忙，有人帮闲。但是南宋士人的进身之阶，科举才属第一光明伟业，当时奔走路途的万千举子，对他这样的官宦和椒房子弟也并未构成多大程度的竞争障碍。身为宋理宗宠妃的姐姐安排他这个弟弟直接进入殿试，当时科举考试的最后台阶已经不再刷人，这就保证了他仕途进取的进士出身。既然是进士，谈诗论文、交友题名，皆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就他现存诗文水准来看，他的这个文人标签诚属勉强；而三边战场上有蔑视他的武将，敌国征伐者有同情他的言辞，前线众人眼中的无勇和无能，倒还都联结着此人的文人身份。何况宋代文人自有通达做派，好古敏求的玩赏之学尽多；他的官职已是人臣之极，家国天下的大局面里时时少不得诗书颂赞；日常诗酒寿宴，手面豪阔，一点不亚于古今胜流：不论他是刻意藏拙还是无心趋避，文人和文学都会找上门去。准此而言，一篇贾似道“文学交游考”，大有若干风尘烟景可寻。而贾似道以“师臣”之尊一肩担负家国存亡之重，文人墨客有傲然远离、不屑揩蹭者，有承其下风、趋奉不暇者，当然也不缺在他落败后落井下石、刀斫剑刺者。众人文字，亦史亦政，远非交游二字所宜包揽，径归贾似道研究这一总括标题，倒也顺理成章。
时移世易，贾氏为忠为奸，其成其毁，类此皆有深细研讨的空间，也未必皆需要同情开脱式的阅世衡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亡国之责很容易都集中到贾似道一人身上。至于他的大玩、特玩、雅玩、俗玩，与他军国重臣身份及其背后传统叙述所天然构筑的张力，大似一流艺术家而兼道君皇帝的宋徽宗，风骨凛然演成独裁专制的秦会之，——他们的精妙高雅恰成其蛮悍虚诞，深沉持重足以为权奸大猾，这些未尝不可视作历史的轻慢和造化的亵弄。此间事实，一一考较，自可超出王朝盛衰的视野之外，在在显示制度和观念的多元对抗，历史和文学的异派分流。而现存各种资料既庞杂又稀缺，站在750年后的远方，我们尚能依稀辨认出的，是贾似道立身行事的鲜活身影。
贾似道以贪玩之名首次进入政治圈中，应该是他进士及第后擢升太常丞、军器监时。《宋史》本传称他“益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皇帝夜中凭高望去，见到西湖中灯火异常，对左右说，那一定是贾似道。“明日询之果然。”可见皇帝对于这位贾氏青年人的了解程度，而他派去训戒贾似道的京尹史岩之，显然对于皇帝口吻背后的情感倾向有自己的明确判断，他回应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气是性气，习是作风，定义在少年人身上的道德标签，虽泥沙俱下，骄奢无约束，偏于负面也都可以容忍。材则是材份，是一个人做事的才华和能力。史岩之这番圆熟的官场表达，隐隐还是在为贾似道说话：他之所以贪玩，是因为不忙的原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宠妃之弟，陛下难道不想给他一个展示材具的机会？就此铺开贾似道由知州、总领等行政专才到安抚使、制置使、宣抚使的节帅之路。
在贾似道由边阃到中枢的腾升中，他的屯田财计和城池经营之长，无疑和他在鄂州大捷的战功有同样的加持效果。他少年时本有“游博”即游戏赌博的名声，赌徒之于金钱，不仅有贪婪沉湎的一面，更有以小博大、奋然一掷的豪迈作派。他在京湖屯田所得，已有超越前任孟珙的业绩；开阃两淮时的一些巡警、筑城之事，常须自筹经费乃至自己捐助，虽有“赏罚必信”的威猛，而私费犒赏、创设平籴，“一方之贾既平，一方之食自足”，管理才能卓然有声。早在京湖移镇两淮之时，就有人在饯别词中称颂这位“诗书元帅”，有“早早归廓庙”的谀文。对于贾氏阃才，宋亡后也有“亦当时之豪杰”的平情之论。至于贾似道鄂渚之战的功勋，无论元人一方诋其乞降通款是否属实，高达等后来降元将帅也自认遭到他的冒功和打压，起码理宗当时御笔有“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的感激；而入朝拜相后，贾似道设宴时常摆出的十道屏风中，有关江汉战功即有四面，亲信廖莹中复撰《福华编》专门称颂其战功：可见此人对于腾飞之勋的自爱，舆论操控的自觉。
当贾似道凤翔于京师的时候，面目相似的阿谀奉承并不能提供太多的事实依据；而当他彻底倒台之时，众人嚣嚣，多有事后诸葛亮式的可笑，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年无论是作为同侪、下级还是政敌，包括一些人还是他亲手提拨的官员，他们所有人的政治能量都远不能和贾似道相比，事后攻击也满带成王败寇式的浅劣。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来自《罢贾似道都督制》，此文将宋末积弱都归于贾似道的忌才、专权，是否合乎事实当有别论；而“恣行胸臆，不恤人心。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术剸裁机务”等语，虽是负面着笔，倒是相当清楚地写明了贾似道不屑公论的强力作风：所谓“吏道”可能包含着官吏黜置的粗暴，虽其母附和元老大臣如叶梦鼎等，也不能阻止贾似道“为官不得不如此”的狠辣；“兵术剸裁机务”是说他运用兵法裁断朝堂政务，那更是贾似道杀伐果断的活画像了。
贾似道数起大政皆带着强悍施政的果决之风，所谓回买公田、发行关子、推排田亩，皆是力图缓解财政危机的非常之举，它们直接触及官僚地主及各行各业的切身利益，都不是平常人敢于推进的。公田直接解决军饷问题，推排丈量土地为的是清查逃税地亩，据说这些“害民之政”在贾似道罢免后都一并清除了，事实恐怕不全是这样，因为元朝对于江南的管理，有的地方即是承袭了贾似道的政策。黄仁宇曾论贾似道的回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粮”，“而这田土收入使得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十二年”。不能指望朝廷上下都像贾似道一样捐出良田万亩，也不能期待执行者都像名儒包恢那样苛急施政，但是国家危难则玉石俱焚，并非每一个富厚之家都能安然撑过亡国乱兵的洗礼。贾似道的强悍和国人对其政策的攻击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他行政施设的迅急节奏，基本上都停留在他的执政团队和具体事务，众人诋毁，前后邀击，他都夷然不顾。说明他虽然不拒绝操控舆论，但是财税金融领域的利益侵削，驰骋口舌也是徒然，他除了高压强推，并无汇聚共识的热情。高斯得诸人对他的撕扯，利益冲突之外，既属昧于时势，暗于机宜，更有道义持守，风骨凛然。后世叹息之余，自不能简单归于鼠目寸光的叫嚣。
在他执政风格霆击雷震、大刀阔斧的背后；是权术的轻松挥洒，机变不穷。贾似道初相年余，“百官守法，门客子弟敛迹，不敢干政，人颇称其能”。当代学者采宋末周密《癸辛杂识》的记载，认为贾似道对于外戚、北司、学舍、福邸四种体制外势力轻松达成的有效整饬，“也许是政治斗争艺术的最高境界，或者说玩弄权术的最高境界。”考其实际，外戚、北司、福王皆属帝权的延伸，贾似道既然入阁拜相，帝王对他的支持当然可以包括他对外戚和太监系统的某些处置权，抓住机会利用、放大那份专擅，可有风行水上的自在；否则单靠贾似道的柔软、迂回和果断，未必就能轻松得手。至于喧嚣尘上的四学，在台谏已经部分地纳入宰相专权工具箱之时，学校作为公议和舆论的集散地，事实上也承担着一部分台谏的功能。依倚圣贤话语的学生们，不免常有执政和帝王都束手无策的嚣张，而他们的尾大不掉，说到底还是朝堂上下权力斗争的反映。贾似道对于京城四学的笼络和驾驭做足了功课：“学舍纤悉，无不知之”，你可以说以细节的掌握来㤞众惊愚，也是权术之一种；但是他在了解学校的各种细节后，啖之以利，束之以法，严格考试，责罚严明，这就彻底震慑了学生背后的政治势力，也有力地结束了学校纷扰。攻击者称他钳制公议，不为无据；但是汉唐以来的学校本来就不是春秋时代的乡校，不在道义和政治之间求得平衡、行事做不到有节有守的中古学生运动，也很难说能贡献多少谏诤价值，他们的许多血泪控诉，只是喧嚣中的焦躁悲鸣而已；权力斗争应该止于朝堂，政见攻击应该归于台谏，利用学生的轻信、无节制来达成个人政治目标未免卑劣。周密在国破家亡之余记载贾似道行事颇为平情，他对“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几于赞不绝口，要知周密可不是一个事前谄附权奸、事后大肆斥责的妄人，这位宋末元初的遗民，对京城四学动辄搅入朝堂权力斗争是深恶痛疾的。
平心而论，当年贾似道除了鲁港丧师的覆国大罪外，读书人最为深恶痛疾的还是他的霸悍专权和要胁君主。较之要君，专权其罪尚轻。理学家们一旦有机会进入宫廷说书行列，难免要以正心诚意之学要求君上，言论不合还可飘然远离，不失行己有耻的君子本色。宋代理学家的道学建构中，天理与帝权是有坚定的和合关系的。贾似道说到底还是理宗晚年自选的执政大臣，他的背后是中兴以来君相们联手裁制的权力架构，那本来就容忍了帝权和相权的长期联合专制。但是贾似道果决求去等同于要胁君主，破坏体制；甚至有一回，逼得皇帝为了挽留他，不惜痛哭下拜，这就彻底羞辱了所有事君如仪的文武百官。他的多次陈情，再三求退，当然是对匍匐阶下者肆无忌惮的嘲笑；至于干犯皇权、斫伤天理，不啻无耻的亵玩。在贾似道自己，或许操控自如，以为得计，结果却是举朝嫉恨，政敌切齿，这绝不能视为明智之举。只能说，贾似道不学无术，玩心过甚，轻松调笑出于本能，无耻的程度近乎鲁莽，着实是将一己身家性命都付之玩笑的权力玩家。
有一则令人讶异的故事是说他正在斗蟋蟀时，一个小妾的兄弟来到门前窥看，他让人直接扔到了火里。这样的恶作剧残忍得令人发指，在他可能就是一个玩笑，甚至其人生死如同笼中斗败的蟋蟀，无须留意。也许他名下的那本奇书《促织经》和他的斗蟋蟀爱好，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他对蟋蟀的养护和交锋：“赌赛有千般变化，调理有万种功夫”。全书描写颇为细致，但是究心只在胜负，并不操心生死。这样说，好像他于人生和军国大政，大概都以玩弄蟋蟀之术待之，事实可能也相去不远。这样玩心入骨的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占据很大的展示空间，就可以理解了。
贾似道的文艺成绩不在文学创作，而是继承北宋以来的文人好古雅玩传统，在艺术欣赏领域留下不朽的痕迹。他在西湖的养乐园自然是以养亲为名，而半闲亭则是他打坐养性之所，悦生堂据说是“悦生恶死”，有及时行乐之意。贾似道的行乐诚有极高雅处，即是《悦生堂随抄》《悦生古迹记》所勾连交待的典籍书画世界。以他的权力、财力和魄力，个人拥有的书画古玩之珍稀，当世恐怕罕有其比。不全是讽刺，他在数百种珍奇书画上的题写和印章，已经注定流传久远。令人艳羡的事实是皇帝为了奖励他的功勋，会特意让爱好书画的他径自在藏品中挑选，有时他这样的“师相”或“师臣”，即老师而兼丞相的人物，也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讨要名家珍品，在皇家宝库中左采右获。同样不是因为他的文才，而是他的熏灼气焰，吸引了许多文学家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他的生活圈子。自然，那些多有生动的故事和精致的表达，可不像沉默的书画作品那样被动配合，于贾氏文艺形象略无违拗了。
与贾似道交往的宋季文人中，廖莹中为刻书藏书名家，刘克庄为旧交文人领袖，吴文英为小吏清客词家，赵孟坚为宗室文人画家，方回为易代小丑文人，陈宜中为反噬最狠后任；其他如胡三省曾居其下属，周密、王应麟则为其排挤，若斯之类甚多，几于囊括晚宋一代。无论贾似道在诗文交往中的作品质量如何，其角色所在，往往还是待客豪帅、颂寿对象、风雅恩主之类。类似功业可观的李曾伯，同样是以文臣主军，留下文稿众多，其长调词作不仅没有绮艳语，即语言技巧也“颇不入格”，所谓开阔豪放，才气纵横“愿学稼轩翁”，可见军帅背景自有文体，不宜与文人学士争技巧之短长。
贾似道以盖世军功入阁，还以覆军杀将下台，升降之间，军事施陈最能显出他的形象底色。他鄂渚战功的诋毁者中，有高达、刘整等后来降元将领，有关表述的可信度当然要打个折扣。而高达等人原属李曾伯系统，贾似道与李曾伯作为淮阃和荆阃主帅早有瑜亮情结，鄂州战场上所谓“巍巾者何能为哉”，是武夫嘲笑文人无能的老套表达，或许也带着些许维护故主的情绪。他入阁后李曾伯已不构成重大人事威胁，偏偏不能团结笼络三边诸将，这是贾似道的失误无疑。至于他采用“打算法”清理军中财务，自应被视为清除异己的技术手段，他本来就是苛察理财的名家，军事财务要算本业，刀刀见骨是可以想象的，为渊驱鱼也效果明显。问题是大厦将倾，络绎降元的将领中何止是“打算法”处置过的对象而已，似不宜将“打算法”视为亡国主因之一。
在鲁港崩盘之前，贾似道两淮前线依靠夏贵、李庭芝，京湖一线依靠吕文德。吕氏坐镇荆襄数年，吕文焕襄阳投敌之前，围城苦撑可谓不易；夏、李辈则京师归降后犹自坚守，可见贾似道识人、用将自有所长。至于吕文德死后贾似道并未彻底重组京湖新局，导致吕文焕一旦易帜则沿江吕氏所控诸镇皆陷，这是贾似道执政晚期因循懒政的一个表征。而他迷信鄂渚战胜之地，襄樊战役并未倾国相争；京湖战场崩盘后才亲领全部精兵战于鲁港，一旦孤注一掷失败后，不迅速回师京城，掌控朝堂，竟然谜一般地相信陈宜中、韩震诸人能同心拥护、顺利执行他的浮海策略，自己径自逃往扬州，期待重演高宗中兴时的逃海旧法。凡此处处见出他的赌徒玩家心态。据说他在流放途中，押解者逼他自杀，他争辩说：“太后许我不死。”如果这是他的原话，那就证明此公不仅贪生，而且幼稚。他似乎也未曾想到亡国，没想过元人会一举吞下江南；他离开朝堂之后，那位太后并不能无远弗届地照拂他，她自己又能撑持多少时日呢？这是多么可怕的茫昧本相！可怜南宋朝堂在放逐了这位鲜明生动、湖上“半闲”的玩家之后，除了孤臣孽子，就是逃亡诸公，竟无人能拯救危亡。而有宋三百年“守内虚外”的家法、道学诸君沐浴其中的“孔颜乐处”，竟也培养不出多少人，能够超过这位标榜《孟子》“亦师亦臣说”的蟋蟀玩家。这似乎在提醒我们：曾经发生的过去，有着太多丰富的吊诡和平衡的理性，等待我们体贴入微的发掘！
（参考书目：张春晓《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崇文书局2017；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