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奖辞 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
瑞典学院院士
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博士
陛下，诸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没有一位大作家会因获诺贝尔奖而增添光彩。是诺贝尔奖借重接受者而增添光彩——如果选得其人的话。那么，怎样才是选得其人呢？根据诺贝尔遗嘱，文学奖应奖励具有“理想意义”的作品。这一规定的难处在于它使用的不是一般性语言。比如，可以说在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中工作；而根据奥斯卡·王尔德[1]的假说，可以说做一个理想的丈夫。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是指“某些合理的希望”。但这对诺贝尔奖是不够的。以前，尤其在诺贝尔那个时代，这个词也还具有某种哲学含义。“理想”可以理解为：某种只存在于想象领域，在感知世界里从未有过的东西。说“理想的丈夫”可能是对的，但说“理想的诺贝尔奖”就欠妥了。
诺贝尔遗嘱的精神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想法中：获奖作品应该对全人类有益。但这也帮不了我们多少忙。有益是说整部作品都名副其实，整部文学作品都充满高尚追求，而与此同时更多的作品追求的却不过是一个轻松的大笑。对遗嘱的解释五花八门，多得令人无所适从。但也有少数例外，在那里含义明确。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即是一例。他的作品有益于全人类。我不想泛泛而谈，只想就其意义简要地谈些看法。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
要想用一句话概括聂鲁达，就像用捕蝶网捕鹰一样难。想搞一个“核桃式”的聂鲁达，注定要失败，果仁会胀破硬壳的。
尽管如此，总还应该对“果仁”进行某种程度的描述。聂鲁达在诗歌中所取得的，简单地说就是“与现实保持一致”。这看似容易，实则是个大难题。聂鲁达本人在他1956年写的《新元素颂》中将其概括为一个公式——“与人类和大地和谐”。他走向那种“和谐”的历程揭示了其作品（用“理想的”加以形容颇为贴切）的意义；其发端却刚好相反：谨慎、内向、不和谐。
他年轻时代写的爱情抒情诗就是明证。从他《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我们可以大体窥见聂鲁达的诗对于操其语言的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它配上乐曲，并且到处传唱，但常常并不知道作者为谁。这部诗集译本的出版更具世界性，10年前已达百万册。然而在那些充满丰腴美与阴郁美的画面里所描述的相逢，总是由彼此陌生的两个人在雾蒙蒙的冰冷的黄昏里进行。作为这一时期结束标志的“绝望的歌”，使用了民谣常用的叠句手法，反复咏唱“你的一切是海难”！并以“是离去的时候了。哦，被抛弃的人儿”这一句结束全诗。被抛弃者的航程并没有通向“与现实保持一致”的目标，而是越走越远。在他的下一部伟大著作《大地上的居所》里，他仍在散乱的物质中孤独地徘徊。转折发生在西班牙。他的转变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仿佛谨慎打破了，凄惨的预兆摆脱了，当他看到诗友和诗兄弟——其中有他深深挚爱着的加西亚·洛尔卡——被关进监狱、被送上刑场的时候，通向兄弟情谊的闸门就打开了。他发现自己与被压迫者、被追捕者休戚相关。当他从内战中的西班牙回到自己的祖国时，又一次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的祖国从被征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瘫痪着，受着奴役，而当时，它又成了一个新的征服者毫无反抗能力的猎物。然而，当他看到这恐怖的领土时，他仍然牢牢记着她的富饶，她值得骄傲的过去，她充满希望的未来——他已看到未来在闪光，似幻景，在远处，在东方。于是，聂鲁达的诗就转向了政治，而且政治性越来越强。他歌唱斗争，并以警惕的声音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这一特点在《漫歌集》中表现得很突出。《漫歌集》是他当时的顶峰之作，其中有些部分是在难以想象的仓皇逃亡中写成的。他骑着马东躲西藏，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追捕。而他之所以有罪只是因为他坚持这样的观点，那土地是属于他和他的同胞的，损害他人做人的尊严是非法的。
这部不平凡的作品有15章近250首诗，但仍不过是聂鲁达诗歌洪流中的一滴水。诗中洋溢的激情冲淡了他诗歌中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水平差别。但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创作节奏的纷乱是什么造成的？或许是他的强烈的灵感和激情受到了一种未被发现的，或根本就不知其存在的对内心保持平静的过分要求的阻遏。问题是那种要求达到何种程度才为适宜。聂鲁达的作品极富创造力，在其作品中，地球上无处不与他的意识息息相通。什么他都想去说，什么他都想去发现，而且一定要将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对这样的灵感要求节制和平静，就像对热带林莽要求秩序与和谐、对火山要求温和一样。要对聂鲁达置于背上的那么多的政治与个人负载给予说明是太困难了，因为它包罗万象。他最近的一个创作期称为“estravagario”，这个名称人人都懂，可又没人能解释。这无疑是个新词。它既包含“离奇古怪”的意思，又有“游手好闲”的意思；既含有“随心所欲”之意，又有“放荡不羁”的含意。因为从《漫歌集》开始，路更长了，而且充满了决定性的、使人增长见识的或痛苦的经验。这些经验使他对事情，对人生的主旨有了新看法，对未来的捉摸不定的希望、生活目标有了新认识。原来恐怖的领土并不是只处于罗盘的一个象限，聂鲁达深感受了愚弄，怒不可当。原来被颂扬的附在“穿靴大胡子上帝粉饰一新的塑像”里的无所不在的偶像，现在被暴露在越来越无情的阳光之下。他称之为“胡子”和“小胡子”的两个领袖式的人物的外表和行为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同时，他本人在如何对待爱情与女人、生命的起源与延续等问题上也有了新的态度，这或许在他近年的一部新代表作《船工号子》里有更出色的表现。聂鲁达的航程究竟会指向何方，无人敢于断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与人类和大地和谐。我们将怀着一如既往的期待，继续注视着他的崇高的诗歌创作——它带着一个正在觉醒的大陆的强大的生命力，像它的一条大河一样，越是临近河口和大海，越是汹涌澎湃。
王振东 译
获奖演说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巴勃罗·聂鲁达
我的演说将是一次长途跋涉，将是我在地球另一端遥远地区的一次旅行，那里的景物和荒凉情状，并不因其遥远而与北方有多大差别。我说的是我国的最南端。我们智利人相距真是远而又远，边界简直与南极紧紧相连；在地理上我们同瑞典十分相似，只不过瑞典的头部贴近本星球白雪皑皑的北极。
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件促使我穿过那里——我的祖国的那个辽阔地区；因为只有穿越（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我国与阿根廷接壤的边界。大森林把那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覆盖得像一条隧道，而我们是犯禁潜行，只能循着极难辨认的方向行走。那里没有足迹，没有路径，我同4个骑马的旅伴在马背上颠簸着逶迤前进——一面清除大树的障碍，越过难以涉渡的河流，穿过宽阔的多石地带，走过荒无人烟的雪野；一面寻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摸索）我个人获得自由的途径。我的旅伴们认得方向，知道从繁茂的枝叶之间可能通往何方；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骑在马上还不时用砍刀在左右的大树树皮上留下刀痕，以便让我独自去听凭命运支配之后，在归途中可以辨认方向。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的大自然，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减的威胁。孤独、危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踏着也许是走私贩子的、也许是逃亡的刑事犯的十分模糊的足迹行走，但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死于非命，因为安第斯山上寒冬的雪崩和可怖的暴风雪一旦骤然袭来，往往困住过往旅人，把他们埋到深达数丈的积雪下面。
在那荒野上的足迹两旁，我看到像是人类建造的某种东西。那是历经无数寒冬堆起的一段段树枝，是千百个过往旅人的草木供品，是为倒毙者堆起的高高的木坟头，它使人想到那些未能继续前进而永远留在那皑皑白雪下面的人。我的旅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砍下一些树枝，这些树枝有的从参天的针叶树上低垂到我们头上，有的从橡树上垂下来——严冬的暴风雪还没有来临，它梢头的枝叶已经在颤动了。我也在每一堆坟头留下一件纪念品、一张木质的名片、一束从树林里砍来的树枝，用以装点一个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坟墓。
我们还渡过了一条河。这种源出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小溪，奔腾而下，流势湍急恣肆，一泻而成为瀑布，挟着冲下险峻高山时产生的力量和速度，撞开土地和岩石；不过，这次我们遇到的却是一条缓流，水面开阔，平静如镜，是一处容易涉渡的浅滩。马匹下到河里，腿没在水里都够不着底了，便向对岸游去。突然我的马快要完全给水淹没了，我失去支持，开始摇晃起来；当我的马挣扎着把自己的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就使劲夹住马肚子。我们就这样过了河。我们刚刚到达对岸，我的向导，也就是那几位伴送我的农民，微笑着问我：
“您害怕了吧？”
“是的，我刚才还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我说。
“我们可都手拿套索跟着您呢。”他们对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又说：“我父亲就在这里落水，给急流卷走了。您倒不至于发生这种事。”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处天然隧道，这也许是一条流向不定、水量丰沛的河流在巨大的岩石上冲凿出来的，也许是一次地震把我们钻进去的这条花岗岩隧道——受侵蚀的石块形成的岩石水道——设置在高山上的。马匹没走几步就打滑，它们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稳住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铁蹄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仰面朝天倒在岩石上。我的坐骑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我们依然坚定地在这条广阔、光辉而又艰巨的道路上迈进。
在那莽莽丛林中，总有令人惊异的事在等待我们。蓦地有如奇妙的幻觉，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小块苍翠的草地；那里泉水清澈，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流水潺潺，上面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任何枝叶挡住普照的阳光。
在那里，我们有如驻足于奇幻的仙境中，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向导们各自下了马。如同举行祭祀一样，在那块场地中央摆着一具牛的颅骨。我的旅伴们一个个悄然无声地走上前去，把几枚钱币和一些食品投入颅骨的孔中。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粗鲁的尤利西斯[2]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这些人也许会从死牛的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种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为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帽子，跳起一种古怪的舞蹈；他们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脚印，单脚绕着摆在那里的颅骨蹦跳。在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陌生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界上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答复。
再往前走，已经到了越过边界的地点——从那里，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我们是在夜间到达群山间最后的峡谷的，这时忽然看见了火光，这是有人居住的确切迹象，我们走近时看到的是几所东倒西斜的房屋，几个似乎空无一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棚舍中央燃烧着粗大的树干，那些巨大的树身夜以继日地在那里燃烧，烟从屋顶的缝隙逸出，就像一片厚厚的蓝色轻纱在夜幕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都是人们在那一带高山上制成后堆起来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像一堆布袋似的躺着。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的弦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来自炭火，也来自黑暗的地方，是我们在路途中偶然听到的头一个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诉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边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同吃饭，然后又在黑暗中一起走向一些天然的房舍。温泉流过那些房舍，我们泡到温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长途骑马跋涉而引起的疲乏一扫而光。我们像受过洗礼一样，感到浑身清爽，充满活力；天一破晓，我们就踏上了将要与我的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几公里行程。我们精神焕发，勇气十足，唱着歌骑马离去，迈向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大道。我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以报答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温泉水、他们给予的住宿款待，也就是说，要报答他们主动给予我们的意外庇护；这时候，他们毫不动心地拒绝了我们。他们仅仅是帮了我们一点儿忙，而在那个“仅仅”里，在那个无声的“仅仅”里，有很多不言而喻的含义：也许是感激之情，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里学到过任何写诗的诀窍；任何会让后起的诗人们从中得到点滴所谓智慧的关于写作指导、方式和风格的书，我也决不会去写。我之所以在这篇演说中讲到了某些往事，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在这个与事件发生的地点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远难以忘怀的旧事，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我总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我要寻求的明确无误的语言和方式；这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为了表达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分。在那里，大地和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致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现在以同样的心情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在渡过湍急河流的时候，在绕着牛的颅骨跳舞的时候，在高山地区清澈的水里洗澡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感受，是日后要与许多人交流的发自我内心的愿望，还是别人传递给我的兼含要求与召唤的信息。我不清楚，我当时体验到的诗意，我后来讴歌的感受，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我写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记述还是创作的诗，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朋友们，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绝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的地方，才到达那块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确实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与人一道坐到友谊和责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认为指责或辩解都不是诗人的天职。总之，任何诗人都不是诗的主宰。如果有那么一个诗人一味指责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认为可以浪费生命去针对合乎情理的或胡说八道的指责进行辩解，我倒认为，只有虚荣心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如此极端的歧途上去。我认为，诗的敌人不存在于写诗或爱诗的人之间，而存在于诗人自己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
诗人不是“小上帝”；不，绝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进去，就是和全人类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理都没有允许我（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中崎岖难行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画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分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使我们窒息。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做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驰。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辞、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不管我谈到的诗人的这些责任是否正确，我将恪守不渝；我还决定，我在社会上和对待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具有自己的倾向性。我所以做出这样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光辉的失败、受人冷落的胜利、令人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像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承的是受了许多世纪磨难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们本是最欢乐、最纯真、用石头与金属建造过神奇的塔楼、制造过光彩夺目的珍宝的人民，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义时代迅速遭到摧残，变得无声无息，而殖民主义至今依然存在。
我们灿烂的前途主要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绝没有互不相关的斗争和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遥远时代、惰性、谬误、热情、当务之急、历史急遽变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说，如果我曾经为美洲这个伟大大陆的封建的过去效过犬马之劳，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不是因为参加了我国当前改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给予我的荣誉面前昂起头来呢？必须看着美洲的地图，面对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和我们周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拒绝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给予美洲人民的耻辱与受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没有再把个人当作太阳系中心的太阳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尽管它不时会有失误，但它每天总是不顾那些不合潮流的顽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之过急的人，不停地向前迈进。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的使命。
迄今恰好100年，一位才华出众的不幸诗人——一个极度绝望的人——写下了这样一句预言：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些壮丽的城池。
我相信兰波的这句有远见的预言。我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省份，来自一个地处偏远因而与一切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我是诗人中最不走运的一个，我的诗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区的局限性。但是，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才能带着我的诗，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这里。
最后，我必须对善意的人们，对劳动者们，对诗人们说，兰波说过的那句话表达了整个未来，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因此，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林光 译
