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从成都前往永安，接受刘备临终的托孤遗嘱，是三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后世熟知的三国著名故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对此有如下记载: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对此事件也有记载，但是时间上的逐月记录还要更加明晰: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诏亮省疾于永安。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谓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对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太子“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从上面两个段我们可以看到，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对话，字面上的意思完全一致。陈寿和常璩两人的共同特点主要有几点。第一，二人作为史学家在学风上都很严谨。第二，这二人都是蜀汉人士。第三，二人生活的时期与蜀汉时期较为接近，陈寿是西晋时期的人，常璩是西晋和东晋交替时期的人，陈寿还出任过蜀汉的官员。第四，拿现在的话说，这二人分别是西晋和东晋的史官，专注记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记述史实时都具备良好的条件，可以运用官方文书档案的有利条件。总之，以上对于史事记述完全相同，让我们能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那就是上面的两段史文的记载可以说是确凿可信的。
白帝城托孤的雕塑场景
自此之后的史籍，诸如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郝经《续后汉书》、萧常《续后汉书》、郑樵《通志》等，在对此一史事进行的记述中，刘备和诸葛亮的言语，仅郝经《续后汉书》卷十五《诸葛亮传》的“君当自取”，与“君可自取”有一字之差外，其余所有文字，均与上面史文相同，并无差异和变动。即使有上面的一字之差，其语意也没有多大区别。这些史籍记载的高度一致性，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上述结论。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的也就是刘备遗嘱中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对这八个字的理解都不一样。我认为其中的“自取”，是让诸葛亮可以适当的处置，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诸葛亮可以选择废黜刘禅，选择刘备其他的子嗣为君，决不是让诸葛亮废黜刘禅自己做皇帝的意思。1995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抽著《三国志注译》，其中对此段史文的注释和翻译，即采取以上意见撰写。但是限于体例，未能深人阐述。次年，笔者又撰写《刘备遗嘱“君可自取”句辨释》之论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所编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惜此书印数很少，现今读者已经很难找到和查阅。
刘备与诸葛亮绘图
以上著述问世以来，笔者又继续作了更为全面的资料收集和更为深人的专题探究。现撰成此文，以求对此重要而有趣的历史文化谜团，进行一番更为接近历史真相的破解。
我们从陈寿的相关评语来进行考察对于刘备遗嘱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后人认同最多的是:刘禅如果无能，那么诸葛亮便可以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这种理解多是出自罗贯中笔下，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备遗诏托孤儿中”，罗贯中把“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改成“如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大白话了，就是刘禅如果无能，那么诸葛亮就自己做皇帝。罗贯中在著作《三国演义》时，绝大部分是引用陈寿《三国志》中的记载，一般原文较为易懂的时候，会选择保持原文不变；如果有隐晦的原文时，罗贯中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著作。罗贯中认为“君可自取”，含义比较隐晦，于是直接改为“自立为成都之主”。而“自立为成都之主”，就是上文所说的“可以自己取代刘禅当皇帝”。
刘备
当然，罗贯中这样说，也不是他的发明，在《三国演义》之前就已出现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下，就把刘备临终的话语说成是:“阿斗年幼，不堪为君，中立则立，如不中立，军师即自为之。”可见三国演义》的说法，乃是《三国志平话》的翻版。但是，由于《三国演义》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这种说法也就在广大的受众当中流传开来。现今出版的一些《三国志》的译注本，对于“君可自取”一句，或者将其译为“您可以自己取代他”，或者译为“您就取而代之”，就是这种看法的延续。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还会受到人们的种种质难。
但是，这种理解是否准确，非常值得商榷。我们先从陈寿的相关评语来考察。最早对这一史事进行记载的陈寿，虽然没有对“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语意进行直接的说明和解释，但是他的间接性评论，却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真相的空间。他在同书卷三十二《先主传》传末的“评曰＂中说:
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相关评语
常球《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末尾的“撰曰＂ ，也引用陈寿的评论说:
及其寄死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陈子以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陈寿把刘备托孤，简练的用四个字概括了，那就是“举国托孤”。这个“托”字，现在我们看来很简单易懂，然而在当时，按照东汉语言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权威性界定，则是不规范的俗体字。当时规范的繁体字是“託”或者“倪＂ 。《说文解字》对“託”字的解释是＂寄也” ，也就是用言语来托付他人。至于“弧”字，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无父也” ，即死去父亲的人，这是一般性的词义。严格而言又有两种说法:一是《孟子》说的“幼而无父日孤＂ ，是指死去父亲的童年人。一是《礼记·深衣》说的“三十以下无父称孤” ，是指未满三十岁而死去父亲的人。刘备病逝时，刘禅虚岁十七，远未到达三十而立之年，按照《礼记》的说法，完全可以称为“孤”。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托孤”一词的文化来源。这一词语出自儒家经典《论语》的《泰伯》一篇: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此处的“六尺之孤” ，意指个子不高的少年人。曾子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他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尺约合现今的23厘米，六尺约为1米3左右，是正常少年人的高度。所谓的“百里” ，代指先秦时期方圆一百里左右的小国家。这段文字的白话译文如下:
曾子说: “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也可以把国家的命脉寄托给他，而他在面临需要体现节操的重大关头，绝对不会动摇变心，这是君子一类的人吗？当然是君子一类的人呀！＂
我们可以看出曾子这个是赞美不仅可以“托孤” ，而且可以“托国＂人 。“孤”和“国”这两者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是很重要的，既然能将这两者托付给他，就说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不管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大的变故，他都会有高尚的品格，内心绝对不会动摇。其实曾子所说的“托孤”与“托国” ，连着用白话表达就是“举国托孤”的意思。陈寿的“托孤”看来是引用了古人的典故，和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样就能体现出诸葛亮正人君子的高尚品格。
《三国演义》诸葛亮剧照
既然陈寿有意通过“举国托孤”的总结，来显示诸葛亮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高尚君子，那么他对“君可自取”一句含义的理解，就绝对不可能是“你可以自己取代刘禅”。因为你把别人托付的孤儿都抛弃了，把别人托付的国家也都篡夺了，还能算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高尚君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然而以上对“举国托孤”的深层次含义，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探究。到了汉魏之时，儒家学者对上述《论语》文句的诠释，又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曹魏何要所著的《论语集解》一书，汇集了两汉以来各种流派《论语》学者的文句解释，同时也间下己意。对其中“六尺之孤”一句，他引用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儒经博士，孔子第十一代嫡孙孔安国的解释，说是指“幼少之君＂ ，即年幼的君主； ＂寄百里之命＂一句，孔安国说是指“摄君之政令＂，即代为行使君主的政令。至于“大节＂ ，何晏自己解释为“安国家，定社稷” ，即保安国家、稳定社稷。
诸葛亮雕像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诠释，曾子在此所说的“托孤”者和“寄命”者，针对的不是普通民众之间的托付，乃是拥有国家的君主，以及君主认定的贤臣，这两种特殊人士之间的托付。何要其人，虽然在政治上因加入曹爽集团而失败，被司马懿诛杀，但是他的《论语集解》一书，却在问世之后即成为研习《论语》的主要著作，不仅风行于当时，而且流布于后世。《论语》是儒家最基本的典籍，陈寿出自蜀汉大儒谯周的门下，儒学修养非常深厚，他对西汉名儒孔安国的上述解释，肯定并不陌生。而他在入晋之后，对于以往在蜀汉难以见到的何晏《论语集解》 ，也一定会留心研读。因此，对他这一句“举国托孤”措辞的深层次含义，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探究，更应该加上汉魏儒家赋予的文化新诠释。这样一来，上文所引曾子的这段话，便应当翻译成如下的白话文，才能更加准确畅达:
曾子说: “可以托付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也可以托付他代为行使君主的政令，而当他面临保安国家、稳定社稷的重大关头，绝对不会动摇变心--这是君子一类的人吗？当然是君子一类的人呀！”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的逻辑层次中，之所以“可以托付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也可以托付他代为行使君主的政令” ，根本原因在于，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他依然能够坚持“保安国家” “稳定社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两个“可以”是手段， “保安国家” “稳定社稷”才是根本目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诸葛亮一旦取代刘禅之后，蜀汉的“国家”变了名号，刘氏的“社稷＂变了主人，那么整个“举国托孤”的基本目的都完全破灭了。这就更加有力地反证了一点:陈寿自己对＂君可自取”这句话的理解，绝对不可能是“你可以自己取代刘禅＂。
武侯祠
显然，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尽在“举国托孤”四字之中。后世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刘备之所以会在说了“举国托孤”之后，又补上一句“你可以自己取代刘禅” ，是在玩弄诵诈的“帝王心术” :他本来就对诸葛亮心存猜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将诸葛亮逼到死角，使诸葛亮在辅佐刘禅时，不能不忠诚，不能不竭尽心力。《徇批通鉴辑览》所载清代康熙皇帝的批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 ，对此就是这样的看法。但是，持这样的看法者，对陈寿接下来对刘备做出的“心神无贰”赞美性评语，完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所谓“心神无t＂ ，用白话表达就是内心没有任何另外的念头。
刘备故意要说出这番虚假话语来逼迫对方效忠，显然是有了另外的念头，而且是对诸葛亮的忠诚和尽力有所怀疑之后产生的另外念头，那还能够称为“心神无贰”吗？至少在陈寿的心目中，这样的看法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如果陈寿自己真的洞悉到刘备是在玩弄“帝王心术”的话，他无论出自史家乘笔直书的优秀传统，还是出自个人切身利害的考虑，都应当直接点明，而完全不必为之掩饰。因为他撰写《三国志》时的西晋武帝之世，其王朝基础是武帝的祖父司马懿所奠定的。而司马懿其人之所以能够奠定西晋代魏的基业，成功实现其政治野心，正是充分利用了自己在魏文帝、魏明帝两朝辅政大臣的权位，以及魏明帝死时继位嗣君曹芳年仅八岁的机遇。
五丈原诸葛亮庙
从《三国志》卷三《明带纪》的记载来看，就司马懿而言，魏明帝临终对他的一番“托孤”言行，同样算得上是“心神无贰”的。但是，同样是“心神无贰”的“举国托孤” ，在蜀汉是社稷安稳，在曹魏却是江山易主，谁是谁非，不言而喻。可见陈寿越是在这里赞美刘备“举国托孤”的“心神无贰” ，就越是有隐射和讽刺西晋王朝所得天下来路不正的巨大风险。相反，如果他说刘备在玩帝王心术，对诸葛亮不真诚对待的话，反倒会为司马懿起到开脱的作用，对他是有现实好处的，对不对？但是，陈寿并没有这样做。在这样严峻的现实政治背景之下，陈寿做出的评论，于情于理，我们都不能怀疑其客观性和准确性。至于崇尚高度君主集权的康熙，对这一史事发出讥评，很大程度出自现实政治的考虑，而非真正史家客观论史的评判，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足为凭。
总之，作为《三国志》亲笔撰写者，史书中刘备遗嘱的最早记载者，曾经在蜀汉政权任职的官员，陈寿已经在自己亲自作出的评语中，表明了他对“君可自取含义的理解。他的理解，权威性当然无可置疑。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
参考资料·《三国志》
参考资料·《论语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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